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横跨中西文坛的作家，林语堂曾两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用英文写的《生活的艺术》长期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再版四十余次。
林语堂能成为一代名家，一半来自天赋，一半来自父亲的悉心栽培。作为乡村牧师的林父自己开了私塾，每天摇头晃脑地教孩子们读四书五经，还鼓励他们读《茶花女》《福尔摩斯》等西方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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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时，林语堂说长大后要当作家，偷偷写了一本教科书，每页课文后再附插图，后来被大姐发现，兄弟姐妹都背下其中一首诗，“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他曾在文章中写过这件趣事，自我调侃“好难为情”。
后来，17岁的林语堂去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有次他倚栏沉思，同学以为他想家了，想要安慰他，谁知他皱眉道：“梁启超为什么成了今天的梁启超？”原来他刚看了《饮冰室文集》，对梁启超很是佩服，所以沉思起来，弄得同学哭笑不得。
林语堂平时上课吊儿郎当，一有时间就跑到图书馆看书，但天赋异禀的他依然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校园里有名的才子。不过，圣约翰大学的西式教育让他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后来到北平任职时，他自嘲竟不知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于是他开始广泛阅读古书，从《红楼梦》到《四库全书》，后来甚至可以谈论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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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北大任教时，从胡适的《现代评论》跳槽到了鲁迅创办的《语丝》周刊，与鲁迅并肩战斗，写文大骂当权者。其间，他还发表过一篇名为《鲁迅》的文章，里面全是对鲁迅的“彩虹屁”，还把鲁迅喻为“白象”，因为大象通常是灰色的，“白象”表明鲁迅的珍贵。然而两人后来还是分道扬镳。
当时鲁迅与李小峰因版税问题闹矛盾，于是有人在南云楼撮合他们和好，谁知有人提起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当时张友松想办一家书店，并承诺绝不像李小峰一样拖欠版税，为拉拢鲁迅不惜暗伤李小峰，所以鲁迅很忌讳说这事。心直口快的林语堂没多想就跟着附和，结果两人在饭桌上吵了起来。后来，林语堂在日记中写，“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后来，鲁迅看不上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这类讲究幽默、闲适的杂志，披着马甲骂他是“乱世中的隐士”，对国难充耳不闻。林语堂也在文章中反击道：“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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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虽然两人最后“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从中看出林语堂对这份友谊的尊重。
有人曾问林语堂，“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要不要有追求？”他平静地答道：“自在与快乐。”或许正因此，他才能成为20世纪最具逍遥精神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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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里梅梅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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