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抗日五十年史记（下）

日本史学家——依田熹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一．史料来源

钟安西：《台湾抗日五十年》，《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注：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台湾近现代史专家。

褚静涛：《从台湾自治到回归中华祖国》，《闽台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注：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台湾近代史权威专家。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日本东京青史社，1937年版

注：时任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图书事务官”，法学士。《台湾治绩志》是研究日据台湾史，最重要的史料

依田熹家：《简明日本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注：日本史学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日本东京研文出版社，1983年版

注：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台湾史专家。

戴国辉著：《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之资料》，日本东京社会思想社，1981年版

注：中国台湾近代历史著名学家，研究雾社事件第一人。曾任日本文部大臣外籍咨询委员、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

秋泽乌川：《台湾匪志》，中国台北台法月刊发生所，1921年版

王晓波著：《台胞抗日文献选编》第68-69页，第131-135页，第152-153页

张瑞成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

张瑞成编：《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

喜安幸夫：《日本统治台湾秘史》，中国台湾武陵出版社，1984年版

锥木作太郎：《台湾蕃族研究》，日本东京青史社，1934年版

丘秀芝：《民族正气—蒋渭水传》《近代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中国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200页

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中国台北稻梁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页

林黎：《议会之父—林献堂》，载《台湾名人传》，中国台北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台湾文献委员会：《台湾史》，中国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4年版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稿》之《革命志·抗日篇》，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版

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

《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会为该会决议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请予核备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

中国台湾民族运动领导者—林献堂

二．中国台湾民族运动抗日

中国台湾人民经过20年武装抗日，屡败屡战，损失惨重。至1915年，已再难有作为。遂通过政治，文化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抗日进入第二阶段—民族运动时期，民族运动谋求先光复自治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始于“台湾同化会”，林献堂是发起人和领导者。林献堂（1881年—1956年），出身于台中雾峰一个世家望族。日本据台后，林氏见武力驱除已无望，决心利用日本中枢在治台方针上的分歧，争取开明人士同情，以和平方式光复。1912年，林氏在东京由日本浪人介绍，谒见了正在赋闲的明治维新元勋板垣退助伯爵，向他陈述日督府的种种暴政以及台人的苦况，这赢得了板垣退助的同情。

板垣退助出身于日本四大雄藩之一的士佐藩，明治维新时有大功勋；之后长期领导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曾组成日本近代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素称“日本民权之父”，在日本政界有很高声望和较开明思想。1914年2月18日，他应林献堂之邀赴台进行16天考察，他提出日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日，台人应该一视同仁，作为中日亲善之津梁，进而促进东亚民族团结，共抗白色人种，故倡立“台湾同化会”，他的主张得到林献堂等的响应。11月12日，板垣退助来台，经月余筹备，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成立，板垣退助自任总裁，聘林献堂等20多位本地有影响士绅为评议员。然后，板垣退助到台中，台南演讲。

板垣退助

板垣退助的主张给予在总督府压榨下的台湾绅民一个契机，他所到之处，民众反应热烈。在很短时间内就有3000多人成为正式会员，但也有不少台胞对板垣退助的“同化”主张持不同意见，他们只想借此对抗日督府。

日督府对板垣退助的主张及台民众的响应恨之入骨，但慑于板垣退助之地位与声望，只得表面逢迎，暗中破坏。1915年初，板垣退助返日，当局即迫害参加同化会的人士。2月26日，终以“妨害治安”为由解散同化会，“台湾同化会”仅存在68天。

同化会解散后，林献堂避居东京，在台湾留日学生中继续开展活动。1918年，他与蔡培火，林呈禄及一群留学生发起撤废“六三法”运动。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兴起民族自决浪潮，1919年3月1日，朝鲜发生几百万人参加的“独立万岁事件”。接着，祖国大陆也爆发五四运动，日本国内同时也出现民主运动高潮，这都给林献堂等人巨大刺激。1920年1月11日，在台湾留日学生联谊组织高砂青年会为主的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台人第一个政治性团体—新民会，推林献堂为会长，另一淡水望族蔡惠如为副会长。

