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隐逸的风气：从一个失乐园，到另一个失乐园

曹魏景元元年的一个深秋，子规急于回巢，嘤嘤啭啭着掠过树梢，沧州之上升腾起一面隐约的雾气，晚归的农人赶了牛车嘎吱着走向山脚。

山林中的夜幕刚落，林荫下的一间茅屋中，一曲《风入松》已起了调。数百载间，这片山林之外的世界不断地发生着沧海横流，八方风雨，斗转星移的重大事件。

而一群好琴、好酒、好思辨的人正隐匿在这山涧之间，他们一面“临清流，赋新诗”，一面“背长林，翳华芝”，像仙人，又像流亡者，过得好生快活，却又好生地不快活。

一曲终了，余音靡靡。朗月垂光，映照出他们高深莫测的面庞。天晓得，这座山是什么山？这片林是哪个林？这群人是何许人？

推杯换盏之间，远处的林间似有野兽跳跃而出，尾似长鞭，角如梅枝，毛同锦缎，眼如珠玉。屋里传来酒杯碰地的声音，一人喊道，快看，那是山泽瑞兽罢！众人拾了鞋奔出门外——湿润的山间只余麋鹿的蹄印，却已不见它的身影。

1. 逃亡的文人：从一个失乐园，到另一个失乐园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至公元260年左右，曹魏方面有司马家族权倾朝野，东吴有权臣凶虐、孙亮被废，蜀汉余了一名“扶不起的阿斗”，胜败局面已呼之欲出。

公元266年，司马炎结束了与曹氏家族之间的拉扯，正式篡魏，西晋如同一声惊雷般迅速崛起，并在公元280年灭吴后一举结束八十余年的乱世局面，实现了自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一统。

然而，西晋的统一却与秦王朝的一乎天下截然不同。秦王朝开启了持续四百多年的礼教、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统一。而西晋却打开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潘多拉之盒：在接下来的三百六十余年间，共计三十余个王朝相继兴灭，并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重要历史事件。

政权的反复更迭及战乱带来紊乱的经济发展，贫苦农民向士族及寺庙卖出土地以求生存，而大地主、贵族和官僚却纵情享乐、攀比财富。

与此同时，民族融合加强，佛教、希腊以及波斯文化传入中原，带来经济形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上的冲突和改变。中原大地呈现出一派星飞云散、颠沛流离的混沌景象。

存在于这一段时期的文人是悲惨而郁结的。政治形势风云突变、波谲云诡。在王公贵族之中，政变成为一种流行的手段，而在士大夫及文人之间，“站队”和“说话”则成为两门艰苦的学问。

文人的立场如风中浮萍，飘摇不定：在更迭的朝代里，大量名士包括谢灵运、崔浩等人被构陷，身家具陨；在新建立的王国中，选官制度趋向于任人唯亲，身世背景成为唯一的依据——可谁又能知道国家下一次姓什么？

王朝更迭之间，文人不断地从一个失乐园进入到另一个失乐园。“齐家”保命竟须步步惊心，“治国”安民显然遥遥无门，天下正乌烟瘴气地乱着呢，更不要说“平天下”。

几经铩羽，牛马风尘，现实的围城给了形而上的思想可乘之机，悲观的避世倾向开始在文人之间蔓延乃至流行。

2. 青山四处埋尸骨，我登鹿门永不还

世上曾有多少次天崩地裂的动乱和金尽裘敝的失意，便有多少份想要埋头逃避、远走高飞的心情。隐居作为一种社会性选择，在中国古代其实早已存在。

古代文人大多得意时仕，失意时隐，印证的是孔子所提出的“邦无道则隐”；后又有庄子形而上的“心隐”，东方朔“大隐隐于市”的“朝隐”；

乃至白居易提出“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伯夷叔齐因耻食周粟而隐居首阳乃至饿死，是一种坚定的明志；

林逋一生不仕不娶，结庐孤山，与梅妻鹤子为伍，是为骨子里的孤傲与清高庞德公携妻女上鹿门山后从此采药不返，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想要避开俗世，隐居于某处，其实是常见的人类心态和社会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上升为一种浓郁的风气。

