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伦关系之“贵”：从仁、义、礼三个维度来看

“人伦”在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尊卑长幼等关系，又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以伦理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便是儒家所谓的“人伦”，它涵盖了传统社会最核心而又最系统的社会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的人伦关系之中，尊、卑、贵、贱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其中除了政治身份意义上的等级差异外，还涵括伦理道德关系中的人格定位。儒家思想中的人伦关系之“贵”，它属于个体德行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孟子有云：

“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万章下》）

在这里，因为“德”，长幼关系、尊卑关系、朋友关系得以平衡，趋于合理。另一种关系，如：“贵贵为其敬于君也。”（《礼记·祭义》）“敬”成为“贵”的价值彰显应该具备的基础性条件。可见，“贵”是作为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构成的核心价值，是通过主体的德性与德行构筑起来的价值。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之中，儒家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价值支撑，并存在独到的伦理考量。

一，人伦关系之“贵”逻辑地尊乎“礼”

儒家之“礼”属于维系人伦关系的核心内容。“礼也者，贵者敬焉。”（《荀子·大略》）“贵者”，作为一种角色和身份，以“敬”的方式来尊“礼”。可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贵”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其所处的身份对于角色伦理的塑造极为重要。在尊卑关系的定位中，“贵”成为一种愿景，人们以尊贵为价值追求的目标。

君子作为儒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格，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实践中，其“贵”的身份通过“礼”得以彰显。“贵”是道德情感的寄托，也是世俗伦理关系中的理想和希望，在具体境遇下还体现一种责任担当。“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在这里，“贵其身”之“贵”是道德人格之“贵”；尊乎“礼”不仅要“贵其身”，而且还表现在“能及人”，这便是人伦关系之“贵”了。

应该说，儒家之“贵”内含信念、承载希望，由“贵”的价值诉求到“礼”的伦理秩序，其中涵括的更多的是伦理道德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推扩至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多层级关系。

二，人伦关系之“贵”关键在行其“义”

“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四制》）这是基本道德原则。不仅如此，儒家之“义”融合了更为广泛的人伦关系。“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王先谦释曰：“此五者，非仁恩，皆出于义之理也。”从伦理关系的视角来讲，“贵贵”是主体的德行，是礼义规范指导下的人伦实践。

当然，于此，“贵贵”所强调的亦是“义”的道德价值，既是主体的“羞恶之心”，又表现为“见利思义”的道德人格。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中，荀子云：“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荀子·非十二子》）通过具体的伦理身份、道德境遇来审视，人伦关系之“贵”践履儒家之“义”，其价值可得到更好地彰显。这就是：“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那么，“贵”的道德价值在人伦关系中如何得以存续？关键就在“义”。“君子不贵，教以义也。”在这里，“君子”就是所谓的“贵”的身份，“不贵”则指不以“利”为贵。

质言之，“义”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它是主体在人伦关系中“贵”的价值是否能彰显的关键。确切地说，“贵”在人伦关系中如发生价值选择的错位，需要通过“义”德来补缺。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之“贵”，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道德示范才能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实现从“教以义”到“行其义”之间的互动与切换。

三，人伦关系之“贵”根基在辅以“仁”

儒家之“贵”在人伦关系中彰显其价值，离不开“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仁”是体现“贵人”之“贵”的道德品质。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进而言之，以仁义之心去促成人格美善，是儒家的理想。“己”与“人”在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全然不是对立的存在，在人格上是对等的关系，进而可构成一种价值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

孟子云：“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朱熹注曰：“此言朋友人伦之一，所以辅仁，故一天子友匹夫而不为诎，以匹夫友天子而不为僭。”

“辅仁”对于朋友一伦，意义非凡，它能消解等级、身份的差异，实现“贵贵”与“尊贤”在价值选择上的平衡。应明确的是，“贵”的核心在于人的价值彰显，人的价值彰显是基于人的德性和德行而来，而德性与德行以人伦关系的呈现样态为表征。

而且，儒家虽以人为“贵”，但其伦理考量绝不限于人伦关系本身。“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礼记·中庸》）儒家之仁，既是人之德性，又贯通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之中。“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即是以“仁”为“贵”为前提的，这不仅是人的价值，更是人独有的品质。唐君毅认为，“惟人有此无所不爱之仁，然后人心通于天心，为宇宙之至贵而存在。”以“辅仁”的方式为基础，建构成人伦关系之“至贵”，是儒家的理想和追求。质言之，儒家之“贵”的价值，根核在“仁”。

从根源上看，儒家之“贵”属于交织着理想与信念的价值观。在理想的人伦关系中，“贵”俨然就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美好人生的追寻，当然它包括由人的德性养成到道德实践的完成这一全幅过程，是自觉修养到主动行动。

从“德福一致”的层面而言，追求“贵”与追求幸福同样重要，甚至追求“贵”就是追求幸福的道德生活。孟子讲：“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孟子·万章上》）明乎于此，便能理解儒家之“贵”的价值彰显，其存在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即是以个体人格之“贵”到人伦关系之“贵”的推扩、延展，这亦是构成崇尚“贵”的价值观念这一传统社会风尚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邓立，贵州福泉人，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已毕业），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伦理与中华传统美德。现主持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节’德的现代转化与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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