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赛因，一个乍得悲剧》影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被称为「黑色大陆」的非洲，总给外界动乱、贫苦、血腥的负面意象。

外界对于这块土地的声音多是充耳不闻，其历史创伤也鲜少被正视，即便有光透进，也很难被外界感知。但许多非洲的知识份子不接受这样的处境，他们将摄影机带回故乡，让这块土地的变化与光芒，都能被传播出来。

查德影像工作者马哈曼特-萨雷·哈隆（Mahamat-Saleh Haroun）即是如此。他的第二部作品《希赛因，一个乍得悲剧》（Hissein Habré, A Chadian Tragedy），目前正在国际人权影展上放映。这部纪录片透过无数个受害者的证词，呈现1982年到1990年间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Hissein Habré）执政下，一段国家对人民施以暴力的黑色历史。

不只是「黑人的事」

首位提出证词的，即是导演哈隆。影片以他书写哈布雷名字的场景开展，搭配独白，散发一种少年无忧无虑不知黑暗到来的青春气息——1974年，武装反抗军首脑哈布雷因挟持一名法国民族学者而声名大噪，年方13的哈隆，这才第一次听到哈布雷名字；四年后，经由一场全国和解协议，哈布雷成为总理。17岁青春烂漫的哈隆，并不知这是「引狼入室」，直至1982年哈布雷以武力夺权，才认知到「生活因为他而陷入长年黑暗。」

如同所有独裁政权，哈布雷的工具除了独大的政党，就是政治警察（Documentation and Security Directorate, DDS）。在这体制下，人们只能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否则就会被强制征收、停业清算，甚至逮捕。根据查德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had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调查报告，自哈布雷1982年掌权至1990年逃亡这八年间，超过四万人遭到政治谋杀（在狱中死亡），而被刑求虐待者多达20万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故被逮捕、拘禁、凌虐，并死亡，且受害范围还扩及家属。

哈隆在哈布雷掌权不久，即远走他乡、过着流亡生活，直到1990年，无数乱葬岗被发现，他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事：「这段期间对很多查德人来说，是一场横祸的开始，恐怖开始蔓延，法国和美国冷眼旁观。」

事实上，美国、法国不仅仅是冷眼旁观而已，当时正处冷战时期，西方的头号公敌是利比亚强人卡扎菲（Gaddafi）。为了钳制卡扎菲的势力，美法大力支持哈布雷政权，给予金钱与军事援助外，DDS成立后不久，美国中情局甚至协助成立情报中心、培训特务，强化政治警察的拷问手段——如同扶植其他独裁政权一样。哈隆的独白如此无力：「据说他（卡扎菲）对和平是一大威胁，据说一定要阻止他扩张侵略才行，据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好多好多的据说，而我们通通照单全收。」

因此，这个显而易见的屠杀暴行，在西方强权作为共犯的情况下，彻底被外界忽视。2016年5月，当哈隆带着这部作品前进坎城影展时即对媒体强调，希望让这个「屠杀」（genocide）能被世界看见；这些暴行之所以能背向世界执行，也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黑人自己的事」，而被忽略。

《希赛因，一个乍得悲剧》就是在这个脉络下生成的作品。如前所述，影片中几乎每一位「黑人」都是哈布雷政权的被害者，他们说的虽是「自己的事」，却也不只是「自己的事」——他们想要对那些曾经施暴于他们的体制提出控诉，想替逝者讨回公道。

这部纪录片大多依赖陈述，因为暴行无法公开，没有留下新闻或档案资料。但即使如此，也已足够——这些受害者长期遭到噤声，因此，光是说话，就自带力量。这些话语被记录下来，有很大的意义，除了成为得以永久保存的历史证词，也可以让人们知道这个悲剧，甚至去指出邪恶之处，并将其讲出来（name it）。

接受审判，请求原谅

尽管这些受害者已然残坏的身体无法复原、心理的创伤梦魇不能根除，他们仍然希望能透过体制寻找真相、获得司法正义——他们要求布哈雷接受审判，最好布哈雷能「向他们请求原谅」。

这种「请求原谅」的观念，在纪录片开始不久即已展现。一个男人带着另一名不良于行的男子拜访一个老人，三人并排坐在板凳上。老人表示认识这位瘸腿男子，也知道自己对他做了什么事。这时，观众才知道，原来这瘸腿男子是到了当年逮捕他、虐待他的政治警察家里，与他对质，并让对方请求原谅。

瘸腿男子在狱中被拘禁两年，没得吃没得喝，受尽折磨，惨遭捆绑、殴打、凌虐，出狱时还被打断腿，左眼也被毁，再也看不见。听了男子的陈述，老人只是不断重复自己仅是基层，只能听命行事，「主人不叫狗咬人的话，狗是不会咬人的」，「我只是被训练来咬人的狗。」

面对中介的男子要求他请求原谅，他也不想面对，只是说自己与对方就像奶油和面包，宛如兄弟，「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不晓得他把这件事当作私人恩怨。 」但瘸腿男子举证历历，称老人其实自己做了打他的决定。「做坏事前要注意，你明明有自己的脑袋，要分辨善恶。以后如果有人叫你去杀人，你要问自己是否跟他有仇？这就是我对你的期待。」

而老人还是不断喃喃说自己很后悔，不应该做这份工作，他身不由己。「身不由己」这个词跳针一样出现。即便瘸腿男子称为非作歹之人会有报应，老人仍然不想面对，一边说自己已经受到报应，一边质疑为何这么多人，偏偏找上他。在这一来一往间，瘸腿男子忍不住叹息：「他会再犯，一定会再犯，如果对他下相同命令，他还是会听命。」

