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政坛异类去世，他震慑当地官场三十年

6月9日，著名“反腐斗士”、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老检察长陈岩石的原型杨维骏去世，走完了长达98年的人生。

作为副部级退休官员，他坚持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不顾自身安危，长期批评举报云南两任省委书记，并在他们的落马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云南官场，官员们对他又敬又怕。全国网友称他为“最可爱官员”，中纪委工作人员也称他创下“三最”纪录：“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

云南政坛，何以出了这样一个异类？

一切要从95年前一位滇军名将之死说起。

一

1939年3月17日下午，国民政府原陆军上将范石生，坐着黄包车，沿昆明南城脚东行时，两个年轻人跳出来，对着他连开13枪。范石生当场毙命。杀人者，杨维骞杨维襄兄弟。

范石生

杨氏兄弟的父亲杨蓁，为同盟会元老，官拜民国陆军中将。1925年春，奉孙中山之命，赴范石生军任总指挥，率师入桂讨伐叛军。同年6月，在广西遇官兵暴动被杀。

杨家一直认为范石生是唆使官兵杀害杨蓁的幕后凶手，遂有14年后的报仇。

范石生和杨蓁是结拜兄弟，另一个兄弟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三人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因为志同道合，故结为金兰之好。

1922年初，朱德到欧洲寻找救国之道，杨范先后到广东追随孙中山。孙曾赞范：“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也曾夸杨：“摧破强敌，克复名城，奠安粤局，功在国家”。

两个结拜兄弟的遭遇，让朱德唏嘘不已。朱德说：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军官，清高廉洁而不善于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杨蓁不是范石生指使人打死的。

杨蓁

周恩来也说：“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杨蓁之死的消息传到广州，特别是范将军将杨蓁之遗体灵柩运到广州时，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将军是范石生指派兵打死的，要告诉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

但杨家另有说法。总之，这是一桩历史悬案。

解放后，周恩来朱德指示要关心照顾范石生亲属以及给范石生公正评价。朱德还嘱人劝说范杨两家和好，捐弃前嫌。

杨蓁去世时，有一子维骏，当时年仅3岁。他跟着母亲，从云南搬到上海租界。从杨维骏懂事起，母亲临睡前总会向子女们讲述父亲生前从严治军、爱民惜民的故事。父亲被害，成为杨维骏一生最痛的回忆。而父亲为国为民捐躯，又让杨维骏对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抱有深厚的感情。

父仇和国恨，让杨家兄弟奋发读书、抗日救亡。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时，杨维骏在上海南洋模范附小读五年级。学校成立抗敌后援会，13岁的杨维骏被推选为五年级代表。

这时的杨维骏还不知道政治为何物，也不知何谓为民请命。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杨维骏举家迁回云南。

中学时期的杨维骏

抗战最艰苦时，杨维骏在云南大学参与组建学生自治会，当选自治会主席，和李公朴、闻一多等共同串联学运。

这是杨维骏最怀念的时代。战时的昆明，激昂悲壮。

飞虎队在昆明上空与日机的对战，李公朴、闻一多的被暗杀，杨维骏自己被特务猛击……

1944年，民盟云南省委组织“爱国民主大集会”，五千人聚集在昆华女中操场。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殴打学生。“纠察队长”杨维骏，去东门城楼搬来宪兵。回到会场，看到一位西南联大男生被特务围打，杨维骏冲进人群中救人，却被特务殴打，养了半个月伤。

当时，前方战事吃紧，伤员急需血液，林语堂的女儿曾率国际红十字会服务团到昆明募集血液，云大爱国学生个个踊跃捐血，有同学甚至因为捐血频繁而贫血。然而没多久，街上有人高价出售血浆。

杨维骏对贪腐的痛恨，以及嫉恶如仇的性格，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

二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委托，前往云南调研。时任云南民盟秘书长的杨维骏，被指派协助费孝通调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

“费老走访了各个大学，在一片掌声中离开了昆明。”一年后，费孝通被打成右派，杨维骏也被牵连。他被要求揭发费孝通反党，但杨维骏拒绝合作，“我不能落井下石”。

费孝通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杨维骏

于是，杨维骏被定性为“人民的敌人”，成为“右派”。从此，他前后劳动改造了20年。

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杨维骏摘了右派帽子，重新恢复了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职务，后连任两届省政协副主席。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很高兴，过去提多少建议，人微言轻，得不到理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提出建议，至少总会得到答复吧！”

这位老革命，在年过花甲之后，举起了刺向腐败这座“风车”的长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官倒”猖獗，中央要求全国整治。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是云南治理整顿小组副组长，省长是组长。