新民会成立后，于7月16日出版会刊《台湾青年》，该刊后来扩大为“中国台湾民报”，并经多年争取获准在台湾发行，成为当时岛上唯一由台人经营的报刊。该报经常抨击督府暴政，号召台胞起来争取应有权利，这为台湾民族运动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新民会还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战后，林献堂等人已不满足撤废“六三法”，进而要求设置由内地人（指日本人），台湾人，高砂人（山胞）选举产生，对总督府律令和预算具有审议权的台湾议会。1921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等首次向日本帝国44届国会呈递178人联署 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结果被日本国会拒绝。但林献堂回到台湾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请愿运动在稍后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组织下进一步展开，参加请愿的人越来越多，包含社会各阶层，还得到不少日本开明的学者，国会议员，政坛元老的同情和支持。从1912年至1934年，几乎年复一年连续进行15次请愿，但日本议会始终不予采纳。

中国台湾文协

中国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10月17日，在新民会推动下成立于台北，林献堂为总裁，蒋渭水等为常务理事。文协虽然宣称以助长文化发展为宗旨，实际从事政治活动。成立后，取代新民会成为民族运动大本营。文协除领导请愿外，还开始各种文化教育启蒙运动。在台湾人民，特别 是青年中间产生巨大反响。日总督府从文化协会成立起，就全面防范。1923年1月，日督府将日本国内镇压政治运动的“治安警察法”搬到台湾施行，藉以对付民族运动。

1923年1月23日，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未能获得台北警方批准。蒋，蔡等乘第三次赴日请愿之机，2月16日以同样组织名称和章程向东京早稻田警署登记，成功通过注册。回台后，他们公开这一组织名义活动。

12月16日，日督府借口违反了“治安警察法”，秘密拘捕了蒋渭水等41位民运中坚，另有58人受到搜查和传讯；造成震动一时“治警事件”。第二年3月1日，蒋渭水等18位民运领导人受到起诉，7月开庭审理，被告及其律师在法庭上与检察官展开长时间激辩，经9次庭审。8月18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布被告全部无罪。但检察官再次起诉，10月19日举行二审，结果蒋渭水，蔡培炎判刑4个月，蔡惠如，林呈禄等5人各3个月，另外6人各罚金百元，其他5人无罪。

“治警事件”没有阻遏民族运动的兴起，反而使运动更趋高潮。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为台民众英雄。1925年，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大大增多。

台共领导人—谢雪红

三．分裂！民族运动抗日失败

文化协会日益扩大，会员之间因出身，经历，教育，思想主张不同日趋歧异。以林献堂，蔡培火等本地老士绅派主张和平渐进方式使中国台湾摆脱日本统治，回归祖国大陆；以王敏川，连温卿等青年学生为主的一派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彻底推翻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蒋渭水虽与林献堂较接近，但行动上激进，属于中间激进派。几派会员很快矛盾加剧，互相攻击。

1927年1月3日，文协举行临时总会，通过连温卿等提出的会章修正案，团结无产大众，推行阶级斗争，达成民族解放等写进会章，文协成变成左倾政治团体。

1927年7月10日，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因不赞同连温卿等人主张，另组成“台湾民众党”，并于10月1日正式脱离文协。文协开始分裂。

分裂后的文协称新文协，积极建立工农团体，开展工农运动，行动日趋激烈。中国台湾共产党蔡孝乾，谢雪红加入文协，在他们的推动下，新文协发动了一系列较大的反日群众运动。中国台湾共产党成立于1928年，为日本共产党支部。

1927年7月30，31日，新竹中坜租种日本拓殖会社土地的佃农300多人，因灾要求减租，被拒后包围郡政府。11月，该地农民为抗议法院批准拓殖会社搓押佃农青在新文协发动下，到现场阻止警察执行。事后，有34人被捕。史称“中坜事件”。

1927年11月27日，新竹文协成员陈继章，杨国成举行讲演会，被日警解散，听众骚动，日警拘留20多人。随后新文协发动大批群众包围郡政府，打伤日警多人，后有71人遭受刑罚。史称“新竹事件”。

1928年5月1日，台南州政府为纪念昭和天皇登基，拟在南门外一片有三万多墓穴的历史墓地建设运动场，令墓主限期迁墓。新文协和其他团结一起带领群众抗议阻止，迫使日台督取消。史称“台南基地事件”。在斗争中，新文协与台共最终走到一起。1931年1月6日，新文协正式成为台共同盟军。

