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诸侯、抑豪强、夺相权，汉武帝大权独揽之路| 秦汉史话连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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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推恩令，诸侯王势力走向末途

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他周围集中了一些谋臣，主父偃就是其中一人。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这位学长短纵横术、仕途坎坷的齐国人，乃西入关先经卫青推荐，后来又亲自上书阙下， 终被拜为郎中。在此期间，他几次上疏言事，一年中四次迁官，最后官至中大夫。

主父偃上书最受汉武帝赏识的，就是提出行推恩之令，以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建议。

在汉武帝之前，解决诸侯王离心力量恶性发展的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文景时实行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通过剖裂封国而达到削弱其力量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只能暂时抑制诸侯王势力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侯王的离心倾向。

一是景帝时实行的“削藩”的办法，即剥夺诸侯王的封国，直接收归汉廷中央统辖。这种办法虽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却使汉廷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激起了七个诸侯王联合起兵反抗。因此，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在措施上稍有改变，即主要实行“众建诸侯”与剥夺“治国”权相结合的政策。这种政策对限制和削弱诸侯王势力，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诸侯王的问题远没有解决。

汉景帝末年，诸侯王尽管“惟得衣食租税”，却仍然有26个封国存在。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无疑是一大障碍。用主父偃的话说，“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这种情况与“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相去甚远。

言外之意，当时的诸侯王势力，依然是汉廷的隐患。所以主父偃建议行推恩之令，汉武帝立即采纳他的意见。

所谓“推恩”，即“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规定在封国之内，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将封地分封子弟为侯，由汉廷定封号。因为“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所以令诸侯以私恩分子弟，不但诸侯王剖裂封国的阻力小，而且其子弟也“喜得所愿”，而汉廷既可以得到“施德”的美誉，又可以达到“实分其国，必稍自削弱” 的目的。这真是一项皆大欢喜的措施。

这项推恩分子弟的措施，在武帝元光末年，即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据《汉书· 王子侯表》记载，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正月，封河间献王子明为兹侯。元光六年（前129)七月，又有长沙王子四人封侯：苍封安城思侯、成封宜春侯、党封句容哀侯、福封容陵侯。元光六年后九月，楚安王子成封杏山侯、不害封浮丘节侯。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十月，鲁共王子将封广戚节侯。元朔元年十二月及正月，又有江都易王子五人封侯。他们是：蒙之为盱台侯、胥行为胡孰顷侯、缠为秣陵终侯、定国为淮陵侯等。上述五王十三子封侯，实际上使主父偃的建议具体化，成为大规模实行诸侯推私恩分子弟的前奏。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正月，汉武帝以梁王、城阳王愿以邑分弟，正式下诏说：“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又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这一诏令把诸侯推恩分子弟引向高潮，一时侯国如雨后春笋遇及各地。据统计，汉武帝时期所封的王子侯，共计178人。其中，元光末年7人受封；元朔年间受封者达127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又有44人受封。

可见汉武帝大规模实行推恩封侯，主要是集中在元朔年间，尤其元朔二至四年成为推恩的高潮。其特点是进程迅猛集中，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

推恩令实行之后，“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形成侯国大量繁衍的局面。根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最早推恩子弟的河间王国，就分封了12个侯国。其余诸侯王国推恩情况不等，多则分封33个侯国，如城阳王国。少者也封了一二个侯国，如梁王国和楚王国。一般都分封十余个侯国以上。连边远的长沙王国，也分封15个侯国。

诸侯王子弟大量封侯，即所谓“支庶毕侯”，是武帝时特有的现象，也是汉初封国制的变化。值得注意的，这些由诸侯推恩分子弟、由汉廷“定制封号”的侯国，从此则脱离诸侯国，而“别属汉郡”。问题很清楚，这是汉武帝借“推恩”为名，而行削夺诸侯王封国之实，本质上与汉景帝“削藩”无异，但是方法上比“削藩”力夺却略胜一筹。

其结果，诸侯国“自分析弱小”了，而由汉廷直接统辖的郡县则不断扩大。到汉武帝后期，汉廷直辖的郡达80余郡之多，与汉初仅仅控制15个郡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汉郡“形错诸侯间”，形成“犬牙相临”的局面，往日诸侯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状况被打破了。所以汉武帝行推恩之令，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无疑是一项十分有力的措施，也是诸侯王势力走向末途的转折。

