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是这么写的：
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记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爱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
旨意的目的是为了限定皇帝的印章——玉玺的数量，并排定座次，专玺专用，按着规矩来。
里面定下了皇帝宝玺的数量：25方。由此成为大清定制，这二十五方玉玺就被后世称为大清二十五宝。
乾隆这么做，并不是心血来潮，他为何要钦定二十五方玉玺，有两个原因。
一是玉玺制度的混乱。
玺始出于周，到了秦始皇时期成为至高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天命”，君权神授的思想在一块传国玉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末孙坚获得传国玉玺遭到袁绍忌恨，孙坚身亡后孙策又拿传国玉玺献给了袁术，换来数千兵马，成为老孙家翻身的本钱。
就算到了明朝，朱元璋驱逐元顺帝后，说自己还有三件憾事，其中之一就是还没得到传国玉玺。
不过传国玉玺象征神权，它不是拿来盖章的，是拿来供着的。玉玺从来也就不是只有一枚，从秦始皇起就创立了一套玉玺制度，办什么事盖什么章，一点也不马虎。
根据记载，除了传国玉玺，秦始皇最少还有七枚实用型的玉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
秦始皇作为制度初创者，还是比较讲究的，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随着朝代更替，战乱频仍，大家都想推陈出新不走寻常路，就开始变得不讲究起来。每个朝代都根据自己需要自刻玉玺，谁也没个定数，比如李世民使用六枚玉玺，武则天增加到八枚。宋朝，皇帝得到一些美玉后，又会随时增加，谁也没个定数。
到了明朝，玉玺数量增加到十九枚，清朝更不得了，康熙二十五年时候玉玺已经制作了25枚，乾隆十一年的时候，弘历到交泰殿视察了一下自己到底藏了多少玉玺，一数吓一跳，数量是39枚，发生了严重的通玺膨胀。
这些玉玺可以说乱七八糟，只要搭上点边的就被收藏起来作为御用宝玺，像早在唐末就已在战火中不知去向的传国玉玺竟然也出现了，还被奉为至尊——不用说是假的，甚至还有没有印文的御宝形玉料也混杂其中。
这就有点乱套了，乾隆深感玉玺制度必须整顿。
为何要定25分这个数目呢，这里面也有讲究。
经过一番考证和清理，清出了没有印文的玉料和伪品，又汰除重复的10方，剩下25方。
对于25这个数字，乾隆也有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25这个数字正可以取《周易·大衍》中“天数二十有五”这句话。历代皇帝当然是希望自己国祚绵长，千秋永固，但这么多朝代下来，这显然是一种奢望，秦始皇还希望秦朝传到千万世，结果却是二世而亡。
乾隆选定25这个数字，自己说了番话作为解释：
定宝数之时，密用周姬故事，默祷上苍，祈我国家若得仰蒙慈佑，历二十五代以长，斯亦胜矣，此亦侈望。
然郊娜定鼎，卜世卜年，已著其例。敬思自古以来，未有一家恒享昊命而不变者，此意恒存于心而不敢言。
兹予以难期八十有六岁之侈望，而得符望传位授权，实赖鸿眷，或者侈望我大清得享号二十有五之数，亦可俯赐符愿乎。
夫卜世卜年固在人，而赐世赐年则在天，叩天之佑，非敬天爱民别无道。
这番独白，多少体现出乾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历朝历代教训在前，客观规律之下，千秋万世是不可能的，大清只要能传上个二十五代，那就算是烧了高香，已经可以说是“实赖鸿眷”了。
作为封建帝王，乾隆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承认这个现实，已经算是很不容易。
这二十五宝的印文主要用“宝”，只有“钦文之玺”用的是“玺”字。
二十五宝功能不同，材质以玉为主，仅有“大清嗣天子宝”用金质，“皇帝之宝”用檀香木。共计是青玉8方，白玉6方，碧玉6方，墨玉3方，金质1方，檀香木1方。玺钮也不一，有盘龙纽，交龙纽，蹲龙纽等。
这个工作历时两年，所有玉玺统一了文字，将收藏地点固定于交泰殿，“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到了要使用的时候，由太监将御宝捧到乾清门，在内阁学士和内务府总管大臣共同监视下使用，这是从空间和人事上防止内外勾结的举措。
乾隆十三年，大清看上去还处于鼎盛时期，天朝上国地位还没有摇动，乾隆的心愿似乎还有实现的可能。
乾隆自己意识不到的是，此时大清已开始走下坡路，开始了由盛转衰。此后，在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下，之后帝位只传了6代，清朝终被推翻，乾隆皇帝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这“大清二十五宝”，如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以供参观者品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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