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选官，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10，《秦汉史话》连载20，欢迎收看。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承袭秦的军功赐爵制，许多战功显赫的功臣新贵，成为汉家官僚机构的主要支柱。为了加强各级统治机构，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其他选官途径便应运而生了。比较重要的有征辟、任子、赀选等途径。

征辟即征聘和辟除。前者指皇帝特诏选任官吏，后者属高级官吏任用属员。刘邦晚年，为了巩固汉家帝业，曾下诏慕求“贤士大夫”，开了汉代帝王求贤之先。前述汉文帝重视儒家经典的整理和研究，曾准备召名儒伏生教习《尚书》。这种由皇帝聘召名士参政，或者委任其他职务，即称为征聘。受征者应召与否，本人可视情况抉择。汉廷对于征聘，往往礼数极尊。刘邦在求贤诏中，要求郡守亲自前往劝勉，并用车马送至京师。汉武帝迎申公时，束帛加璧，安车驷马，给予特殊的礼遇。

征聘之外，汉廷公卿及地方长官，也可任用一般的掾属，称为辟除。汉初辟除属员，开始必须向汉廷上报，后来可以自行任用，一般只限低级属吏。但是这两种选官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征聘一般只对个别人，武帝之前，征聘的例子很少，辟除属员也有某些限制。

随着汉初统治秩序的恢复和稳定，官僚显贵为了世代把持政治特权，一种以官吏保任子弟为郎官，使其政治特权世袭化的选官制度，便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兴起。这就是汉初的＂任子”制。到了文景年间，“任子”制十分盛行。

所谓“任子”，指汉代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任职满三年， 可以保任子弟一人为郎官。当时许多官僚子弟通过这一途径，平步青云，成为他们获取高官厚禄的进身之阶。他们通常先保任为郎官，即属于宫廷宿卫侍从的官职，然后再迁转为汉廷各级的官吏。

汉代出身郎官的高级官吏为数甚多，其中不少就是依靠父兄荫庇而显达的。如汉文帝时期，袁盎以兄任为郎中，稍后迁为中郎将，调为陇西都尉，又迁齐相及吴相，直至擢为太常。

自文景以来，“任子”制不但盛行，而且有扩大之势。保任者已不限于“以父任“，或者“以兄任”两种，保任的官职也不限于郎官一种。到汉武帝时期，甚至保任的人数，也不受一人之限。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任子制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任子制作为维护官僚显贵的既得利益，使其特权世代相传的政治工具，其内容并无实际的严格的限制。

此外，还有以货财入选为郎的选官途径，称为“赀选”。汉初，入仕要受财产限制，家贫不得推择为吏。汉景帝时期，规定“货算十以上乃得宦”, 即须具备十万以上的家资，方可候选入仕。这个数字在汉初，相当一个中等之家的财产。但是以货财入选为郎，往往长期不得升迁。如汉文帝时，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升调，竟要辞官归家。

上述几种选官的方式，不但范围狭窄不利于广泛选拔人才，而且所任用的官吏也不一定是“贤材”，尤其是“任子”和“赀选”存在的弊端，已为当时人多所指摘。

汉武帝即位时，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他建议由“列侯、郡守、 二千石各择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即实行察举的选官制度。

察举是一种由公卿或郡国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官的选官制度。早在汉武帝之前，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实际上已经产生。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就是一次明诏察举的选官。当时身为太子家令的晁错，在这次举贤良的对策中，即以“高第”而迁官中大夫。

这次诏举的方式方法，开了察举制的程序模式，成为后来察举取士的程式，它标志汉代察举制的产生。文景时期所实行的察举选官，似乎不止汉文帝后期这一次。如景帝时期的循吏文翁，“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文翁“少好学， 通《春秋》＂，是个儒生。他在黄老之学盛行的文景时期， 被举荐入仕，而且官至郡守，又说明当时察举选官不受学派的限制。

尽管如此，文景时期的察举选官，仅仅属于选官之一途，尚未成为定制。

察举制作为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工具，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而且不断完善而成为一项定制，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最后确立的。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是汉武帝即位之后，第一次以察举的方式，荐举了一批贤良方正。

当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时，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皆罢之”，汉武帝准其奏。

从此，察举制的选官方向，遂确定主要以儒术取士。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一次带根本性的转折，但是真正推行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却是在太皇窦太后死后的事情。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即太皇太后死后六个月，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举孝廉便成为岁举的常行科目。这项诏令不但扩大了察举制的科目，而且举孝举廉成为每年必行的常科，表明察举将作为武帝时期主要的选官途径。

但是，在推行察举制的过程中，也遇到来自郡国方面的阻力。为了确保这项制度的实行，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汉武帝诏议不举之罪，并批准“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的奏议。至此，以举孝廉为主要科目的察举制，便作为一项定制确立下来，并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

察举制在汉武帝时期，科目进一步扩大，基本上可分为常科和特科两大类。常科指岁举的常行科目，即举孝廉；特科指特别诏定的科目，如举秀才异等、贤良方正等。

孝廉指孝子、廉吏两种人。举孝和察廉本属性质不同的两科，但是在汉代的察举制中，孝廉常常并称为一科。由于举孝察廉被视为对“忠君”有着特殊的意义，又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重要措施，因此它备受汉代统治者的重视。在汉代察举诸科中，孝廉一科所举人数最多，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

贤良方正，汉代的“贤良”，往往与“方正”、“文学”连称， 或称“贤良方正”，或称“贤良文学”。从文帝、武帝所举贤良看， 凡具备一定才学的人，都可入选。这一科目始于文帝十五年，后来一直沿用未废。汉代察举贤良方正，被视为重要的科目，因此它名为特科，实际上屡见不鲜，而且所举贤良，多由现任官吏充选。一旦举为贤良，经过皇帝策问，便根据对策的情况，授予不同官职。

汉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多数由这一途径入仕。如前述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迁官中大夫的。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贤良对策，被任命为江都相。还有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官至丞相。严助因举为贤良，对策很受武帝赏识，被擢为中大夫。

秀才异等，又称茂材异等，指具有特殊才能、超等逸群的人。

秀才异等一科的创设，是始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当时鉴于“名臣文武欲尽”，汉武帝为了选拔人才，便将它作为察举的特科设立。

汉武帝在建立察举制同时，又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儒学在文景时期，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汉武帝即位初年，补了《礼》和《易》，于建元五年（前136)，正式置 《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50人，具体规定了博士弟子的人数。

总之，汉武帝确立以察举制为主的选官制度，加以开创博士弟子员射策补官的制度，首先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这两种选官的途径并行不悖，打破了“任子”和“赀选＂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迈出重要的一步。

但应该说明的是，汉武帝虽然实行以察举为主的选官制，但是并没有废除任子制和赀选制。相反，在武帝及其以后，这两种选官途径都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