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哲学：“孝”与“忠”的矛盾与张力

自古以来，忠孝两全问题在每个朝代都异常突出。尽了忠，有违孝。反之亦然。这实际上是两种价值准则的冲突，也是伦理准则的冲突。为了调和忠孝两全的矛盾，儒家试图从两者的概念及关系出发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紧张与矛盾。

什么是“孝”

忠孝二德谁产生的更早，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如果就忠孝二德连用的话，无疑是孝德在先，忠德在后。道理很简单，忠孝就是要解决“移孝为忠”的问题。

“孝”字是将“老”字的下方的“匕”字省掉，换成“子”字组合而成的，象征上代与下代融为一体。孝的对象是双亲，“善事父母为孝”，所以这是对父母家庭所负责任而表现出来的善德善行。

忠的对象是集体、上级、君王、国家，那是对这些对象的责任。所以说，孝是离每个人最近和最先要做的善行，为大家非常熟知的“百善孝为先”，也当有此种意义。善事父母的孝道之最本质的伦理精神一定是爱，又具体表现在“敬”“顺”之上，所以也才有了“孝敬”“孝顺”之说。

由孝道而表现的下者对上者的敬顺之爱，当是忠孝思想提倡者要很好利用的地方。《论语》中的一段话最能体现这种意图。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善事父母，善事兄长，就不会犯上作乱，去做逆道背理的事。所以孝悌是实践仁爱之德的基础和根本。

出于人的真挚情感而对在上者的父母兄长的敬顺仁爱的德行，如果将其扩展开来，对他人、集体、事业、上级、君王、国家也都能做到尽心尽力，敬顺行事，那应该成为一个文明社会值得正面肯定和提倡的行为。由孝而忠，或者说移孝作忠，如果在上述意义得到自然地展开，那么，这样的忠是不可或缺的。

汉唐以来所形成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选拔人才机制，其思想基础正在于此。人们也喜欢从反面论述来支撑这种思想观念的可取之处，即如果一个连他自己的父母都不爱的人，这个人一定不会爱他人，不会爱岗敬业，进而也不会爱他的国家，而此种人一定不可重用。

孝的本质在于爱，爱是一种有心有情对对象的眷念、亲近和爱护，爱父母，爱家庭，由此推移，爱家乡，爱故土，爱国家，爱天下，这是一个源于亲情的延伸，这是一种基于责任的扩展，这是一项本于使命的推及。延伸、扩展、推及都是强调爱的超越。“爱于亲者忠于国”(常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正是这一爱之超越性的最好表达。而治国平天下的爱国之情则是由“忠德”来加以体现的。

基于“孝忠”而产生的爱国情怀，也是由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由此可见，与孝相连的忠，其积极正面的价值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于宋代以后那种将“移孝作忠”仅局限于处理君臣关系的狭隘化，并将两者的关系绝对化的忠的思想，我们是应该明确否定和批判的。我们也将这一性质的忠，名之为“私忠”“愚忠”。而这一情况更在“忠君”思想中有所表现。

什么是“忠”

当忠的对象直接与统治者的君相连后就形成了“忠君”问题。关于忠君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君与臣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先秦许多文献里，都是从双向性上来规定和定位君臣之间的关系的。从正面说，“君仁臣敬”“君惠臣忠”，这也叫做“君臣有义”。也就是说，君之义在仁，臣之义在敬。从反面说，那就是：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意思是说，君把臣当手足看待，臣就把君当腹心看待；君把臣当狗马看待，臣就把君当路人看待；君把臣当尘土小草看待，臣就把君当仇敌看待。总之，君臣正常关系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是有原则的。由此可见，这样的君臣关系正是遵循着“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德性，那就是忠之正。

所以说，忠君的问题也有个正与不正的问题。对于具有忠之正的“忠君”思想不但不应给予简单的否定，还应吸取其中的合理营养。

从战国后期开始，到汉代以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忠君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即向着单向性、绝对性等不正的方向变化了。这就是“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礼记·文王世子》语)，“君为臣纲”(西汉董仲舒语)，“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曾国蕃语)，更有甚者，那就是宋代以后成为主流的观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忠就被称为“愚忠”“私忠”。

通俗地说，这是一种丧失了“正”性的忠，背离了“公”性的忠，它已经完全将“忠德”异化了，变质了。这里似乎都不能用责任与义务等概念及其精神来讨论和评价“愚忠”“私忠”的问题，因为它属于奴才价值观。也就是说，当一种价值观念完全抹煞了个体价值、主体意义和独立人格，无论是在什么意义上这一性质的忠之思想都应该得到坚决的否定和批判。

（3）“孝”与“忠”的关系及其现在意义

关于忠君爱国问题，实际上是包含了许多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论忠德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爱国的问题，正像论孝道一定要论家一样。“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弛于家”(《忠经·序》)，“不思报国，岂忠也哉？”(《忠经·报国章》)此之谓也。

大家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表现为“君国一体”。这一社会存在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一不能将“忠君”一事一概而定性为糟粕，而是一要区分它的“正”与“不正”，二要看到忠君与爱国两者是否是统一的。具体说来，君之意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民族，那么，此时的忠君就等同于爱国。这一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无疑是应该得到肯定和颂扬的。

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的许许多多的爱国英雄，仁人志士，其精神被中国人民千年传颂和高扬，尽管这种传统精神是在特定时空下和特殊对象下而形成的，但它还是在表征着符合人之为人的人性的光辉。还有那些感天动地的警言格句，充满着浓浓的爱国之情，每每读来，无不让人感怀不已。这些主要由忠德来体现的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已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而受到赞扬。

中国爱国主义是有历史性、时代性的，通俗地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得到丰富充实的。例如中国近代而形成的爱国主义，就加强了国家民族等方面的内容。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并随着习近平同志“中国梦”的提出，又使得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更加崭新丰富的内涵。

（作者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徐小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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