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极致抒情下的病态，“性”外衣内的思想冲突

郁达夫的《沉沦》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应该都不难理解为何这本很薄的短篇小说会在那个年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仅仅过去了3年，在小说的语体形式刚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基础之上，郁达夫以大胆的描写，把性爱与爱国情怀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他大胆地描写在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轻浮话题，这是一种极为勇敢的尝试。

在我看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小说语体形式的一次重大革新，而《沉沦》则是严肃知识分子对描写内容的大胆突破。今天，我将从《沉沦》的抒情式写法，病态叙述的作用，以及对文章主题的分析三个方面入手，浅谈《沉沦》的文学意义。

1.极致抒情式写法，融入散文神韵的小说

郁达夫的文向来写的情绪饱满，这一点在他的散文《故都的秋》中有很好的体会。而《沉沦》作为一部小说，虽然文体有变，但郁达夫重情的写法却没有变动。

①自传性质的小说

郁达夫的小说情感如此饱满，大概可以从他本人对小说的定位上一探究竟。

“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郁达夫本人十分认同屠格涅夫对于小说作品与作者之间关联的观点，因此他在创作《沉沦》时，对自己过去的经历作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复原，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其中的主人公的家庭背景，坎坷身世。

在小说中，主人公“他”出生于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三岁时丧了父亲，家里有两个哥哥。“他”先后辗转多个学校求学，最后跟着哥哥来到了日本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

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身世与郁达夫本人早年经历高度重合，如果抛开小说中杜撰出来的情节来看，这也许就是郁达夫本人所作的记录早年日常生活的日记。郁达夫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1899年，郁达夫三岁时，他父亲便撒手人寰。而郁达夫青年时期也如小说中的“他”一样，先后在“杭州府中学堂”、“嘉兴府中学”、“美国教会学堂”以及浙江大学等多所学校就读。1913年，17岁的郁达夫随兄长郁华赴日本留学，1914年便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与郁达夫的经历不说百分之一百吻合，至少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相似程度。对郁达夫而言，《沉沦》中的“他”就是他内心中的自我，而以自我为主角创作的小说，在写作过程中很容易有一种代入感。

同样的身世，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环境，这样的设定必定使得郁达夫与小说中的“他”有着高度的共鸣，这就导致在《沉沦》中，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宣泄是那么的激烈，因为“他”的痛苦体验也正是郁达夫本人深感迷茫的别样表现。

②偏散文化的写法，高度的情感宣泄

单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小说应该注重的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散文则以个人情绪的抒发或个人见解的表达为重要特征。但在《沉沦》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对于情节的叙述被淡化了，而主人公的内心情感波动则是占了极大的篇幅。

《沉沦》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他”随兄长去日本求学，感到同学与自己格格不入，在来到偏远郊外的学校后，开始因孤独而自慰。压抑的欲望使“他”见到路上暗送秋波的女学生后会觉得苦恼，促使他去偷窥旅店老板女儿淋浴，而本想排遣烦闷的他又遇见一对情侣在野外翻云覆雨，在欲望的压迫下，他前往了有妓女的场所，却最终无功而返，投海自尽。

郁达夫选择了将性与肉的冲突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矛盾，这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意识之争，上述提及的客观发生的事件对于选择结果并无多大影响，而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纠结才是影响人物做成最终选择的关键。大概基于这样的矛盾设定，《沉沦》中的几个事件虽然仍旧在坚持执行推动事情发展的作用，但在文中的地位却要大打折扣。

对于情感的直接或间接映照占据了《沉沦》的绝大篇幅。郁达夫总是直白地揭露笔下人物矛盾而复杂的心理，自慰后的踌躇不安，欲罢不能，偷窥之后的面红耳赤，又怕又喜。他把人物深陷欲望之中的纠结心理写的淋漓尽致，没有丝毫顾忌，直接大胆展现。

除了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对于景色的描写则是郁达夫寄托感情的另一大高招。散文的创作经历使他在描写自然景致时颇有一番体会，主人公心情舒畅或在大自然中求得安慰时，清秀亮丽的自然风景总是难免。而主人公走上自我毁灭的过程中，郁达夫则花了大笔墨描写黄昏的迟暮景致，和昏暗无边的夜色。在《沉沦》中，自然景致直接与人物内心情感挂钩，因此每一种景色，都暗藏着不同的情感。

在散文中，以景写情是常见的技巧，在《沉沦》中，这种技巧得到了毫无克制的使用，再加之大篇幅的对于人物内心纠结的描写，使得行文情感饱满，颇有一种散文风韵。

2.病态的人物说出的，未必是不值一提的胡言乱语

《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是病态的，这个人物塑造与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我将两篇文章加以对比，进行了分析。

郁达夫和鲁迅

①病态的人物

《狂人日记》中的我在外人眼中是个癫狂之人，精神错乱，好说胡话。《沉沦》中的“他”也同样病得不轻。

“他”是一个患了忧郁症的病人，且病得不轻。这种病态体现在一种自我封闭上，而这种封闭则首先体现在我对社交的封闭上。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

这种社交封闭，原本并非出于“他”本人的自命清高。在一开始，日本同学也不乏有愿意与“他”交流的，但他却总是因为紧张而说不出话来，使得别人的主动接触吃了一鼻子灰，谁也不愿意自讨没趣，便离他越来越远。身在异国，他的那几个同为中国人的朋友也难以理解他内心中的苦闷，他便与所有人闹崩，包括他的哥哥在内。

“他”的不善交际，与人交谈都有很大困难是他社交封闭的直接体现，也是他忧郁症的浅层表现。其实这样的结果在文中早已给出了解释，“他”早年辍学后便自己在家里闭门读书，郁达夫认为忧郁症便是在那时落了根的。忧郁症的根是在自我封闭的情况下扎下的，那么这样的根长成后，“他”的不善言辞也就不难理解了，种何因得何果，大抵是如此了。