除此之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即削夺其封国。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谋反国除为郡，就是一例。前述原淮南王刘长死后，汉文帝三分其地，封其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又徙封刘勃为济北王，改封刘赐为衡山王。

到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蓄谋叛乱已久。他在封国安抚百姓，招致宾客数千人，制造攻战兵器，以金钱收买郡国，准备举兵谋反。他的弟弟衡山王刘赐，得知淮南王阴谋叛逆，本想聚集宾客响应，又怕淮南王并其封国。于是，刘赐令其子作兵车锻矢，刻天子玺和将相军吏印，也准备谋反。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后，刘安与刘赐先后自杀，他们的封国被削夺为郡。

汉武帝在平定刘安、刘赐谋反之后，为了进一步削弱和限制诸侯王势力，乃颁行“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所谓“左官＂，指诸侯王国的官吏。它本身包含有降秩左迁的贬抑的意思。

“左官律”的具体内容，史无明文，后人对它的解释很多。其内容大概与贬低诸侯王国政治地位，规定王国官员不许享受某种政治待遇有关，如不准王国官员宿卫京师或调迁时受某种限制。

＂附益法”主要是从经济上对诸侯王加以限制，不许汉朝官吏背正法而厚私家，即禁止为诸侯王聚敛资财，阿媚王侯。

此外，还有“阿党法”，规定王国官吏对有罪的诸侯王如不举奏，即以阿附党同罪论处。这是对诸侯王势力加强控制的法令。

到汉武帝后期，又以＂酎金”不合规定，大量削夺王侯的爵位及封地。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如果所献酎金斤两不足、成色不好则“王削县、侯免国" 。武帝元鼎五年（前112), 汉武帝以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削夺了106人的爵位。丞相赵周因没有举发酎金不足而下狱治罪，最后在狱中自杀。

总之，继续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时期 一项重要的政策。汉武帝既颁行推恩之令，又采取其他有力的措施，从而削夺诸侯王广大封土。这种恩威兼施的政策， 基本上解决汉初以来长期未得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

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它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02、中朝预政，相权大大削弱

汉武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曾通过改革职官制度，造成西汉皇权极盛的时期。对于一切妨碍行使皇权、削弱皇权的事情，汉武帝都不能容忍。他登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大小官吏任免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曾经问田蚡说：“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

他一语道破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表明汉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其实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冲突现象屡见不鲜。它根源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

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总领朝政事务，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西汉建立初期，丞相多由开国勋臣出任，地位显赫异常。丞相不仅总领百僚，有权任免官吏、考课吏治、甚至诛杀犯官，而且直接参与朝政决策、制订法律政令，对皇帝所作的决定，甚至可以拒不执行。

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当然就不可避免了。从此君臣间相互猜忌发展到表面化。

如刘邦晚年，在平定英布叛乱后回到长安时，萧何因长安地窄，建议开放皇家的上林苑，允许百姓开垦其中的荒地。这本来是丞相的职责，刘邦竟怀疑萧何接受了商人的贿赂，企图讨好百姓，收买民心，因此把萧何下狱治罪。

再如，吕后要封诸吕为王，询问右丞相王陵，王陵便以白马盟约为由，不同意封诸吕为王，对吕后的意图表示公开抵制，结果被夺去相权，迁官为少帝太傅。

又如汉文帝时，丞相申屠嘉入朝，文帝的宠臣邓通有恃无恐，对申屠嘉怠慢无礼。申屠嘉当面指摘汉文帝说：“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文帝只好表示：“君勿言，吾私（戒教）之。”但是罢朝之后，申屠嘉不顾文帝的要求，竟行使诛罚之权，以不敬罪召邓通到丞相府，命令属官立即行斩，逼得邓通连连磕头请罪，头上鲜血直流。这时，文帝派人持节召邓通，才救了他的一条命。

汉初丞相权力超越皇权的现象并非少见，它反映了皇权的削弱。上述武帝对田蚡“权移主上”所表示的不满，正是这种矛盾的延续，也预示削夺丞相权力将不可避免。

汉武帝强化皇权的步骤，首先把军国大政的决策收归内廷，使丞相为首的外廷只能承旨受命， 成为执行内廷决策和处理一般政务的机构，因而汉朝中央形成中外朝两套朝官的局面。

汉初以来的官僚制度，至此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中朝的形成。所谓“中朝”，又称“内廷＂。它是由侍从汉武帝左右的一些尚书和内侍组成。

