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贤弟，别给我做师爷了，当我的女婿吧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人物，虽然没有在军机处做过，但他的实际权力、影响力比任何军机大臣都要强大。作为“疆臣第一”的他，其派系力量遍布中国，其主力更是作为保护京冀地区的基础力量——北洋陆海军。其势力遍及整个京津冀、山东和辽宁部分地区、朝鲜半岛的防务，其老巢在江沪浙也是实力颇深。

同时，李鸿章在整个清廷也是朋友最多的政治人物，当然政敌也不少。他的政敌主要是守旧派，他的朋友多得很例如旧官僚、外国侵略者、各类买办等。但无论怎样，自1880年后作为慈禧最信任的汉精英官僚，他的地位非常高且稳定。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却在1888年，把自己的女儿刚刚22岁的李菊藕（李经璹1866—1912年）嫁给了自己的师爷张佩纶。

张佩纶何人？有何能耐？

其实这张佩纶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孙女就是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他在1888年确实是李鸿章的师爷，但他在1884年就曾做过三品高官。只是因为在中法战争中指挥错误、贻误战机，造成1884年7月我方战舰几乎未进行反击就被法军消灭。由此，被罢官发配。1888年，张佩纶被赦免后进入李鸿章幕府，旋即成了李鸿章的女婿。

李鸿章之所以看重张佩纶，主要就是张佩纶这个人确实有才。

李鸿章很爱才，这是他嫁女的主因。

张佩纶虽然是所谓的清流主将，但清流比较复杂、人际关系更是复杂。他虽然与李鸿章有过政论冲突，但并非政敌。

冲突在封建社会官场是很正常的，政敌则是因不同的政策主张会产生零和关系。像左宗棠和李鸿章就属于政敌，张佩纶不但不是政敌而且是惺惺相惜的朋友，李鸿章对其特别是器重。

1878年以前，李鸿章管张佩纶称呼为“愚兄”“贤弟”。拉拢之心非常明显。张佩纶喜欢看书，李鸿章经常送其一些新出版的书、难见的书。久而久之，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越来越近。

张佩纶

1879年，张佩纶与李鸿章已经亲密无间。像母亲去世等诸多事宜都和李鸿章书信往来。老婆去世后也给李鸿章写信告知，家事、国事已经全部告知。

因为张佩纶、李鸿章关系亲近，张佩纶便为李鸿章纵论朝堂人物，论其特点、优劣，李鸿章应该与谁交好、提防何人等等。某种意义上，二人已经形成“政治同盟”。其原因很简单，李鸿章经常借钱给他。例如1879年张佩纶丁忧期间，曾在阴历十月十一月前往天津答谢李鸿章的帮忙，李鸿章“赐借千金，资其丧事”。

李鸿章则借机向其询问天津官员何人有能耐、如何与外国人交流等等，张佩纶便一一作答。由此可见，1878年以后张李之间虽有政策上的不同，但私人关系和感情已经亲密无间。

李鸿章治军虽然军纪松弛，但他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手下多是能干事儿的小人，缺乏的反而是张佩纶这种品德不错的人、深谙人际关系的有才能的智囊。他需要明晰政坛人际关系、从薄弱之处对政敌下手，这正是他需要张佩纶的智力的地方。再加上，张佩纶对洋务还是比较了解的，也更利于李鸿章从事外交、买武器、做公司企业等洋务。

张佩纶狂妄至极点评三大臣：沈桂芬、左宗棠、李鸿章

1880年阴历三月下旬，张佩纶非常狂傲地指出：他说天下的事情你得找对人，找不到合适的人做事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您呀凭您的威望可以得到君子辅助，但您的器量却让小人喜欢接近，久而久之您身边的人君子越来越少、小人越来越多。

张佩纶的孙女张爱玲

其原文是：天下之事得人则治，不得人则废。公之恩谊足以得君子，而其局量又嫌于容于小人。久之则君子必日少，而小人且日多。

紧随其后，张佩纶继续高谈阔论。小人是有才，您用小人确实可以得到一时功效，但时间长了心术不正的小人就会贻害无穷。遍观天下三大重臣，沈桂芬（写这封信时沈尚未去世，在信中以出生地“吴江”代替）、左宗棠（以“湘阴”代称）和您在用人上各有特色。

沈桂芬喜欢用私人、用的都是一些小人；

左宗棠则不会用人，用的人中都没有君子（比沈桂芬好就好在，他没说左公用的是小人。）

老师您呢却嫌君子无才、喜欢用有才的小人。

请注意，张佩纶嘴中的“君子”其实是传统儒家、学识渊博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进士系统的人。因此，对于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他是从心理是看不上的。只不过鉴于举人总督、巡抚并不鲜见，对于左宗棠这样的朝堂大臣、功臣也不好袒露情怀。

张佩纶并非志大才疏，是主流精英的失败

张佩纶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也是浅层，他并没有看准李鸿章的为人。他说李鸿章和左宗棠都不喜欢用君子（品德高尚、进士出身的人），因为晚清的“君子”（高学历低能力）没用。

以张佩纶为例，有人说他是志大才疏、纸上谈兵的人。但问题是，这恐怕也并非实际，他更多的是代人受过。

在做翰林时期，从光绪元年到十年（1875—1884年）弹劾大臣42人（上奏127件，弹劾占三分之一）。1883年，他连上奏章十多篇主张抗法，对中法形势分析、对敌策略、调兵方略、粮草武器调配等都说得非常好。

战争胜利即在眼前！慈禧看得心潮澎湃呀。立刻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但是在战争爆发后，却一再失误。

张佩纶在主管福州船政局中，贻误战机、严格遵循慈禧和李鸿章的指示，造成福建水师基本没有打就被法军消灭了。

从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六月李鸿章和张佩纶的四十多封电报可以看到：张佩纶想借助私人关系商请借钱、借兵、借船、询问到底和谈结局如何、是否做战争准备等，大部分都被李鸿章给予否定和模棱两可的意见。李鸿章显示的只有自己的无可奈何、不知所措，对张佩纶的帮助并不大。而那时，李鸿章在私下已经在和法方和谈。

由此可见，张佩纶的问题不是有些人说的志大才疏，他更多的是给慈禧、李鸿章背锅。这也是为何左宗棠在调查张佩纶等人战败责任时，反而为其说好话的原因。只不过，战败了总得有人要承担责任。

清廷根本不想力保马尾（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李鸿章与张佩纶私人关系非常好但临事仍是以自保为主。晚清后，清廷历次战争的失败都是人的失败——不敢打、不敢真打。以李鸿章为代表的许多人，都是以自保为根本。张佩纶的失败并非自己的失败，而是秉承清廷、李鸿章意志的失败，更是主流精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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