而“他”对于性爱的纠结态度，则是他自我封闭的深层次体现。“他”把自慰当成一种想戒却放不下的罪过，与女孩子打个照面便会脸红耳赤。正常人不应该把性爱视作一种罪过，然而文中的他却因为对“性”感到不耻而压抑自己，最终没有战胜自我的原始欲望，偷窥她人洗澡，偷看别人交合。在一次次挣扎过后，羞愧心让他自觉难以苟活于世，便自我了结，就此沉沦。

性是一种最原始的欲望，并非一种罪过。但是由于他的忧郁症，由于他内心的自我封闭，这种建立在男女双方共同参与上的行为对他来说自然可望而不可即，所以纠结是必然的结果。

②借病态人物之口，说出内心想法

“他”是病态的，但“他”本人把自己在性方面屡屡碰壁的根源归咎于国家的弱小，因为国家的积贫积弱，他才在日本难以抬起头来，也正是因此，他在最终投海自尽时仍旧心心念着远方的异国。

把对性的渴望与对国家的期望结合在一起，对于一个病态的人物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想必大家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权当“他”本人是在胡言乱语。正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觉得世上的所有人都在吃人，从过去吃到现在，不曾停止，这也是不会被正常人所认可的。

我不知郁达夫本人是否在阅读《狂人日记》的过程中产生过一些灵感，并融入了本文之中，但就客观情况来讲，两篇文章在此方面的设定都是一样的。看似胡乱癫狂，实则大胆地说出了别人所不敢说出的话。

病态只是一种表象，倘若不被世人认可的疯癫人物说出了戳痛人们内心的事实，众人会怎么样呢？大概只是以有病为借口草草打发，再冠以胡言乱语的头衔，所以郁达夫对人物的病态塑造，大概也是一种另样的警醒。

3.透过性与肉的外衣，看风云变幻之际的思想冲突

郁达夫在《自序》中如是写道。

“《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沉沦》对性的大胆描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认为《沉沦》表现了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积极的思想意义。也有人认为《沉沦》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不应该得到提倡。笔者本人则更支持前一种观点，“性”与肉的冲突只是一个表象，隐藏在背后的是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而“他”也正是因为两种思想交汇于一体，才会在性爱面前左右为难。

文中的主人公受到了西方新思想的影响，这在文中得到了多次体现。

在小说的一开始，便是主人公在乡间小路上捧着书本阅读的情形。“他”阅读的书并非四书五经，而是英国的诗歌，除此之外，文中还提及了他曾阅读过爱默生的《自然论》和梭罗的《逍遥游》。这一干外国名著令他本人爱不释手，而他本人则自然要受到书中蕴含的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

除此以外，他本人小时候就十分具有反抗精神。在h大学上学时，他因不满学校带有专制色彩的各种无用的繁文缛节的束缚，为了追求自由而毅然退学。这说明他的骨子里就带有一种反抗精神，而在接触到西方开放的思想后，他的自由精神也就获得了有力的依据。

但可悲的是，与此同时，他本人还深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制约。

在他无学可上的日子里，他一个人闷在书斋里苦读诗书，而作者暗示他的病根就是在那时埋下的。诚然，我前文已经提及，早年的自我封闭是造成日后悲剧的根源，但再往深一些挖掘，郁达夫也许是在暗示儒家封建思想才是造成一切的罪魁祸首。

主人公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青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年轻时接受的肯定是四书五经，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熏陶。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爱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 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

毫无疑问，洁身自好是我国传统士大夫最典型的品质。而那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则出自《孝经》，有趣的是，《孝经》恰好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如果此处还不足以说明，那么人物的另一个特点也能很好地说明主人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主人公因性而感到烦闷之时，往往寄情山水，祈求到无人的幽静野外求得心灵的解脱。而我国的传统文人也经常在失意之时游山玩水，寄哀愁于旷野，弃烦闷于天地。

所以，《沉沦》的主人公身上很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思想冲突的情况。在西方先进思想影响下，他觉得追求性爱乃是天赋秉然，不应该压抑；但儒家思想又告诫他要洁身自好，性是淫欲的直接表现，是毁掉一个洁身自好的人的最佳手段。因此，对于性爱的纠结才成为了本文的主要矛盾。

那么郁达夫本人又是如何巧妙地将追求性与爱国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本文的最终主题呢？

从时代背景看，文中主人公在性方面的屡屡碰壁，忧郁症的不断加深固然要受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地位一落千丈，作为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自己心里感到低人一等，感到被排挤，有着强烈的复仇欲望也是理所应当。而身在异乡，要实现性的突破，不可能逃开日本女性，但正是由于地位的低下，使得“他”在面对日本女性时也依旧抬不起头，性的突破也就无从谈起。这一切，与当时国家的弱小是有一定根源的。

深层次说，造成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思想，举国上下思想混沌，仍旧以过去落后的儒家思想为根基，固步自封，骄傲自大，国家自然难以强盛。而“他”作为国家的一个青年，那怕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依旧挣脱不开封建礼教的束缚，只能含恨而终。而在华夏大地，当时这样的青年，还有多少？

再联想到当时发生没多久的新文化运动，郁达夫何以写此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在《沉沦》的最后，郁达夫以“他”的呼喊结尾。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如今的中国依然强大了起来，我们不用再打倒老旧的思想，也不用在异国忍受别人的白眼。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在遥远的1921年，郁达夫留在《沉沦》中的那一句句对故土最殷切的期盼。

时至今日，每一个阅读过《沉沦》的人，大概都会在耳边听见那个在夜色下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在赴死之际送给故国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