尚书原是少府的属官。汉初的尚书，职掌文书，传达诏令等。汉武帝利用它作为中朝的办事机构，尚书改由宦者充任，尚书令称为中书谒者令，又置仆射为尚书令之副。大约在汉武帝时期，由于朝廷多事，开始设尚书四人，分四曹各司其职。这就是“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一作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四夷事。”汉武帝以后，尚书的职权不断扩大，地位也日益显要。

汉武帝又通过贤良对策、官员荐举或自荐的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称：侍中可以出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给事中掌顾问应对诸事。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朝政谋议，执行中朝的政令决策，成为显赫一时的中朝官。

这些中朝官员的秩位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尤其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朝廷公卿大臣论辩，以至面折庭争而数拙大臣。其中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都直接参与政事。

如汉武帝即位不久，因吴王之子刘驹的挑唆，闽越发兵围攻东瓯。当东瓯向汉廷告急时，汉武帝征求太尉田蚡的意见。田蚡认为越人互相攻击是常事，不主张出兵援救，结果遭到严助的责难。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发会稽兵，但因为没有符验，会稽郡守拒不发兵。严助当即斩杀一司马，说明天子的意图，便发兵渡海救东瓯。

那时严助为中大夫加“侍中”，即以汉武帝近侍之臣的资格，直接参与军政大事。

又如汉武帝时，为了抵御匈奴南下，曾下令北筑朔方之郡。御史大夫公孙弘认为，这是“罢（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几次进谏汉武帝罢之。汉武帝指使朱买臣责难公孙弘，历数利害十条，公孙弘无法回答，只好表示“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

当时朱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论职位在御史大夫之下，却以“侍中”的身份参与决事。

后来公孙弘迁官丞相，曾奏请“禁民不得挟弓弩＂ ，结果吾丘寿王上书驳斥，汉武帝责问公孙弘，公孙弘只好拙服。吾丘寿王如此气壮，也是职为光禄大夫加“侍中”，即凭借中朝侍从之臣的身份。

那时候，还有一些皇亲以侍中发迹，他们奉命统兵主征伐之事，官至将军之位加号大司马，荣宠倍加。如卫青、霍去病，就是二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初置大 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当时的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获此殊荣。他们不仅领兵征战，又是皇帝的亲信，成为中朝最受尊宠的武官。

西汉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势，即由此起家，而且日益显达。到汉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地位尊崇无比。汉武帝以后，其权势更加扩大。

汉武帝利用近侍文武之臣，组成中朝，并通过中朝预闻政事，左右政局，从而掌握一切朝政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只能垂手听命。上述中朝官数诎公卿，就是极其生动的例子。

从此，丞相权力大大削弱，其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遇杀身之祸。汉武帝之前，在任的13位丞相，无一人因罪而被处死。到汉武帝时期，前后出任丞相同样是13人，但境遇截然不同。那时丞相遭到谴责、嘲弄是常事，被黜免也不乏其人。

汉武帝彻底掌权位后30年，更是喜怒无常，丞相被任意摆布、杀戮者层出不穷。那位不学无术的田千秋，居然“以一言寤意”，获得 了汉武帝任相封侯的奖赏。这种异乎寻常的怪事，连东汉史学家班固，也说“世未尝有也！”

然而在这30年间，更多的丞相则被治罪处死。当时任丞相的七人中，李蔡和严青翟因罪自杀；赵周、公孙贺、刘屈麾下狱处死；只有石庆淳谨而善终其位，但是经常受到谴责。还有田千秋任相不到两年，汉武帝即已病死，也是一位未遭不幸的丞相。

那时丞相仕途如履薄冰，在位的丞相心有余悸，不得不辞职以保全性命。丞相公孙弘和石庆，都先后表示：“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丞相的职位，竟被视为危身的祸根，落到了无人肯出任此职的地步。公孙贺被拜为丞相时，竟然如丧考妣，“顿首涕泣”，拒不接受丞相的印绶。

