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刘有安1,2,张俊明1

(1.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市民化是农牧业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居住地转移、职业转型、身份转变、素质提升和权(利)力获得等“五位一体”的特点。受生计方式转型难、教育水平低、宗教文化特殊、农牧业文化与城市文明冲突等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步履维艰。解决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需要其自身努力，也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更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帮扶。

关键词：少数民族；市民化；困境；三力并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转移到城镇和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业人口逐年增加。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跨区域转移到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幅增长。以东部江浙沪粤四省市的情况来看，1982年到2010年的28年间，广东省少数民族的个数由45增至55，少数民族人口数增加了1 885 173，增长了约11.35倍，所占比例由0.34%升至1.92%；浙江省少数民族的个数由33增至55，人口数增加了1 053 118，增长了约7.52倍，所占比例由0.42%升至2.23%；上海市少数民族的个数由38增至55，人口数增加了226 357，增长了约5.54倍，所占比例由0.4%升至1.2%；江苏省少数民族的个数由39增至55，人口数增加了274 233，增长了约3.48倍，所占比例由0.18%上升至0.49%。这些增长的人口绝大多数是跨区域转移者。加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后6年来的持续跨区域转移，江浙沪粤四省市现有少数民族数量远远大于此。如何帮助转移到城市的少数民族实现市民化已是当下中共各级党委、国家各级政府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共十八大、中共十九大、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等都对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做了相关部署。因独特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既会遇到城市文化与农牧业文化的碰撞，也会遇到跨民族交往的考验，还会遇到传统文化流失和民族身份迷惘等问题。在多重文化冲突交织的场景中，既让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继承文化传统又实现市民化，不仅需要其自身去面对和调适，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与关注。

一、“五位一体”：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特征

在社会现代化理论语境中，市民化是农牧业人口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牧民是指在农牧区或林牧区以农业、林业和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的农民，其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传统性，生产生活方式也与城市文明有很大差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已有经验可知，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是一种必然的动能趋势，农牧民转变为市民是工业革命以来屡见不鲜的现象。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步最早的西方学术界，诠释人口城乡转移市民化的有克拉克在配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及后人衍伸研究出现的“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汗模型”“乔根森模型”、Doeringer和Piore等人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托达罗提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论”，等等。这些理论既解释了人口由农牧区向城镇转移的必然趋势、特点，也揭示了转移到城镇的农牧民向市民蜕变过程中在就业、文化冲突、身份认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在国内，许多学者都对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城镇谋发展的农牧民市民化问题从定义、重要意义、测量的指标体系、成本、制约因素、实现路径等各方面进行了探讨。赵立新概括出了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大部分特点，即户口性质的“农民—居民”转变、居住地点的“乡—城”转换、从事产业的“农——工”转变、文化的“乡—城”转变[1]。陈映芳[2]和李兴华[3]等人还认为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包括市民权的获得。一些学者还对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既有分民族分区域探讨的、也有以问题为中心探讨的。①[注]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特点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五位一体”的特点(如图1)[4]29-30。

图1 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五位一体”示意图

二、难中求进：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困境

由于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受教育水平低，未受过与城市职业相匹配的技能培训，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择业与就业；农牧区文化与城市的差别、民族特色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增加了文化兼容的难度。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迟滞了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一)受教育水平低使农牧业转移人口就业领域沉淀于“次属劳动力市场”

“次属劳动力市场”概念源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是Doeringer和Piore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批判和继承了劳动力市场古典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5]。李强等人发现在中国城市中也存在一个由农牧业转移人口为主体构成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6]123。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看，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者绝大多数受教育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我国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的特点与之正好相符。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人口中15岁以上文盲人口比例是4.88%，汉族是4.6%，少数民族是8.15%，少数民族文盲人口占全国文盲人口的13.07%[7]637；分民族来看，文盲人口中比例在10%以上的且向城镇转移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29.59%)、撒拉族(24.13%)、傈僳族(18.54%)、东乡族(18.21%)、彝族(14.51%)、布依族(13.53%)、傣族(11.19%)、苗族(10.74%)、水族(13.53%)[7]637-638。少数民族人口中60岁以上未上过学的占13.53%，未上过小学的占11.21%，未上过初中的占6.93%，未上过高中的占5.42%[7]633-635。

一些学者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和2010年的就业状况研究后发现，受教育水平低使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中比汉族更缺乏竞争力[8]，处于更为不利的市场地位[9]。如“十二五”时期转移到宁夏惠农区的回族农牧业转移人口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企业一线操作工、保洁员、保安、建筑工、洗碗工、服务员、小摊小贩等[4]98，具有明显的“苦、脏、累”特征，这与其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其以下密切相关。可见，对社会成员来说，“教育已经不仅仅是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基本手段，还是获得相应社会地位、职业层次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一途径，教育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10]。

