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转业军人叫自主择业！人生“三重悲剧”下的乐观主义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痛苦、内疚和死亡，是人生的“三重悲剧”，几乎不可避免，人人都会遭遇。面对这“三重悲剧”，我们该怎么办？

二战期间，犹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一家都被关进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了下来。这场噩梦促使弗兰克深入思考，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来，他发现尼采这句话说的很对，“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他认为，如果在平时，做些有意义的事、关爱他人都能够让人找到生命的意义。然而，当苦难来临，亲人不再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可控的力量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环境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

弗兰克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描写了集中营中囚徒的心理反应。在刚进入集中营时，人们首先表现出的是惊恐。看到奥斯维辛的站牌，所有人都会发出一声惊呼，心跳骤停，因为这代表着所有的恐怖：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然而，真的到了那里，又几乎人人都抱着幻想，事情会不会有转机？随着身边的朋友不断离去，幻想一个接着一个破灭，人们不再惧怕死亡，甚至还在好奇自己能否像某个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幸存。经历了这个阶段，囚徒们对于各种毒打、虐待、死亡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不会再有恐惧、怜悯、厌恶等情感，每个人想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每天晚上，囚徒们从工地回到集中营，都能听到有人长舒一口气：“真好，又多活了一天。”囚徒们的精神生活也回到了对食物的渴望这样的原始本能上，每天最盼望的就是那一小块面包。由于生存条件极端恶劣，集中营里的存活率非常低，大约在十分之一。弗兰克身体瘦弱，在集中营里属于大家公认随时可能死亡的对象。然而，当集中营被解放时，弗兰克发现自己竟然活了下来，而很多原先身强体壮的狱友却没有熬过来。这是为什么？

弗兰克经过研究发现，集中营中囚徒们感情冷漠的结果就是：害怕做决定，也不敢采取任何主动行为，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而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弗兰克仔细回想自己为什么能活下来？运气是一方面，但是没有丧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恐怕是更为主要的内在因素。他对妻子的思念、对心理学研究的渴望，使他在面对痛苦、内疚和死亡时，依然能够采取积极的姿态。到集中营的第一次分组，仅仅因为挺直腰杆就把他分到了左边能干活的人中，剩余的90%被送进了纳粹的澡堂（焚烧室）；对妻子的念念不忘，让他心中一直有一个重逢的希望；后来，他主动帮助狱友，甚至囚头和纳粹看守疏解心理，为自己赢得了许多幸免遇难的机遇。

集中营是仿照军营建立的。它与军营最大的区别在于：集中营是消极的，采取的是更为严格和极端的管理方式，囚徒们谁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军营是积极的，军人有神圣的使命，明确的责任，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弗兰克面对死亡的方式是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鼓起自己生命的勇气，去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些走过一个个屋子去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了别人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他自己的经历就足以说明，遭受苦难也有意义，如果你勇敢面对就会有实现升华的机会。弗兰克正是在苦难中升华了自己，集中营的经历使他后来发明了意义疗法，成为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

意义疗法就是面对“三重悲剧”的乐观主义。不论是面对痛苦、内疚还是死亡，一旦你找到了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和使命，也就是勇敢接受挑战的那一刻，生命就有了其意义，而一旦找到了意义，你就不会再彷徨、犹豫、厌烦、抑郁，痛苦也就不再是痛苦了。

所以，对于群体而言，困难本身毫无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困难的反应赋予其意义。新冠病毒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困难，病毒本身没有意义，比它厉害的病毒多的是，比它造成的痛苦更严重的苦难也多的是，关键是我们怎么对待它。消极的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会让我们陷入集体焦虑；积极的面对，把它看作生活的常态，病毒也是我们获得生命意义的一个载体。弗兰克说，“人类总是有能力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积极行动的动力。”

对于个人而言，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人生中途，也就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我们有一种转业军人安置方式叫自主择业，就是国家认可你为军队做出的奉献，给你一个基本保障，然后你去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这是真正的游泳术，能够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大部分不会像纳粹集中营得到解放的犯人一样，面对陌生环境“人格解体”，也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而是要像弗兰克一样，在经受了军营的历练之后，不再畏惧任何东西，用军人的勇气去开拓一片新天地。弗兰克说，“那种体验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妙感觉。”

勇者无惧，用真正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面对困难，勇敢的心能够让你披荆斩棘；面对敌人，有智之勇能够让你攻坚克难；面对痛苦，道义之勇能够让你坚守正义；面对死亡，责任和使命能够让我们鼓起生命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