他带工作组调查昆钢，发现有人以低价倒卖钢材给广东商人，还买了两部私人面包车。杨维骏在会上公开汇报时，没人吭声，组长也不管，他就很奇怪。监察部门的人拉拉他说，昆钢经理已经痛哭流涕了。杨维骏说，违法问题不能不了了之。但是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因为涉案人是省内某高官的亲戚。

后来，杨维骏又发现省委书记的儿子倒卖统购云烟，出厂价跟市场价相差一倍，赚了很多钱。这样流出去的国有资产有100个亿，那是1990年左右。

杨维骏还举报过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1994年，他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令狐安，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反映褚时健问题的不仅仅是我，但我是个重要渠道。”杨维骏说。1999年，褚时建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后来假释出狱，于85岁高龄创立“褚橙”品牌，成为中国“橙王”，这是另一段佳话。

褚时健

1993年，杨维骏卸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第二年，在美国留学并工作的儿子，让父母去美国探亲。这是他第一次去美国。

这趟探亲之旅成了工作考察。杨维骏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六万字的《美国社会动态侧记》。他观察美国社会的同时，也思考国内的问题。比如，他提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普遍遵守商业信用，说谎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但联想到国内，“官场上，假产值，假成绩，假报表，假统计比比皆是；有些人口头上马列主义，一肚子封建主义。讲真话的人不是没有，可往往遭排挤打击”。

1998年，从民盟离休后，他又去了一次美国，这次待了8个月。

两次旅美的经历，杨维骏说自己弄清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垄断资产主义，按照列宁的说法，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什么他们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访问了很多人，跑了多次图书馆之后，杨维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二战时期，美国凭借军火工业得以自救；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是高科技。

美国之行对杨维骏的冲击很大。他们这代人，毕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可是，有很多蛀虫在啃噬着中国的躯体。

和蛀虫斗，和腐败斗，为公平和正义而斗，这是杨维骏晚年斗争的全部目标。

三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到云南当省委书记。起初，杨维骏对他寄予希望。但不久，杨维骏就失望了。

科学发展观是“好”字优先，白恩培却以“快”为上，说“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

刚到云南，白恩培就推出“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围着滇池建城市，大片基本农田被拆。拆迁中，有的每亩市场价400万，只给村民12万，征地2万亩，村民高达千亿的利益流失。农民多次到省委大门口下跪哭诉，但白恩培都坐视不理。

白恩培

杨维骏开始写信批评白恩培。每年省里都会召开两次老干部座谈会，每次在会上，杨维骏也都向他提建议。

但白恩培很生气，他可能从没见过如此“不识相”的人。

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时，云南多处矿藏被低价贱卖给私人老板，包括价值5000亿的兰坪铅锌矿、价值百亿的博卡金矿等。

在这件事，杨维骏死磕白恩培。他的一封举报信通过媒体记者在网上公开，指出“云南发生6个大要案”，其中就包括贱卖矿藏。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

2013年，91岁高龄的杨维骏到北京向中纪委递交书面材料。当时排队的人很多，他就把工作证拿出来。看门的人一看是副省级，就把他叫到里面。一个处级干部出来，对他的材料看了开头，就伸出大拇指说“我们感谢你”。又往下看，问材料是谁写的，杨维骏说是我写的，他又一次伸出大拇指说“写得好”。后来，这位处级干部又带他进去见一位50多岁的局级干部。这位干部看完材料后，说“你举报的问题很重要，我们马上向党中央汇报”。

后来有人告诉杨维骏，中纪委说他的实名举报创下了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

这次举报后，中央巡视组进驻云南。2014年68月29日，已在全国人大任职三年的白恩培落马。

顿时，杨维骏在全国声名大噪。云南官场此前没人相信他真能将白恩培扳倒。此后，找杨维骏维权的人络绎不绝，其中甚至有官员。

接替白恩培的是秦光荣。

秦光荣

杨维骏住在云南省直机关小区内，秦光荣也曾住过这个小区，两家相距不远。秦光荣担任常务副省长时，还到过杨家，杨维骏也去过秦家做客。

2011年，白恩培调任全国人大。不久，杨维骏便找到时任省委书记秦光荣了解他举报的后续情况。“秦光荣跟我说，白恩培属于中管干部，他无权过问。”

杨维骏认为，秦光荣是明哲保身之徒。

秦光荣同样不重视保护农田，这也受到了杨维骏的批评。不过，与多家媒体报道不同的是，杨维骏曾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并没有实名举报过秦光荣。

四

曾经的明星官员仇和也是杨维骏的举报对象。

仇和上任后不久，曾到杨维骏家中探望他，征询他对市委市政府及仇和本人工作的意见。

但这次会面，只是做做样子。真的到杨维骏提意见时，仇和总是避而不见。

杨维骏曾试图通过正常途径建言献策，指出仇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民主决策、不考虑昆明实际、贪功冒进。