(二)生计方式转型难使农牧业转移人口谋生能力受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就业人口中的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已降至48.33%，但不同民族之间有差异，汉族为46.40%，少数民族为69.37%，少数民族在其它行业就业的比重均大大低于汉族人口；女性人口从业人口中，汉族在农、林、牧、渔、水利业行业的生产人员比重是51.39%，少数民族高达72.89%。截止2011年底，我国牧区半牧区县少数民族为1 631.17万人，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省区内从事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人口上百万的主要有内蒙古(347.40万)、四川(422.51万)、西藏(134.91万)、青海(145.18万)、新疆(287.39万)[7]511。在农牧业人口较多的青海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从事第一产业的少数民族占就业总人口的73.49%，从事第二产业的占5.6%，从事第三产业的占20.91%；青海的五个世居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事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比例最高的是藏族，占本民族就业人口的78.87%，依次是土族占78.67%，蒙古族占73.48%，撒拉族占68.54%，回族占65.05%[11]。

表1 牧区半牧区县分地区年末总人口和少数

民族人口(2011) 单位：万人[7]511

第一产业仍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主要就业领域，农牧业生产是其最主要的生计方式。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就意味着生计方式的转型。马戎的研究发现，来自农牧区的藏族转移到沿海和内地城市后，并没有进入制造、运输、建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主要依靠在街角摆摊售卖民族特色工艺品为生，由于行业吸收人口少，2000-2010年期间东北三省和华南等地区的藏族人口明显下降[12]。从浙江省的一个案例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农牧业人口生计方式转型仍需走较长的路。2015年，浙江省平湖市某电子企业招收了来自西藏那曲、日喀则、萨迦、拉孜以及甘肃卓尼、迭部等地22名藏族员工，因无法适应远距离转移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在两个月后全部返回了原籍。①[注]同样，来自新疆的大多数维吾尔族也难以进入内地城镇的制造、运输、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依靠经营清真餐馆、在街边摆摊售卖民族特色产品和地方特色产品谋生。

(三)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使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社会整合度低

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性地信仰着某一种宗教，如回、维吾尔等10个民族群众性地信仰伊斯兰教；藏、蒙古、裕固等民族群众性地信仰藏传佛教；傣、阿昌、布朗等民族群众性地信仰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纳西族群众性地信仰东巴教；部分彝族群众性地信仰毕摩教；傈僳、京、朝鲜、苗、彝等民族中的部分人群众性地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鄂伦春、鄂温克、满、达斡尔等民族中的部分人群众性地信仰萨满教[13]。这些宗教与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已经成为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少数民族农牧业人口来说，转移到城市意味着从宗教文化同质度高的区域转移到信仰多元的区域，生活场景的转换既给他们与其他宗教文化及无神论思想的交流和互动带来了机会，但宗教的内聚性和排他性也增加了不同信仰者发生摩擦与冲突的风险。在宁夏惠农区，随着城郊回族的拆迁安置和外县区回族劳务移民的迁入，城区伊斯兰教由原来的伊赫瓦尼、格迪目和哲赫忍耶等三大教派门宦发展为伊赫瓦尼、格迪目、哲赫忍耶、赛莱菲耶、嘎德忍耶和虎夫耶等六大教派门宦。为此，政府为不愿到现有清真寺礼拜的回族劳务移民批建了新清真寺，此外，部分虎夫耶信徒和伊赫瓦尼信徒还设立了各自的临时礼拜点。由于教派门宦多样、户籍地来源多元，惠农区城区回族内部社会整合度低，与其他群体的整合度更低。转移到城区的回族要想顺利实现市民化，就必须处理好其内部教派门宦之间的关系、其与本地回族之间的教派门宦关系、回族与其他信教群众或无神论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彼此对宗教问题的认知差异产生摩擦与冲突[14]。由宁夏惠农区的案例可以看出，同一宗教内部的信徒转移到城市后，与本民族、同宗教市民之间的整合尚且存在一定难度，异民族、异宗教之间相处难度也许更大。宗教文化无疑是影响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农牧区习惯与城市规则冲突产生的压力拉长了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程

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差异，市民和农牧民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生活场景的转换必然会改变农牧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行为和思想观念。马建钊和杨超的研究发现，转移到深圳的少数民族农牧业人口会面临三重挑战：一是传统观念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撞；二是城市化会使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发生转变；三是现代意识会对传统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15]72-78。受农牧区文化影响，农牧业转移人口的生活习惯、行事风格与思想观念与城市生活接轨需要时日，这不仅让部分市民觉得农牧业转移人口素质需要提高，而且让城市管理者试图从多方面去改变农牧业转移人口，使其文明化、现代化和理性化。受城市强势现代文化的侵蚀，农牧业转移人口也会依照市民的形象和按照城市管理者的要求改造自己。这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给农牧业转移人口带来了压力，也使其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离开城市回归农牧区，一部分将传统文化良莠不分地完全抛弃，一部分在怀疑中逐渐改变自己。以宁夏惠农区的回族劳务移民为例，刚一迁入就被城市强势文化围拢，从官方安置到媒介宣传无不体现着城市文化语调，如“促进劳务移民就业”“帮扶劳务移民生活”“提升劳务移民文明素养”“加快劳务移民市民化”……这一被动变迁带来的文化冲击给回族劳务移民带来了困惑，让其感觉到改变自己的方式十分生硬，变为城里人即市民化的过程如同抓影子一样，一直在抓但总抓不着。第一批回族劳务移民迁入已五年，但大部分人依然未将自己等同于市民。可以说，受城市官民两种改造力量的影响，农牧区文化在现代文明的碾压下不断退缩，增加了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的隔离感和焦虑感，拉长了其市民化的过程。

