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六(8月29日),但各种国际和国内大新闻继续扑面而来。除了关注它们,我知道所有人都还首先生活在各自的小环境中。不断有人在我的社交账号下留言,表示他们受了委屈,请求我帮着伸张正义。光今天上午就有不止一人希望加我微信,传伸冤材料。这种情况总是很让我为难,我无法贸然将一个人的伸冤材料放到互联网上,如果我那样做,就必须先对那份材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但我又没有那样的能力。
环球时报最初诞生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以报道国际新闻见长。随着影响力扩大,我们也将很大精力投向国内问题,写了大量评论。但我们主要面向国际新闻的采编力量构成决定了我们没有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国内调查报道。经常有人指责我,你们为解决具体的社会不公做了几分贡献?我对这种指责非常理解,因此不会做什么辩驳,但我知道,面对越来越复杂对外博弈的中国,同样也需要老胡和我同事这样的战士。
老胡从驻外记者起步,在媒体中从业30多年,我在境外做的采访非常多。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了解中国,毕竟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在国内也多有采访,而且有那么多境遇不同的亲戚、朋友、同事以及方方面面的接触者。我像所有国人一样内嵌在了这个超大社会中,我对中国不仅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而且我的全部利益都受到这个国家不断变迁的牵动。中国需要变得越来越好,这承载着我个人的种种愿望。
1995年11月,老胡在萨拉热窝采访
无论我和环球时报团队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呐喊,对外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争取,我深知中国是高度复杂的,我们的社会不仅在现代化的硬件层面上存在不少缺陷,而且这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也有一些短板和薄弱处。我很相信基层维权不仅很必要,而且它们在很多时候是艰难的,有的人不仅遭遇到不公平,而且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处理制度所为他保障的正义之不足。
然而老胡之所以坚定维护这个并不完美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的太多了。我知道所有社会都各有所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着各自普遍性问题。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所要解决问题的规模、它所面临的变化中的国际环境都有着不可选择性。我们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脚踏实地前行,接受自己的“穿着”和“姿态”可能不那么时髦漂亮。我们不能左顾右盼、患得患失,对着浪漫主义的镜子不断梳妆,忘了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赶路。
我要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努力,这是我们相比于大多数国家最突出的地方。中国各级政府自我定义“为人民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现实约束力。人民拿住了这个口号,把它作为尺子不断衡量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表现,当找出各种缺斤短两时,就会形成舆论的不满。这些不满在道义上很有力量,往往能给相关官员造成巨大压力,即使他们没有通过互联网形成舆论事件,也越来越能够对具体责任人形成不同程度的威慑。也就是说,权为民所用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种真实的信仰,是权力必须努力靠近的方向。对这一信仰的偏离不被社会舆论接受,他们受到追究的概率显然在变得越来越高。
我看到了种种问题,但我的总结论是中国是前进中的社会,这不仅是经过比较的相对判断,而且它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人生所组成的超级样本量的验证。中国的民生有两大趋势,一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都得到了改善,二是迄今为止最近几代人的生活普遍做到了后一代人比前一代人过得更好,而且下一代人比自己过得更好也是今天年轻人的要求和期待。它构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使命,也是执政党必须向人民兑现的承诺。
外部世界到底有多好还是各有各的艰难,说实话连老胡这样跑了大半个世界的人也说不清。那些移民者至少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吸引力。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发达差距是几个世纪的欠账,今天的中国在不断清还这笔欠账,这是现代中国励精图治的真实一面。
我知道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里,我有对国家前途的乐观主义,同时又有对国内一些表现的“恨铁不成钢”,在一些人批评我“左右摇摆”“墙头草”的时候,我也惊讶于他们能够对中国什么都骂,或者愿意用“极左”的尺子衡量发言者的忠诚,我不相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像他们的表态一样是绝对单方面的。
老胡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名“戍边者”。戍边者往往同时有着他们特有的敏锐和愚钝,保卫国家的含义就包括接受这个国家的内在多元和它实现进步及团结的逻辑。
来源:胡锡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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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是媒体人,在中国的体制中,我也是公职人员。因此我受到各种管理,比如我要向组织申报个人财产,我出国(境)要有单位的允许证明,我的护照平时要交给报社管理等等。记得有一次在广西友谊关,当地有去越南的一日游,同行者拿身份证就过去了,但我被拦了下来,因为我处在监管的名单上。
老胡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也没有股票等任何海外资产。唯一的孩子在国内完成了全部教育,曾在美国的一所孔子学院里做过一年志愿者,然后就回国了。在我直接认识的现任官员中,目前只有一名正局级官员的孩子在香港一家外资银行工作并且定居,那个孩子非常优秀,当年高考是北京第三十几名,上的北大。有一些人的孩子在国外读过书,但毕业后都回国了。我不知道所谓“很多官员的孩子都在美国生活”,这样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这个谣言又是如何传播开的?