随着丞相权力的削弱，朝政大权转归中朝，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愈益变成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当时的外朝又称“外廷＂，包括丞相至六百石的官员。在汉武帝时期，外朝机构变化较大，各种机构相继扩充，名称也多有更改。这是由于汉武帝经略文治武功， 朝廷事务日益增多的缘故。

其中，只有太尉一职例外。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太尉田蚡免官之后，此职一直未再设置。前述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廷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说明“大司马”之衔，在当时只是一种尊荣的加号而已，并非践行太尉之职。从实际情况看，那时的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都冠以大司马之号，但是他们主要的职责，仍然是统兵征战，与原来的职权无异。大司马职权的变化，是在汉武帝以后。可见太尉一职，终武帝之世，一直是省官的。

外朝其余机构，则不断扩充，情况不尽相同。如汉初的郎中令，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勋。其属官中大夫，更名为光禄大夫。光禄勋主宫内事务，机构相当庞大，仅属官郎的员数，就多至千人以上。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初置期门，职掌执兵送从， 人数也达千人之多。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又增设羽林掌送从，后更名羽林骑，其员数也不在少数。期门和羽林，都属光禄勋。

又如掌皇室财政的少府，本来机构就庞杂，属官名目繁多。到汉武帝后期，少府属官更名的很多，而且增设不少丞。如掌戈射的佽飞（即左戈），就有九丞两尉；掌御饮食的太官，也设有七丞。其机构之杂，员数之多，可见一斑。

再如执掌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汉武帝时更名大司农。随着武帝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的改变，大司农的机构及员数也相应增加。其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郡国又有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还有搜粟都尉之设，等等。其中如盐铁官和均输官，显然都是武帝元狩年间至元封年间，才分别增设的。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 又增设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其属官有十六官长、丞。还有八校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也都是武帝时新增设的。

至于机构名称的变更，就更多了，有的已如上所述。还有，如掌诸侯王及少数民族入朝礼仪的典客，更名为大鸿胪；掌京师治安的中尉，更名执金吾；掌治京师的右内史，更名京兆尹；掌列侯的主爵都尉，更名右扶风，等等。它们的属官与汉初相比，都不同程度有所增加。

汉武帝时期，对地方行政的控制，也日益加强。汉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郡国并行制，汉朝中央所控制的郡县，仅仅15个郡而已。到武帝时期，由于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郡县两级制随之扩大。那时形式上王国及侯国依然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地方行政制度则以郡县制为主。到汉武帝后期，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加以吏治的败坏，汉廷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愈益加强，相继设置十三州刺史、司隶校尉等。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所推行的集权政治的政策， 大大加强了汉王朝的政治力量，使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的时期。它有利于汉家政权的巩固，有利于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对加强汉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3、稳定编户，抑制豪强

自从汉武帝即位以来，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即位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侈靡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汉武帝的舅父田蚡，在长安建造的宅第，富丽奢华居诸第之首。所霸占的田园，都是肥沃之地。他广搜器物，为之购物的人往还郡县，不绝于道。田家前堂罗列钟鼓，竖起曲柄之旗，以炫耀他的权势。后房妇女，数以百计。他收取所献的珍物，不计其数。

像田蚡这样的贵族官僚，在当时并非少数。他们生前奢侈腐化，死后仍然不忘享乐。中山靖王刘胜死时，所用金缕玉衣，就是用金丝和玉片编制而成的。随葬大量珍贵器物，达两千余件之多。由工商业起家的一般豪强地主，凭借其雄厚资财，畜养大量奴婢，与贵族官僚相比，其奢侈并不逊色。

汉武帝时期奢靡之风日盛，就更加刺激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对于财富的追求。酷吏宁成宣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财富增殖手段的土地，便成为势家、豪富梦寐以求的猎取的对象。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

比如，田蚡对于土地的掠夺，连外戚也不放过。窦婴在城南有一片土地，田蚡曾经企图强占，窦婴怒斥说：“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相夺乎!”