三、“三力并进”：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之路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不能对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农牧业人口实行市民化需要政府与市民提供宽松的环境与支持，也需要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主动适应城市的工作与生活。

图2 移民市民化过程中的三种力量及其作用

(一)政府做好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服务与引导工作

政府担负着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创新责任。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进一步探索户籍政策、财税转移支付、农牧区原有财产收益分配等方面障碍性因素，让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既能均等享受移入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也不丧失原有的财产权益。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市民化政策，结合产业结构变动调整、就业需求变化、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特点，引导其将就地就近转移与跨区域转移相结合；做好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就业技能提升工作，综合运用税收、信贷等措施支持部分人自主创业；支持已落户者中的失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与城镇失业人员获得同等的就业服务与支持。向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宣传现代文明礼仪、法律法规、城市生活常识，引导其树立现代市民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在市民和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配置好城市现有宗教资源以满足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的宗教需求，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妥善解决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矛盾。

(二)社会力量帮扶和接纳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

市民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为城市发展与建设贡献的力量和做出的牺牲，消除对他们的偏见、排斥和歧视；敞开胸怀接纳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对其身份接纳、文化濡染、生活帮助，在潜移默化中弥合双方身份割裂的缝隙，帮助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实现由外地人到本地人、由农牧民到市民的转变，增加其对城市的归属感。用人单位要关心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的生活，帮助其树立爱岗敬业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的市民意识；还要通过劳动技能培训，在提升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的同时为自身带来更多利润，实现双赢。各种社会组织要发挥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的作用；宗教组织要利用其感召力和威权作用，倡导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遵守法律法规、鼓励其积极就业与创业；NGO组织根据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在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法律援助与服务、扶贫济困、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心理咨询与疏导等方面的作用。

(三)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主动融入城市社会

对农牧业转移人口来说，实现生存方式的转变进而融入城市文明是其市民化的真正内涵[16]5。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要主动融入城市，学习城市文化，在思想观念、文明习惯、交往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生活相适应，尽快完成身份转变，缩小与市民的差异，扮演好新市民的角色。在具体行动中，加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学会按法治思维处理矛盾纠纷，合理合法表达诉求；积极与市民文明交往、自信交流，将自己的正面形象展现给社会、传递给市民，消除与市民之间的认知障碍和交往隔阂，弥合与市民的身份界限分割；在享受城市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了解并遵守现代城市的社会公德和秩序规范，爱护城市生活环境，履行对城市发展的义务；提高个人心理素质与适应能力，增加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摒弃过客心里和自卑心态。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解决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困难，既需要国家、社会提供外部的帮扶，也需要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自身努力；既需要解决当前少数民族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遇到的困难，也要着眼长远加强现在生活在农牧区的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教育。可以说，帮助少数民族实现由农牧区向城市的稳定转移，完成由农牧民向市民的身份蜕变，对于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立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

[2] 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3).

[3] 李兴华.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分析[J].湖南农业科学，2007(5).

[4] 张俊明.宁夏回族劳务移民的市民化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4.

[5] 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4).

[6]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8] Emily Hannum.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by ethnicity in China: Enrollment and attainment in the early reform years[J].Demography, February 2002, Volume39, Issue1, pp95-117.

[9] 孙中伟,刘飞,胡双喜.教育不平等与外来工工资的民族差异——兼论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获得的“三重弱势”[J].南方人口，2013(1).

[10]顾欣炜,于专宗.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J].兰州学刊，2004(5).

[11]廖霞.青海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及特点[J].青海统计，2013(8).

[12]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13(6).

[13]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禁忌·说明[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4]刘有安,张俊明.人口迁移与宁夏城市回汉民族关系研究——基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的调查[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5).

[15]马建钊,杨超.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适应问题[C]//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8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6]钱正武.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6.

Plight and Countermeasure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for the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LIU You-an1,2,ZHANG Jun-ming1

(1.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221116, China; 2.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eing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population for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itizenization has such five features as shifting residence, shifting career, shifting identity, improving quality and acquiring right. However,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faces many troubles because of shifting means of livelihood, low education, special religion, culture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nd the colliding with city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ree effort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could be adopted to resolve such plight, that is, the effort from ethnic minority, the eff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ffort from other social power.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citizenization; plight; three efforts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8)03-0115-06

收稿日期： 2018-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部城市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研究”(课题号：14CMZ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市民化进程中的宗教管理机制创新研究”(15YJC85002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东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研究”(2017M611099)。

作者简介： 刘有安(1981-) ，女，宁夏固原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少微人类学与人口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民族关系与移民社会学；张俊明(1979-)，男，宁夏彭阳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和移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