1931年6月11日，台共两次遭日台督当局大规模镇压破坏，大批党员被捕或出走，活动完全转入地下，新文协也被迫停止活动，此后彻底消沉。

而台湾民众党方面，在林献堂，蔡培火，林幼春，蒋渭水等领导下，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革除社会制度缺点等主张。民众党除继续领导请愿（当时已受冷落）和文化启蒙外，最具影响力的行动就是蒋渭水向国际联盟（国联）控告日台总督鸦片政策。

日据台后，实行恶毒的鸦片渐禁政策，规定鸦片由日台督当局专卖，烟民除部分毒瘾已深，难以拔除的经特许仍准吸食外，其余均令戒除，同时禁止新烟民发展。原本这使得公开类烟民呈减少趋势，但当局为不使鸦片财源断绝，于1929年12月又向25000多人发放特许证。1930年1月20日蒋渭水以“代表四百万的台湾人之民众党”名义向国际联盟鸦片委员会发出电报，控告台督当局违反国际条约，请求国联出面阻止。2月19日，国联鸦片委员会委员三人赴台调查，林献堂，蒋渭水等不顾威胁，亲自与国联委员见面，陈述鸦片之害及日台督当局举措之恶，在确凿证据和国际社会压力下，日台督当局被迫表示要重新审议鸦片政策。

中国台湾民族运动领导人—蒋渭水

蒋渭水受30年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决定走结合工农运动的道路，最后与林献堂等人分道扬镳。最终1930年8月17日，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等温和稳健派党员脱党，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2月5日，在蒋渭水主持下，民众党将除林献堂外全部参加自治联盟党员除名，又将党纲，政策作了修改，提出争取工农，无产市场及一切被压迫民众政治自由的口号。

1931年1月18日，林献堂宣布退出民众党。2月28日，台督当局以违反治安警察法将民众党取缔，并拘捕了蒋渭水等16名领导人。次日，在严令今后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后释放。2月23日，蒋渭水，谢春木等7位前民众党主要干部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奋斗。但蒋渭水，却于同年8月5日病逝；民众党很快解散。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提出不抵触日本宪法范围内确立台湾地方自治，赋予人民普遍选举权的政治纲领。1934年10月1日，经多方努力，台督当局宣布从次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但规定仅州议会有议决权，街，庄议会只备咨询之用，州，市，庄行政长官仍由政府委派。这实际上只算是局部自治，自治联盟推选杨肇嘉等10名代表晋见中川健藏总督，要求完全自治，遭到拒绝。

1935年11月22日，台湾举行历史上首次地方议会选举。自治联盟推荐的15位侯选人有9人当选，这也是林献堂等人取得了最大实际成果。

台湾民族运动是台湾人民利用日本宪法保障及统治阶层的矛盾，以温和合法的政治行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特殊的反抗。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使得日本“同化”落空。但由于完全依赖日本统治者的政体，法规，其内部又存在不同的主张和策略，最终走向失败。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没有根本改变日本侵略者统治台湾的悲惨状况。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日本政府为巩固台湾统治，下令解散和禁止岛上一切民间政治团体，历史20多年的台湾民族运动落下帷幕。台湾抗日也进入第三个阶段—迎接解放。

本节史料来源于王晓波著：《台胞抗日文献选编》第68-69页，第131-135页，第152-153页; 丘秀芝：《民族正气—蒋渭水传》《近代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中国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200页; 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中国台北稻梁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页。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

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台湾抗日行动

二战期间，作为日本南进东南亚基地。日本加紧对台湾进行经济，资源掠夺，并驻重兵。为除本岛之外诸岛之最。这一时期，台湾人民最重要的抗战行动；就是抵制，排拒日本侵略者“皇民化运动”。日据台湾后，台湾人民顽强保持传统文化，继续使用汉语汉文，自发设立书房私塾，在日常生活中保留原有风习。

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消除反日情绪，企图迅速将台湾人民同化为所谓“皇民”。其内容主要有三项：1.日本当局禁闭岛上所有汉文学校，禁绝一切汉文报刊，禁演中国戏剧，禁止台湾人民祭拜祖先，寺庙，禁止过传统节日。企图在岛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2.强令台胞一律使用日本语言，改用日本姓名，穿日本服装，住日式房屋，参拜日本神社等。向台胞强推日本生活方式。3.大量征发台胞参加日本军队，大举推行“皇民奉公运动”。据统计，二战期间，至少有30万台湾青年奉召赴海外作战，而被掠财物，劳役难以统计。