在仇和主持下，昆明一直在全力推行全区域的城镇化大圈地、大造城的大城市化跨越式发展的运动。要把原昆明主城的郊区和所属各个县的郊区，全部快速城镇化，原郊区农民全改变为市民，郊区原耕地全改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仇和

仇和把他在江苏宿迁起家时的那一套，照搬到了昆明。但是昆明的体量和影响力，是江苏“十三妹”宿迁远不可比拟的。

杨维骏说仇和这样搞是要把城郊全部毁掉，完全是大错特错的，于是就开始反对他了。

白恩培离任前，想让仇和接班。上面考察时，杨维骏提了反对意见。

对于杨维骏来说，除去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

2010年12月17日，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A6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驶进了省政协。他带着12个失地农民，在省政协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

后来，省政协老干部处处长找到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

此事传开后，众多媒体记者蜂拥而至，杨维骏家的客厅里，最多时围坐着10多位记者。杨维骏反而乐不起来了：“为什么我做个好事，反而成了个例？”他自言自语：“看来，我捅破了官场潜规则的窗户纸。”

事后，杨维骏感到现实中维权太难，开始学着开博客，将举报信发上网。他给自己的博客取名为“直言”。他不熟悉电脑，在博客上发表的上百篇文章都是在外面请人打印出来的。从他家到小区外的打印部，平常人走10分钟，他要走20多分钟。

杨维骏的执着反腐，也把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一个退休官员将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利用自己的身份、人脉到处“找麻烦”，在有些人看来，就是不务正业，就是脑子有病。

他举报了云南几起腐败事件后，就遭受到很大压力。有人在网上骂他，有人威胁要把他打成植物人。

他曾向中纪委举报云南省纪委的一位时任领导，后来有人告诉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杨维骏把此事告诉时任省政协主席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白恩培落马之前有段时间，有好几辆车在杨维骏住处附近监视他的行踪，只要一出门，就有车辆在后面跟踪。有访民打电话反映情况，电话里不时有杂音干扰。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有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某天凌晨4点，有不明人士爬上杨维骏家阳台撬锁，“咔嚓咔嚓”声把杨维骏老伴王婉琦惊醒。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从此，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保安通宵值守。

几年前，王婉琦因心慌，到一家医院吸氧，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他们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

不但有威胁报复，还有泼脏水。

有人说他支持刁民，是为了贪污农民卖地款项。还有人说他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不甘寂寞，所以要到处指手画脚寻找存在感。

杨维骏不是不要命的莽夫，他不畏强权和威胁，但也珍惜生命。他父亲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伪装革命的军阀之手。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值得我们杨家子孙后代牢记”。自从省里有高官放言要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便深居简出，几乎从不离开小区。

五

杨维骏走的路，和父亲杨蓁的路相似。“我父亲一身正气，为穷人翻身求解放，是个斗士，是个英雄。”

按照庸俗的标准，杨维骏完全可以像有些老干部那样，不问世事，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作为副部级退休官员，他住的是别墅，当然是按照政策享有的。还配有专车和司机，离休工资也不少。儿女也成年了，社会地位都不错。

这样的晚年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为什么要做那些得罪人的事呢？

因为杨维骏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杀身成仁便是他的理想。他一直以父亲为榜样，为国为民。

他家的墙上还挂着兄长杨维骞所赠的两首诗。一首诗写道：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杨维骏指着诗文解释，兄长警醒自己要刚正不阿、不畏强权，“两封家书悬在头顶，我断然不敢背弃。”

新京报曾采访过杨维骏，问“你的理想是什么?”

杨维骏说：“我的理想就是消除不平等，希望中华民族振兴。”

很老派的回答。但这就是他们那代人的坚持和追求。

杨维骏说，人不是动物，活着不能只为吃和穿，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否则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反腐斗争阻力很大，杨维骏没有气馁，反而进一步意识到：“反腐不仅是抓一些贪官污吏的事情，而是第二次反封建革命，要革封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

云南政界近年来多名重要官员落马，杨维骏认为，反腐还是应该坚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一原则，“权力大了没人管，而且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没有人可以制约。只有按制度办事，官再大也不能让一个人说了算”。

他的一些观点让人深思。“中国虽然是号称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然而其所谓‘封建社会’一直都带有奴隶社会色彩。农奴虽然被废除了，但家奴一直存在，所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这是西方封建社会所没有的。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残留了部分封建体制的色彩，体制本身就是权力，谁的权大谁说了算。很多人面对掌权者都是奴颜婢膝，在地方当个书记就了不起了，可以为所欲为、只手遮天。”

他把“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挂在书房自勉，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闲暇之余，他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共七八十万字，里面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

在文集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这是他的人生格言。他曾说，与腐败作斗争，是他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杨维骏为官员退休后的生活做了一个榜样。
为国为民一身正气，上天用高寿作为奖品，这也是一种公平。
杨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