在前后近四百年中，出现了诸多著名的隐士，他们各自因为所处的时期、政治环境、家庭背景及个性差异，体现出各不相同的隐逸风格。若要就他们的隐逸事迹做个粗浅的分门别类，那么大致能够分为四种。

第一种隐士为说隐就隐，楚河汉界，态度分明。这类人物以嵇康为代表，蔑视礼教，崇尚自然，与当政者势同水火，对于当下的潮流和世俗有着深刻的不屑一顾。

嵇康原本忠于曹魏政权，隐逸也是自司马家族篡位后开始。在整个魏晋南北朝的隐士当中，嵇康的才情才艺、狂放不羁、社会声望乃至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均有着一骑绝尘的实力。

李贽叹其文章“峻绝可畏”，刘勰赞其品性“清峻”、是为“隽侠”，白居易写诗为其“涕泪满裳”，冯友兰评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

嵇康之所以受到文人广泛的喜爱，正是因为其刚肠疾恶，爱憎分明的果敢和骨气，以及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浩然的思想立场。

然而，这样的个性遇贤则矣，遇佞则溺。在得知好友山涛好意将自己举荐给司马朝廷时，嵇康勃然大怒，奋笔疾书，怒写长篇巨制《与山巨源绝交书》。

文章酣畅淋漓，脉络分明，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毫不遮掩地向挚友山涛流露出指责、尖刻与傲慢，然而贤者山涛终以宽宏待之。

而在面对因仰慕而前来拜访的钟会时，嵇康因认定来者为俗人，怠慢钟会，甚至抛出轻蔑的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后来，钟会向司马进谗言称嵇康为“卧龙”，嵇康终究给自己埋下殒身的祸根。“营内而忘外”是嵇康的特点之一。

他不喜俗人，又不肯憋着，必须言明立场，道清身份，叫这些人看清自己的愚蠢，这在招致大量仰慕者的同时，也广树外敌。在旁人看来，他的言行就有了“名重伤身”、“不合时宜”的过失。

魏晋隐士的第二类型为半隐不隐型，主要以阮籍、山涛和刘伶为代表。山涛和阮籍都是嵇康的至交。

在断袖之气蔚然成风的年代，三人的关系曾好到让山涛的妻子心生怀疑。山涛幼时孤苦清贫，因此在被司马师举为秀才后，至此格外珍惜仕途，始终恪守本份、选贤用能。

山涛虽然不似嵇康那般恃才放旷、旗帜分明，但他为人正派，品格高贵，度量恢弘，“璞玉浑金”。

虽然在职期间屡求退位，希望归隐田野，仍因风德高尚、治理有方，屡次辞官不成。山涛与嵇康之间即使有绝交书事件存在。

但他仍是嵇康死前唯一的托孤对象，二人在志趣和理想上，实则有着莫逆于心的交情。阮籍在为人上比嵇康更为圆滑。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嵇康赞其“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只有“饮酒过差”是他的缺点。阮籍和刘伶都是酒鬼。

阮籍为了步兵校尉府中的美酒接下校尉的官职，实则每日偷闲躲静，一遇正经事就装醉。刘伶对于酒的痴迷更甚，常常鹿拉轻车，纵酒昏酣，后又特意作了《酒德颂》，用来隐射现实。