对此，台胞自发抵制。如日本政府大力表彰所谓“国语家庭”（完全使用日语家庭），享受与日本人同等配给的优待。但到1941年，台北市仅有所谓“国语家庭”171户，林献堂更带头终身不说日语。又如，日方规定不改用日本姓民的居民不准登记户籍，不得领取战时配合，公教人员一律开除。但到二战结束，改用日本姓名的台胞仅占人口总数9%。

全面抗战爆发后，台胞间兴起收听祖国广播，传播消息热潮。1937年9月，台中人庄遂因听祖国广播，被逮捕杀害，成为战时第一位受难民族志士，这更加激起了风潮。1938年，居台华侨自发组织炸毁停泊在高雄港内的日军舰，被叛徒出卖后，数百人被捕牺牲。同年，台共领导反战志士炸毁日军久留米油库，炸死日军十余人，炸伤二十余人。

1939年10月10日，被征入伍军夫300多人，在高雄集中突起暴动，杀日军官兵30多人后携械逃散。这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台湾地区发生最大规模抗日行动。

1941年11月8日，凤山当地士绅黄元南等人秘密结党，准备接应国军登陆。日台督当局多次搜捕，共抓捕81人，随后在东港各地抓捕欧清石，张明色等183人，经三年审理，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到拘禁数月不等，其中7人受刑致死，2人死于狱中。史称“凤山事件”。

1943年，苏澳渔民70余人涉嫌在海上与美国潜艇秘密接触。并掩护美国侦察兵在岛上登陆被捕，多人在狱中死难。

1944年，台北帝大学生蔡忠恕结合同志200多人，密谋配合国军反攻，被日本特务侦破。4月，蔡忠恕及同学多人被捕。

国军台籍将领，台湾义勇队长—李友邦

四.在大陆台胞抗日活动

早在1920年代，台籍青年先后在广东、北京、武昌、上海、南京等地，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会、韩台革命同志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台湾民主党等，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台北芦洲人，1906年生，青年时期在岛内自发参加反日活动。1924年投奔大陆，6月在广州参加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旋离校。1926年12月，李肇基等人酝酿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编辑出版《台湾先锋》杂志。得到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支持，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参与者有张克敏、李祝三等人，属秘密结社，利用报纸、宣传文书等，联络台籍青年，从事革命工作。

1929年，蒋介石应台胞的请求。与日本协商，决定在台北设置领事馆。当国民政府派驻台湾第一任总领事林绍南抵达台北后，受到台胞热烈欢迎。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 ，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表态：“我们总理在世的时候，早就看穿了日本这个野心，和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也为本党定下一个革命的对策，就是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以垂示于全党同志。因为高丽（朝鲜）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所常常对一般同志讲的。”这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他们组织抗战团体，有浙江的台湾独立革命党、福州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许多人加入国民党，奔赴抗日前线。

在重庆的台籍志士人数渐多，但组织涣散。1941年2月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决定，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成立宣言：“吾人咸认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抗日胜利，固为台湾民众解放之唯一要素，而台湾革命运动，对祖国抗战亦不能谓无裨益。”台籍志士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积极从事抗日斗争，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使国统区台籍人士组建的多个小组织统一起来。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林森主席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全部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

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国民政府中的许多高层人士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人参加。林友鹏呼吁“台湾同胞为一远离母怀之孤儿，今彼伸手向母，要求回归怀抱，祖国之同胞，犹忍坐视不舒一臂助乎？”黄少谷、丁超五、宋渊源、林作民等人一致认为，大陆民众过去对台湾情形隔膜，今后应该加紧宣传，使民众皆知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后，国民政府既在重庆成立了东北四省的省政府机构。谢南光等人援引此例，认为台湾为中国一行省，国民政府已公开对日宣战并宣示收复台湾，因此，应该设立台湾省政府或类似机构，起用台籍志士，为收复台湾做准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认识到台湾在西太平洋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学界有人提出战后由联合国托管台湾，来试探中国人民的反应。这引发台籍志士极大愤激，致函美国各界，反对国际共管，阐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1942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日本所侵占之土地均应于战后交还原主“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明确向盟国提出中国收复台湾，琉球的主张。这得到台胞的热烈响应。