到最后，老人终于到瘸腿男子面前下跪，请求原谅，男子也接受了：「我原谅你。你不要变成狗，要变成人。记得要违抗命令。」

这简单的场景，展演了如南非式的转型正义机制：坦白而后和解。可惜的是，在影片中再无其他例子——即便曾有加害者愿意同被害者见面，都突然反悔而取消。于是整部纪录片充满了被害者的陈述，不论男女老少或族群身份，都能说出自己被关了几年，遭受何种对待，他们大多既残且瘸，不是瞎就是聋，有人脑部损伤走路摇摇晃晃，有些人已经瘫痪，终生卧床。但至少他们活了下来，能活着指陈国家的暴力与自身的遭遇；死去的人，却再也开不了口。

为开不了口的死者好好哭泣

58岁的克莱蒙（Clément Abafouta）是海珊哈布雷政权暴行受害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the Victims of Hissein Habré's Regime）主席，也是贯穿这部纪录片的主要角色，他带着导演哈隆一一拜访受害者，记录他们的证词。前述瘸腿男子与年老政治警察的「和解」，亦是由他带领。换句话说，克莱蒙既是哈隆的关键报导人，也引导叙事的前进。他追求司法正义的决心，对哈布雷政权的控诉，也就成了这部纪录片的主轴。

克莱蒙自己也不是什么健康的人，被囚禁四年的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只能整天祈求上帝让自己活下来。他被命令埋葬狱中死亡者，也时常睡在尸体上头。在那狭窄的牢房里，每当有人死去他会感到有些庆幸，因为那表示会多腾出一些空间，「我们简直跟野兽一样。」身体与心理都遭到破坏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半个废人，彻底被毁了。「难道我们要像波特莱尔说的，把人生如落叶般耙一耙？我哪拼凑得回来？不行，没办法了。」

「DDS受刑人出狱时，要签下切结书，他们逼迫我们以古兰经或圣经发誓，为了禁止我们谈论狱中的所见所闻，和谈论他们的恶形恶状。」克莱蒙对着导演补充这个背景，但为了不让凶手逍遥法外，当1990年哈布雷逃亡后，他与其他幸存者决定组织起来追讨正义。「我出狱时很忿忿不平，很想报仇，但该怎么做？因此我想自己必须挺身反抗，成立个协会，让大家能表达不满或愤慨。透过这个协会，我们心想：我们还活着，不代表情况好转了，仍要继续争取，好让狱中死者的遗念能流传下去。」

克莱蒙说，说到底他们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些死者，因为对他们而言，那些死者仍未安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们的死状，不能让人们遗忘他们。免得明天有人冒出对他们不敬的话，这是我们的动机，也鞭饬着我们要努力，直到正义伸张为止。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无法悼念他们，必须等有朝一日，正义获得伸张后，我们才终于能为死者好好哭泣。」

许多人谈及转型正义，多评论那是挑起仇恨，摇头说「为何过去都过去，何不放下一切往前行」？但对身心皆是伤的当事人来说，要走到和解与原谅，或是所谓「修复式正义」之前，也都要有一定的程序：要让真相出现、要厘清责任、要加害者面对错误、要让加害者现形，能够被指认，才有和解的可能。这不能被狭隘界定为私人仇恨，而是一整个受害族群需要的正义。

仇恨未必会延续，但暴力结构呢？

纪录片的最后，是一个正向的结局，在塞内加尔舒服过生活多年的哈布雷，终于要在位于首都达喀尔的非洲特别法庭接受审判。受害者们欢欣鼓舞大肆庆祝，准备迎接这好不容易得来的结果。而哈隆也在审判前，陪着克莱蒙逛一圈法庭，就在他们缓慢地走过法庭的旁听席，朝后门走去，并打开门迎进光时，一个画外音响起：

我代表4,445名受害者，我们为他们发声已超过15年…，这是我们首度站在这里为他们郑重发出声明，这是以他们的名义，也是和他们站在一起…替没有声音的人发声，还要代表那些失踪的人，过世的人，遭受虐待的人，所有那些因为侯赛因·哈布雷暴行，而永远无法来到各位面前作证的人…。不带丝毫报复之心，却以无比坚定的意志，在各位面前，传递受害者的心声。

尽管哈布雷不服审判，屡屡在法庭上造次，但最终仍以反人类罪、战争罪等罪名遭判终身监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判决《希赛因，一个乍得悲剧》在坎城影展首映的那个月底做出，也算是巧合。

哈布雷的终点或许就在这里（但查了一下新闻，因疫情关系，年迈的哈布雷得以出狱），但这判决未必是查德这个国家的幸福未来。我忍不住注意到，导演哈隆在影片中剪进一个看似无意义，但非常值得思考的情节——一个因被怀疑是利比亚间谍的男子，在狱中惨遭凌虐，险些失去生殖能力，最后靠医生帮忙才能生下四个孩子，镜头前，他一边哄着孩子赶紧吃早餐以免迟到，一边询问孩子迟到老师会不会打人？在获得正面回应后，点头称赞：「那很好。」

仇恨未必会延续，但暴力结构若不反省，就不会改变。作为曾遭国家暴力对待的受害者，如果只看到自己的痛苦，却无法思考结构，甚至反省改变，那么暴力永远存在，也有一天会再回来。如同那瘸腿男子说的：他必定会再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