在嵇康下狱、阮籍病死后不久，太康时代终于到来，社会呈现出一片安宁繁荣的景象，竹林七贤中的向秀、王戎、阮咸等人再次积极地寻求入仕。

他们体现的则是第三种隐逸：能隐则隐，不隐则矣；隐无可隐，无需再隐。换句话说，当形势明朗，机会出现，他们仍愿投身朝廷，实现治国志气。

西晋虽是一个伟大的朝代，但伟大的人物却在其之中变得平庸。曾经雄才大略、明达善谋的司马炎开始追求别出心裁的放纵。

西晋的没落弹指之间，仅二世而亡。晋人为躲避匈奴人的进攻，举家南下，开辟了东晋。正是在嵇康与阮籍去世一个世纪之后，陶渊明诞生了。

陶渊明代表着第四种隐逸，即，隐便隐了，无需再提。隐士如陶渊明、庞德公等在内，均体现了坚定的志气，但一旦归隐，就索性连意见也懒得发表。

文人的作品能够体现出其心境，陶渊明的诗作开辟了田园诗、隐逸诗的新篇章，清新明朗，悠闲快活，体现了真实的平淡和释然。

相较于陶渊明，嵇康归隐后的论作仍彰显着他犀利的笔锋，孔武有力的论辩和强悍的个人态度，这或许还意味着怨恨，意味着不甘。

3. 阵痛下的新生：建给后世的复乐园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上的无序通常为新事物的探索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政治上的动荡和混沌必然带来文化与思想上的遍地开花、百家争鸣。

一方面，秦汉一统的瓦解松动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权威，“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消耗着社会对这一学派的信赖，使得道家、法家、佛家等思想能够趁虚而入，寻得一方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身处混沌之中的文人在折磨中生出了对虚无的渴望和好奇，以形而上的道家思想为基础的魏晋玄学应运而生。

深奥的玄学对本我，他人，自然，以及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了真挚的探索，在混沌的当时给人们带去了慰藉心灵、振奋精神的作用，同时对后来的中华哲学乃至世界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在文化审美方面，这一时期的诗词造诣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演变和升华。在诗歌风格上，隐逸诗和山水田园诗避开了严酷的现实。主张片段化、场景化的自然景观描写，凸显闲适自然、宁静娴雅、质朴清新的诗歌意境，继而寓情于景，传递深意。

在美学意象和行文方式上，严酷的政治环境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言论自由的可能性，隐士对于感官及意气的表达倾向于曲折和隐晦，因此出现了隐喻、比兴、象征等手法。

除了麋鹿、沧洲、五柳、鸥鹭、东皋、牧童、子规等大量的特指隐居山林的意象之外，隐士及文人还常常用到以物代人的手法。

例如，嵇康在自己的《琴赋》中提到，“然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郄；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

全篇虽在刻画琴之态、琴之美，实则却在表达自己交友的原则和旷达的心声。

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低调的反世俗反而变成了高调的非主流，有时隐士们隐晦的自我表达在外人看来，就有了阴阳怪气、含沙射影的意味。

后记：二十一世纪，隐逸文化是否可取？

隐逸文化在中国历史、文艺以及哲学发展领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当人类进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社会管理极为先进的现代社会后，隐居变得困难。

甚至不再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在现代化国家当中，似乎只有日本与芬兰还保留甚至继续发扬着离群远居的社会文化。

而原因大多仍是为了逃避社会现实、确保必要的社交距离、断绝累赘的社会关系。

然而，我们所立足的空间本就充满了动机、关系、责任与感情，充斥着喜悦、悲伤、恐惧、挫败与灰心，以及无数个与我们感情相似的其他人，这才是真正的世界。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还能心无旁骛地抛下一切去隐居吗？就现状来看，或许只有新冠病毒做到了。

了解历史使我们明白了历史人物所面临的混沌意味着什么，而他们又于其中挣扎着创造出了什么。如果于混沌之中抽身远离即意味着获得了新的视野和立场，隐居是否也可被视作为一种生活的创意？

可是，真的可以仅因恐惧和失落就离群索居吗？

抹除了恐惧不意味着增加了勇敢，行动之阻助长行动，道路之阻自成道路，恐惧者和失落者需要知道的不是这个世界有多可怕、多令人灰心，而是明白他们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大。

直面现实的勇敢意味着像狩猎者一般保持警觉，并始终尝试使自己有能力应对危险和未知。但若要隐去，便是真的一去不返。回想一下你的人生，你真的想好了吗？

参考文献：

《汉晋春秋》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

《琴赋》

《与山巨源绝交书》

文/羽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