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部队编制经历了多次改动和变化，作战序列里又分为嫡系和杂牌，编制更是不能统一而显混乱，本文只能作大概说明。在黄埔党军建立之初，其基本编制受苏联军制影响，以“三三制”为原则（装备训练也是苏式的），比如1925年8月第一军正式组建时，即下辖三师九个团，团以下仍然以“三三制”为基准分设三营、营辖三连、连辖三排直至各步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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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期间由于军职设置也模仿苏俄，所以连队是有“副连长”以及“副排长”职务的，同时还特别设置了各级政治指导员和党代表。比如黄埔一期的杜聿明毕业后，最先就是分配到第一军的前身：教导第1团，在该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晋升为第二排“副排长”，后来又辗转回到老家陕西，在国民二军高桂滋团的补充营担任“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从1928年起由于跟苏联彻底翻脸，以及军阀混战的不断进行，蒋军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军队的编制堪称五花八门，根本没有一定之规，所以也没有讨论的必要。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蒋军用武力压服各地方实力派以后，开始进行陆军编制整理工作，此时已经从“师俄”开始向“师德”转变，步兵师开始实行两旅四团标准的“方块师”，基层军制也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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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十九年陆军暂行编制表》的规定，步兵师又分为甲、乙、丙三类，步兵团则下辖三个步兵营，每个步兵营下辖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排，而步兵连则下辖三个步兵排和一个供应班。那么连级部队军官配置情况如何呢？全连共有军官5名，军士16名和士兵145名，总计166名官兵。
重点在这5名军官的职务上，其中有三名少尉军官是步兵排长，一名是连长，而另外一名是连部“教官”（平常训练部队的），所以在这一时期，蒋军确实没有了副连长的职务，不过这名教官也等于是连长的助手，所以也经常被称为“连副”，但其实跟副连长的职务还是不能划等号的，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而“副排长”干脆不是军官编制，多以资深军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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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6年开始进行“调整师”的编制设置时，根据“民国25年陆军整理草案”的规定，每个步兵团辖步兵三营、通讯一连、重机枪一连、迫击炮一排，而步兵连的额定编制为：全连官佐5员、军士14名和士兵147名，全连168人。故而可以发现，尽管连以上编制有所调整，但步兵连的规模、官兵额定设置的变化不大，仍然是一名连长一名教官和三名排长，未设副连长职务。
这一时期蒋军的军职设置也借鉴了一些北洋军制，为了安置整编后裁汰下来的大批编外军官，开始在团以上单位设置“附员”，比如之前专门介绍过的中校团附李天霞、谢晋元，上校师附张灵甫等等，其中在团级设置中校和少校团附各一人，但不设专职副团长。不过呢，那个中校团附由于衔级较高，一旦团长不能视事基本就是他接管部队了，所以经常被称为“团副”，注意是俗称而非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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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编制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经过一年多的实战检验后，蒋军也开始对编制进行检讨和调整，在1938年底的第一次南岳（衡山）军事会议上，将原有的兵团、军团、旅三级建制全部裁撤。同时考虑到战争时期各基层军事主官经常阵亡或者负伤的情况，而又没有“法定继承人”不利于作战指挥，团以下单位遂开始设置专职副职，于是有了副团长、副连长等职务。
其实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蒋军再次整编时也进行了相当的编制和职务调整，如果展开的话那就没头了，以后再介绍。至于许多抗战老兵回忆说没有副连长设置，那是因为抗战初期确实没有；而《我的团长我的团》剧中出现副职，则是因为中国远征军踏出国门的时间已经是1942年。
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以静态模式，因为蒋军的编制和配置，始终在发生变化。《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阿译原来是少校营长，后来的职务是什么？炮灰团副团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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