1943年初 ,宋美龄访美；蒋介石嘱其会见罗福总统时 ,可商洽中国被日本强占的领土处置问题。1 月 29 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 ,战后能收复台湾、东三省与外蒙 ,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2月 ,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蒋介石 ,罗斯福总统已表示“日寇所有岛屿 ,除其本国外 ,均应就同盟国警备立场支配之 ,台湾当然还中国”。罗斯福的承诺使蒋介石稍感宽慰。3 月 ,蒋介石著文指出“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 ,屹峙东南 ,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 ,迄至明末 ,乃为荷兰人所侵据 ,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 ,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以国防的需要而论 ,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 ,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侵据 ,则全民族全国家 ,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 ,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不难看出 ,蒋介石已经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收回台湾，甚至外蒙，琉球主权都排上了国民政府的工作日程。但随着美国以巨大代价攻克琉球，苏联出兵东北，并与美，英私下达成出卖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丢失外蒙，未能收复琉球主权，成为蒋介石最大的遗憾。

1943年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台湾一日不能获得民族自由解放，则台湾革命将无止期，台湾革命倘无终止之日，则东亚已无和平可言，遑论世界和平，本会深望世界有识之士，为使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台籍志士代表台湾600余万人民，强烈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的论调，要求国民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6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再次发表宣言：“我们身上流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要求尊重人民意志的民权，我们信仰民主主义，同时我们欲以诚恳的态度，请求同盟国各国政府根据大西洋宪章及二十六国宣言，待遇台湾，以解决战后的台湾问题，即请求援助我们达到复归中华民国的目的，解除我们四十八年来的奴隶生活，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建设自由平等互助的新世界。现今国际中尚有若干人士主张于战后国际共管台湾，这种思想不问其动机是善意抑恶意，事实上乃帝国主义残留形式，违背大西洋宪章，无视公理与正义，我们台湾人必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反对这种思想及这种措置，我们不愿做一个主人的奴隶，更不愿做一种奴隶去服事许多主人。”

首任台湾行政长官，二二八事变罪魁—陈仪

同年11月21日至28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李友邦主持，增设“建政委员会”，以研究中国宪政及台湾行政之实施与计划；增设“建军委员会”，以研究及筹备有关台湾之各种军事设施与组训；增设“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事发扬台湾文化，并参加祖国文化运动，以促成台湾文化之还本归宗。李建华、柯台山提出，“请以大会名义呈请行政院，准从速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利复土工作”。谢南光提出，“请以大会名义向英、美、苏各国领袖致敬，并要求其承认台湾归还中国。”台籍志士强烈呼吁，从速设立台湾省政府，设立台湾武装部队，添设台湾参政员，整备政制及军制，以确立台湾政治地位，为收复台湾作具体的措施。

1945年春，收复台湾在即，台籍志士纷纷上书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要求承担接收台湾的具体工作。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台籍志士谢东闵等提《拟请中央统一和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今台湾光复在迩，发展本党实力尤为急切要图，谨就管见条举办法如左：（一）欲扩大党之组织，宜先放宽尺度，洞开门户，以便延揽台人才，充实党之干部，庶人地熟悉有利于工作之进行。”

8月底，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拟设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组，推举张邦杰为军事组长，李万居为政治组长，庄希泉为经济组长，宋斐如为文化组长。并致函国民党中央，请予核备。

针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都有吸纳台籍志士参与复台工作的共识，蒋介石希望陈仪接收台湾，应注意吸纳台籍志士，如谢南光、宋斐如。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主持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工作。

蒋介石在台湾

五.台胞积极参加收复台湾工作

1943年《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将收复中国台湾提上议事日程。1944年3月中旬，国民政府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任命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九、王芃生、钱宗起、周一鹗、夏涛声为委员。

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一直呼吁设立台湾省政府。蒋介石未直接授权台籍志士负责台湾复台大计，主要考虑到台湾何时回归仍未定；即使日本战败，最先登上台湾岛的可能是美军或英军，中国政府至多负责行政部分，未来台湾军政府的设计牵涉到盟国的利益，中国单方面无权决定，故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调会，为收复台湾预作准备，避免立即成立台湾省政府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

蒋介石更深一层的考虑则是，大陆各地的地方主义盛行，“川人治川”、“粤人治粤”，各省的省主席、省党部主委多由本省人士出任，令中央对地方难以控制，使国统区流于诸侯割据的局面。为了使中央政令有效贯彻到地方，必须扼制地方主义，所以对于台湾这块即将回到祖国怀抱的土地，蒋介石未起用台籍志士直接负责复台大计，而采用人地相宜的原则，由曾在福建工作的陈仪来担纲。这令台籍志士大失所望，也为“二二八事件”埋下了种子。