事实上,出国热除了一些有钱人,还因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大量参与而成为了前些年的风潮,包括把孩子生到美国,取得美国国籍。比如我认识的年轻人有一些就这样做了,他们是很普通的人家,通过中介联系去美国生孩子。我的一个发小,当初卖了老人留下的房子送女儿去美国读书,女儿回国后,嫁了一个广告行业的工作人员。后来女儿通过中介去美国生了一个有美籍的孩子,再带回国过日子。我直接或间接了解四五个这样的普通家庭,都属于类似情况。普通人家,过得挺一般的,但就是要给孩子搞个美国国籍。我觉得他们以后很可能会后悔。因为孩子有了美国国籍,但并没有在美国生活的条件,将来在中国入学以及长大后孩子去美国谋生,都会有挺多麻烦的。
老胡每年年初都填写个人事项报告,主要内容就是房产和过去一年的收入。这种填报大约十年前就开始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开始时填了以后就没人管了,但是十八大以后严格了起来,成为公职人员的一个重大事项,而且每年有10%的抽检率,就是要核对你填写的财产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一旦有误,那可就麻烦了。十八大之后的最初几年,我身边出了一个故意漏填房产的例子,被查出来,遭到严厉批评,在会上做检查,被传“痛哭流涕”,对个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大约几年以前,还听说过有人漏填的例子,但漏填的不是房子,是车库。在大家的印象中,这更像是非故意的漏填。最近两三年还能偶尔听到有人漏填的情况,但漏填的是被忘掉的个人保险或某支很小的股票。这几年每到快要填写个人事项报告时,大会小会都强调决不能漏报任何内容,只要是合法财产,填写了不会有任何问题,而漏报则是麻烦之源,后果十分严重。
在我的感觉中,今天有哪个党员干部故意隐瞒财产太难做到了。它对隐瞒者意味着不可承受的风险,我周围已经有很多人被抽查过了。有人说,那么请把这些人的财产全公之于众啊,建一个网站谁都可以上去查。对这种主张,老胡坚决反对。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包括中高级公职人员申报个人财产都是面向特定监管机构,而不是面向公众的。公职人员也需要有隐私,申报个人财产是防范腐败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向社会晒隐私的过程。中国目前的申报制度已经非常强有力,足以做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对组织的透明。那些鼓吹公职人员应该把财产在网上亮出来的人,有些是出于不了解情况,人云亦云,还有的是故意煽动民粹情绪,试图搞乱舆论。
老胡认识的体制内的人,大部分都有一份安稳的日子,领导干部们达到一定级别后还有相应的待遇,这样的日子也是值得羡慕的。与此同时,这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有钱人”群体。中国的绝大部分有钱人处在做得好的民营经济中,每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都会造就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有钱人。另外中小民营企业,包括那些只有几个人的民营企业,也整体上贡献了一批有钱人。当然,民营企业风险大、亏本的也很多,那些失败者可以说为那些成功者做了牺牲和铺垫,就像在股市上很多“韭菜”成就了相对要少得多的“收割者”。
公职人员中,包括国企领导和官员,有少数人非法敛财,成为隐秘的“富豪”。但这些人终身将绑着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我认为他们是体制的少数蛀虫,而不能被作为大批辛勤奋斗的体制内公职人员的代表来陈列。
今天是周末,老胡在一个大博物馆里一边享受着凉气,一边写下这个帖子。我的周围,参观者们戴着口罩,络绎不绝,我为正常生活在北京的恢复而高兴。
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被控受贿17.88亿元。这个数字刷新了中国的贪腐纪录。他把大量现金藏到房子里,成捆成捆的,很多连动都没动。
一个人贪这么多钱做什么?赖小民这种贪官的心理该病态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体制曾经能让这样的蛀虫受到重用,让他生存,长肥,真是令人叹息。反腐败必须永远在路上!
▲2020年8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赖小民(中)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将择期宣判。
能贪这么多钱,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说明他的周围环境出了问题,彻底校正那个环境,并且把这种校正推向全国的各个层面,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反腐败,为什么它必须是这个国家的长期任务。
说实话,作为一名党员,老胡既为出了赖小民这样的贪官愤慨,也为此感到脸红。我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终究没能避免出这么大的贪官而深感遗憾。
同时,我也一定要对公众说,赖小民决非党员干部队伍的一个普遍性范例。绝大多数,没错,就是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不仅是守法奉公的,而且的确是各行各业里先进模范群体中的主力军。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岗位上辛勤工作,加班加点,尤其是大多数基层党员干部,都是很普通的人,而且往往承担着最急难险重的工作。即使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也决非通常意义的富人。
我认为,赖小民这样的蛀虫羞辱了以千万计的党员和那些为公共事业鞠躬尽瘁的领导干部们。
希望法律给予赖小民应有的惩罚。也强烈希望,经过这几年的强力反腐和制度建设,新的监督体制能够有效防止新的赖小民出现。我想说,这是必须实现的全社会的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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