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感人文章：我的三哥

作者 |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 | 《我的家庭回忆录》（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三哥，你远走了整整三年，哥哥、姐姐们都写了悼念文章，贡献于你的墓前。我却始终没有写一个字——你能谅解我内心的难言之苦吗？

20世纪50年代，钱理群全家福（前排自左至右：外甥、大姐、外甥女、母亲、大嫂、大侄；后排：二姐、小哥、钱理群）

是的，我每回见到你，都不敢正视你那坦然的目光。我多么想跪倒在你的面前，说出我内心的悔恨。

但我始终说不出口；不仅是因为我缺乏勇气，我没有把握，我甚至怀疑，这历史的重负，该不该由我来承担，我是否有力量承担。因此，每回在你的面前，我都欲言又止；事后却又一再地谴责自己的犹豫。

直到1990年9月6日（这可诅咒的日子！）你终于远走不归时，我才猛然醒悟：我再也不能当面请求你的原谅了！从此，我将背着内心的负疚，永远不能解脱！

呵，我真想如鲁迅笔下的涓生那样，仰天高呼：“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你，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你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在悼念父亲的文章里，我曾经谈过，当我十四岁时，曾面临“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考验，我写到了将父亲与反革命连在一起的种种矛盾、痛苦；却回避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与当时正任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的三哥划清界限，却并不那样艰难。

在我的心目中，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把解放前即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四哥、二姐，与曾经是蒋介石任校长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党员的三哥，划分为黑白分明的两大阵营：前者代表光明，是时代的英雄；后者象征黑暗，是人民的天敌。

因此，我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将三哥从我的心里逐出，甚至对他怀着一种隐隐的憎恨。

而且，据我观察，不仅是我，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母亲，都对三哥表现出一种冷漠，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家庭将三哥逐出了。

这对于正在苦苦挣扎的海外游子，自是过分的无情；而我们当时竟然觉得理所当然，就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残忍。三哥却在大洋彼岸一往情深地关心着家人。

1961年他听说大陆遇到了灾荒，忧心如焚，尽管自己刚脱离外交界，生活尚无着落，仍然辗转托人，与我们联系，表示愿助一臂之力。母亲接到这一信息，当即断然拒绝。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拒绝自然是形势所迫；但我们兄弟姐妹却一致赞扬母亲的明智，暗暗抱怨三哥的多事。

在极左路线统治下，我们这样的家庭早已如惊弓之鸟，不敢企求，也无法感应母子、兄弟（妹）之间的情谊，这是多么可怕的心灵的麻木与扭曲。

而我们这样对三哥以怨报德，当时尚不觉什么，事后想起却不能不惊惧于自己的冷酷。三哥却爱心不变。1974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立刻托人前来看望老母，我们依然一片惊慌。

虽然安排母亲与来人单独见了面，却不肯在带来的录音机里留下半句母亲的祝福——海外赤子这一点微小的心愿也不敢给予满足！

但我们依然赞扬母亲的明智，却根本没有想过，这会给三哥带来怎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心中，早已没有了三哥的位置。

人是自私的，当自我生存安全的考虑压倒一切时，即使是人伦之情，也会置之不顾。这类人性的弱点或许可以原谅，但它所折射出的极左路线对于人的心灵，以至人性的伤害，却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我们有勇气正视吗？

1980年的某一天，当我正在北大图书馆看书，突然接到通知，说三哥已经来到清华大哥的住处，要我前去相见。

我真的感到了一阵惶恐：我不知道该怎样迎接这位曾经被我们家庭无情逐出的亲兄弟，我想象那将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

但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时，一个颇为精干的小老头立即微笑着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这就是小弟吧？”我也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三哥！”——一切竟是这样的亲切而自然！

但我仍然感到陌生与拘谨。直到有一天，我陪同三哥三嫂去故宫参观，正在与三嫂低声交谈，抬头一看，三哥已远远走到前面，那微微前倾的身体、急促的步履，突然使我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发现了钱家兄弟姐妹特有的姿势与神态！

真的，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了前面走着的这个小老头成了我们钱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我又有了自己的三哥！

我急忙赶上前去，看他走得满头大汗，慌忙赶到售货亭给他与三嫂买来饮料，弄得自己也满头大汗，却顾不得擦拭，只一个劲儿地憨笑。

后来三哥告诉我，我的这一神情也使他大为感动。几十年来人为制造的兄弟隔膜，也许正是在这一刻，才得到真正的消解；而我内心深处，却又急剧地升腾起巨大的歉疚。

我多么想在三哥面前，放声一哭，将这几十年的误解、屈辱与过错，倾吐一尽。

但三哥没等我开口，就诚恳地谈起了他未能对母亲尽孝、对兄弟姐妹尽责的内疚，以及因为他而使我们受到牵累的不安，一再表示要尽自己的努力对这一切作出弥补：他详尽地谈起他对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的种种安排……

他谈得急促而又从容，显然一切早已积蓄在心，并经过了周密的思考。

听着三哥的讲话，当年我们无情地将他逐出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愈见清晰；面对三哥以德报怨的宽阔胸襟，我连一句道歉的话也说不出口，仿佛一说出来就立刻变成了虚伪。

我唯有沉默；而这沉默又使我强烈地感到自己的怯懦：我不是连说出真实的勇气都没有么？

于是，每回和三哥见面，我都强烈地感受着这种精神上的局促不安；我知道这是我自己酿就的苦酒，我只有独自吞饮。

后来，我又默默观察到，三哥虽然从不提及我们给予他的精神伤害，但他仍然不能掩饰他曾被家庭放逐的隐痛，而且，据我的直觉，他似乎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被放逐感——他一再强调，他所从事的商业，与钱家兄弟姐妹一样，也是一种事业，就多少透露出他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某种隐痛。

而我觉察于此，就更感到自己对这位宽厚的兄长伤害之深，几乎无地自容……

而且，我还要受到更大的精神的惩罚。1985年，我的人生道路上又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挫折：因为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不能为我一家四口人（其中我的岳父、岳母都已八十高龄）提供容身之地，我必须离开北京大学，这对我的事业发展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害。

正当我面临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时，三哥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用巨额美金在北京买了一套住所，供我一家暂住。

我知道这援助的分量，我也实在需要这样的雪中送炭；但一想到当年我怎样坚决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与同样处于厄境中的三哥划清界限，我又实在无法接受这份兄弟情谊。

这情谊火一般地照亮了我的自私、怯懦、无情无义，燃灼着我的心！

我觉得，我应该承受的，是三哥对我的谴责，给我以精神的鞭挞，我至少可以因此而获得某种心灵的平衡；然而，三哥却施给我如此的深情厚意，这对我，无异于另一种精神的鞭挞，使我的心灵永远不得安宁！

但我所有这些内心感受，却无法使人理解，更无法向三哥诉说。我知道，我如果真的拒绝了，又会对他形成新的伤害，而我无论如何，不能再给他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伤害了！

我只有欣然接受了三哥的援助，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内心隐痛……

三哥，如今，在你的灵前，我所能奉献的，只能是我的悔恨，与这颗伤痕累累的心。

我知道，你有一颗宽厚的大心，在冥冥之中，早已将历史造成的人间一切恩怨化解；我却无法因此而使我的灵魂获得解脱，我要将这一切深埋在心中，直到我们再度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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