像田蚡这样的官僚势家，对失势外戚尚且如此，对一般农民更可想而知了。衡山王刘赐掠夺民田，甚至采取“坏人冢以为田”的办法，即以毁坟强行霸占土地，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一般官僚对土地的贪婪，比起贵族和外戚，其虎狼之心并无减色。原酷吏宁成因罪逃归乡里，以除贷方式占有陂田千余顷，役使贫民数千家，几年间竟拥有家产数千金。宁成既霸占大量土地，又控制数以千计的贫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成为独霸一方的大豪强地主。

如果说，文景时期的官僚势家，与一般豪强尚有区别，那么到汉武帝时期，这两者的勾结和合流的趋势，则愈来愈明显了。曾经任燕相的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他霸占大量陂池田园，宗族宾客横行颍川，是个作恶多端的豪强势家。颍川流传这样一首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表达了人民对豪强地主的切齿痛恨。

豪强地主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农民纷纷破产。他们或者变为流民，转徙各地，使流民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或者沦为奴婢和僮仆，成为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附庸，以至有的豪富的家僮，达数百人或千人之多。其影响所及，使在籍的编户之民锐减，汉廷的赋役来源减少，统治秩序的稳定也遭到破坏。

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政策。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情况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抑制。主要措施如下。

其一，迁徙豪富。这是一项“强干弱支”的措施，自从汉初实行以来，“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终西汉之世没有改变。建元三年 （前138)，汉武帝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并“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在当时，所赐“钱二十万”之数，相当两个中产之家的资产，另外还给予大量的土地，实际上这是采取经济抵偿的办法，解决汉廷与豪强之间的矛盾，以缓和局部地区的土地兼并。

元朔二年（前127)，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汉武帝的近臣主父偃建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武帝从其计，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三百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

这次迁徙的对象，不局限于豪富，山东大侠郭解，也属被迁之列。有人替郭解申辩，认为他家贫，不合所迁之限，却被汉武帝驳回。据载，郭解被迁时，“吏恐，不敢不徙”。甚至有些人集资于余万送给他，也被县掾杨某从中阻挠。可见这次迁豪明显带有强制性，与“募徙”的性质似乎不完全相同。

被迁豪富的家产如何处理，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 这些大的豪强地主被迁离原籍，可以暂时改变该地区土地集中的状况，延缓一部分农民破产的过程。

与此同时，对那些横行郡国，犯禁作恶的豪强，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如酷吏义纵为河内都尉，到任即族灭豪强穗氏之属。汉武帝在镇压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时，死者达数万人，其中也包括许多豪强。酷吏王温舒迁河内太守，上任即“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 。大的灭族，小的处死， 家产全部没收，血流十余里。

汉王朝在抑制豪富过程中，从经济抵偿，到强制迁徙，到严厉镇压，前后政策不尽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措施在局部地区暂时抑制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延缓土地集中的过程。

尽管如此，从当时被迁和被打击的对象看，主要集中在大豪强和犯禁豪强两种，至于数最更多的中小豪强地主，并未受到打击。因此，抑豪虽然步步升级，但是土地兼并始终没有停止。当时的名儒董仲舒，针对农民不断破产的惨状，曾经上 书汉武帝，呼吁“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二，经济限制。这是指对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从汉武帝在元封年间，曾颁行考察地方治状的六条监察条例看，其中第一条规定，不许“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对豪强所占田宅立限，不准超越规定的限度。这说明最晚在汉武帝中期以后，抑豪则转以立法的形式，试图从经济上限制豪强地主的发展。这种限制占田数量的规定，如果真正实行，受到限制的，恐怕只能是中小豪强地主。而从汉武帝后期流民数量剧增的情况看，立限的做法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延缓农民的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要负担繁重的赋役，甚至受到豪强地主“十税其五”的地租剥削，一旦遭到天灾人祸的袭击，往往出现大规模的破产流亡。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山东遭受水灾，受灾的贫民达数十万人之多。这些破产的贫民，一旦变为“自由”的流民，势必造成编户之民减少，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汉廷赋役来源减少，甚至使阶级矛盾激化。因此募徙贫民实边，与抑豪并行不悖，成为汉武帝时期又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

元朔二年（前127)，汉廷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前119)，又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共72.5万人， 由朝廷供给衣食，帮助安置家业。

元鼎六年（前111)，汉廷分武威、酒泉二郡，增置张掖、敦煌二郡，即河西四郡，并移徙内地居民，充实新置边郡。

汉武帝大规模迁徙贫民实边，既有利于开发边郡地区，又促使大批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从而扶植数以万计的自耕农。这对于稳定统治秩序，扩大财政经济来源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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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选自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读史联袂权威打造的中国读本系列之《秦汉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