陈仪根据蒋介石的批示，设法网罗，启用大量台籍人士。如先林忠、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谢挣强、黄朝琴、林啸鲲、游弥坚、刘启光、宋斐如。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王泉笙为台调会委员。参加“台湾党政干部训练班”教学工作的台籍志士有黄朝琴、宋斐如，学员有连震东、谢挣强、柯台山、李佛续、曾溪水。

中国台湾少年团

收复台湾后建立何种行政制度？1944年7月，台调会召开座谈会。林忠认为，“台湾完全与闽省（即闽南）相同，而且在日人占领之下，其民族思想特别浓厚，所以台湾不宜视同蒙、疆等地，应视为内地的一省。但情形容有特殊，有些设施可暂与各省不同。”

黄朝琴建言：“台湾是从前的一省，所以收复必须改省。台湾离开祖国将五十年，政治、经济、建设以及风土习惯和国内相差很远，希台湾收复以后五六年内，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不以实验的名义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治理。将来台湾省的制度，必须以单行法制定，不必与各省相同。……行政机构有考虑的必要，日本在台湾的制度很好，原有的总督府，只须名称的取消，改为省政府。原来的总督府的机构不予更动，内地各省政府的机关太多，于台湾人不习惯。五十年来台湾的系统都是一元化，如遽加变更，使台人无所适从。”

谢南光有同感：“台湾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程度等，其水准均在水平线以上，所缺者党化教育思想教育而已。祖国于收复台湾，应尽量利用台湾的设施发扬光大，利用台湾建设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和人才来重建台湾，来建设祖国。人才与经验的交流实属必要。台湾各种制度设施中，优良者予以保存运用，不合国情者予以铲除。……台湾受过小学教育的有三百余万，中等教育的有三十万人，大学及专门教育的有五万人，不能说无人才可用，只在用之得法。台湾人受日本教育，对于国文素养尚差，故在考试方面，将来应以十年为期，实行特别考选制度，由考试院划定为特别考选区，准予以日文应试，因为由中学改授国文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年，十年以后，即可撤销。”

台籍志士主张，应设立台湾实验省，重用台籍人才，采取渐进政策，恢复并发展台湾的经济。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在接收台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应设立一过渡机构以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凝聚着台籍志士的心血。

收复台湾在即，台籍志士积极参加复台的实际工作。1945年2月13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要求我政府或盟军给予我人武装，在台湾战事揭幕时，听候驱策。我人深验日本在台湾尚有不可轻侮之实力，仅台籍壮丁即有百四十万人，此项人力不可为敌所用。台湾每年过剩米谷五百万担，可养三百万大军，此种物力更不应为敌所用。我人愿向台湾岛内作有效之宣传，鼓动并向导工作，组织游击队，协助我盟军，以减省流血而达成迅速胜利，累数十年之斗争经验，大义当前，应不让人，时机业已迫切，愿祖国及时领导，使我人参加台湾光复之神圣战争。”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因盟军不登陆台湾，改由中国军队接收台湾日军投降，为统一接收起见，几日后，蒋介石任命陈仪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如此，台湾军事接收与行政接收皆归中国政府执行。

此时，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拟设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组分担办理，推举张邦杰为军事组组长，陈幸西、王民宁为组员；李万居为政治组组长，谢南光、谢挣强、林鸿鸣为组员；庄希泉为经济组组长，王蕴玉、苏铁化为组员；宋斐如为文化组组长，林忠、连震东为组员。恳请国民党中央，派遣台籍志士参加复台实际工作，委以大任。蒋介石也希望陈仪接收台湾后，应注意吸纳台籍志士，如谢南光、宋斐如、丘念台等人。

台湾受降仪式

综上所述，台籍抗日志士来到大陆后。为了台湾回归祖国，数十年奔走呼号，流尽血汗。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中央为避免加剧与日本矛盾；一度采取疏远态度。抗战爆发后，全力扶持，并帮助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许多机构录用大量台籍人士。

这些台籍人士为日后收复台湾，建设台湾起到重大作用。如台籍志士李友邦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三青团台湾区部筹备处主任。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连震东任台北州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挣强任台南县虎尾区区长，柯台山任台湾日报社长，李佛续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工矿专员，曾溪水任台南市区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游弥坚任台北市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谢南光因另有重任，未返台。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台湾革命同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