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曾开启中国大陆的同性恋去病化之路，但仍然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即无法认同性取向而伴发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归类为性指向障碍。19年后，这份几乎在精神医学界已经淘汰不再使用的疾病分类诊断标准，仍被一些心理类教科书采用，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问题依然待解。
3年前，广州女孩西西在大学选修课课本中发现，暨南大学出版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将同性恋归类“性心理障碍”，并在书中劝诫大学生不要接触非法渠道的与性有关的音像制品，“否则可能会引导性取向出现偏差”。西西认为这是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课本存在知识性错误，在沟通无果情况之下，2017年7月，女大学生西西以图书质量不合格为由将出版社和售书平台京东网告上法庭。
这起民事诉讼在经历了3次延期开庭后，最终在三年后的2020年7月28日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院开庭审理。9月3日，西西收到了判决书。判决结果认为，图书质量不合格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告败诉。
虽然诉讼的案由系图书产品质量问题，但无论是西西的出发点，还是媒体对此案的关注点，都落在同性恋群体的反歧视上，因此此案也被称为“恐同教材案”。西西目前已决定上诉。
恐同教材案败诉背后，实际上也反映出在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上，在国内的语境下，同性恋去病化之路尚未完全走完。
大学生教材如何描述同性恋？
西西使用的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如何描述同性恋内容的呢？
西西告诉南都记者，她购买到的涉案教材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13年版。该书对同性恋的描述如下：
大学生不应接触非法渠道的与性有关的印象制品与物品，因为可能从中获得不恰当或错误的性信息，更严重的可能会引导性取向出现偏差。
为何以图书质量不合格为由起诉？
“教材里面有这样不友好的描述（其实也是错误的描述），如果读者本身是性少数群体的学生，这就是一种权益的影响”。该案一名代理律师介绍，教材有别于其他图书，很多学生都会用到这些教材，大多数学生往往不会质疑教材的权威性，这可能会加重同性恋群体的心理负担。
西西和代理律师将这起诉讼视为“影响性诉讼”。他们希望通过诉讼的形式，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引导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群体去污名化。
至于“以图书质量不合格为由起诉”则是一种诉讼策略。西西认为，书中关于同性恋的表述存在知识性的差错。原告一方邀请了一名图书编辑对案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做了审校，包括同性恋表述在内，该书的编校差错率为万分之1.9409，超过《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标准差错率——万分之一。
对此，西西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应公开道歉，并收回、改正、重印涉案教材，消除影响。
判决认为恐同内容是认识分歧，非知识性错误
虽然诉讼的案由系图书产品质量问题，但无论是西西的出发点，还是媒体对此案的关注点，都落在同性恋群体的反歧视上，因此此案也被称为“恐同教材案”。
原告方面提交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精神障碍治疗指导原则》、《心理治疗规范》、《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通知》等，试图证明案涉图书将同性恋统划为性心理障碍是知识性错误。
据南都记者了解，被告方面拿出了广东省新闻出版局2016年给出的一份名为《关于反映暨南大学出版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存在错误内容相关处理情况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的文件作为证据，该文件称，“《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原文明明白白将同性恋纳入性心理障碍。同性恋完全符合CCMD-3中的三条标准”。
报告还称，“关于列举《国际疾病分类ICD-10》等国际条例来说明同性恋不是性心理障碍的问题。CCMD-3已明确指出，其编写的原则就是，既要注意与国际接轨，也要符合中国国情。并且在引言里明确写道：‘某些精神障碍或亚型在国内有继续保留或增添的必要。如神经症、复发性躁狂症、同性恋等。’”
据此，这份报告认为，“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编写内容符合我国法律和相关标准规定，书中有关对同性恋问题的描述不存在知识性、逻辑性错误。”
根据南都记者拿到的判决书，初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中规定，文字差错包括错字、多字、知识性差错、逻辑性差错等。而原告认为的案涉图书关于同性恋的相关表述是认识性分歧，不属于知识性差错。“对于图书中涉及的学术观点，认识性分歧不属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审查责任范围。”
究竟是否属于知识性差错？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这样描述同性恋内容：
62.31 同性恋 F66.x1
诊断标准
1 符合性指向障碍的定义；
2 在正常生活条件下，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及性爱行为；
3 对异性虽可有正常的性行为，但性爱倾向明显减弱或缺乏，因此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
而诊断标准之1中所谓的“性指向障碍”的具体定义是这样描述的：
62.3 性指向障碍（F66与性发育和性指向有关的心理和行为障碍）
指起源于各种性发育和性定向的障碍，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但某些人的性发育和性定向可伴发心理障碍，如个人不希望如此或犹豫不决，为此感到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有的试图寻求治疗加以改变。这是 CCMD—3 纳入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CCMD-3中的性指向障碍只包括“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同性恋的性活动不一定是心理异常的表现，只有由于同性的性行为导致了心理矛盾、焦虑，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的，才被认为是性心理障碍。
事实上，CCMD-3较此前版本做出的修改，曾被中国社会认为是中国对同性恋去病化的一项里程碑。
中华精神病学会原副主席、参与制定CCMD-3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陈彦方曾说，“同性恋者不是精神病病人，我国司法精神病学不包括同性恋。”在此前的CCMD-2中，同性恋被归入“性变态”范畴，被认为是精神障碍而需要接受特定治疗；而CCMD-3 将同性恋从“病态”中划除。
因此，西西认为，案涉图书“同性恋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接触非法性音像制品），严重的可能会引导性取向出现偏差”等表述，是知识性的错误，同CCMD-3的精神并不相符。
尴尬的CCMD-3
不过，据西西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2017年做过一次修订。修订后的2017年版对同性恋的描述基本上参考了CCMD-3的内容。
不过，2017年版依然保留了关于大学生接触非法音像制品，可能会引导性取向出现偏差的描述。
虽然，19年前，《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曾向社会昭示，中国大陆同性恋去病理化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实际上，在国内语境下，同性恋去病化的道路仍未走完，“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仍在CCMD-3的条目上被认为是“病”。
“CCMD-3对案子举证有很大影响。同性恋社群对CCMD-3的了解太少了，大家都以为CCMD-3没有问题，中国已经完全对同性恋去病化了”，恐同教材案原告西西对南都记者说。
事实上，恰恰是原告用来举证的CCMD-3可能最终导致了这场官司的败诉。
广州一名同性恋社群志愿者向南都记者表示，CCMD-3认为由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取向而伴随发生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是一种疾病，并称之为“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这本身就是很荒诞的事情，真正的疾病是焦虑、抑郁，而不是同性恋。
“CCMD-3没有完全将同性恋去病理化是应该被质疑的”，原告西西也说，造成同性恋者负面情绪的不是同性恋性取向，而是社会的外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也恰恰制造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
性少数社群认为，CCMD-3相关条目仍保留“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是当今一些医院仍然开设同性恋扭转治疗项目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2001年发布的CCMD-3被认为已经过时。多位精神医学临床医生也表示，CCMD-3基本上已经淘汰，也不会再有CCMD-4。医学界已经普遍采用由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通行的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和ICD-11 （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来对疾病做分类和诊断。
“CCMD-3是不是现今权威的精神疾病分类诊断标准，这应该被追问。近期一段时间，CCMD-3没有出现在任何行政部门文件里。而ICD却在卫生行政部门各类的文件里出现，并被指定为是疾病分类标准。”西西说。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试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通知》，要求，自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ICD-11中文版中并没有同性恋这项心理障碍，也没有“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
采写：南都记者吴斌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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