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考证华佗是五天外国之音，曹冲称象为假，谬矣！

陈寅恪考证华佗是五天外国之音，曹冲称象为假，谬矣！

文：枯木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学报》六卷一期刊发了《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后来收录于《寒柳堂集》中。该文主要是通过考证，认为三国时期曹冲称象为假，华佗则是天竺人（“五天外国之音”），彻底把过去的结论推翻。

那么陈寅恪先生的考证依据是什么？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我们就来看一下陈先生是如何论证和考据的。首先陈先生确定曹冲、华佗确有其人，并引用《三国志》关于曹冲和华佗的记载，其中关于曹冲的生卒没有异议。对于华佗，陈先生认为“夫华佗之为历史上真实人物，自不容不信。”先确定了二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然后，陈先生摆出其论据，指出曹冲称象故事为佛教故事记载然后附会，华佗为天竺语的音译，行医故事也是佛经有之，因而应为天竺（今印度）人士。总之曹冲和华佗都和天竺有关，具体论据我们分开来，先说曹冲。

《三国志·卷二十·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记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这是曹冲称象的故事来历。

一、陈先生认为：曹冲称象故事为虚构，其最初源自佛教故事

1、浮舟称重古已有之

陈寅恪先生引用南宋叶水心《习学记言》中的论点，认为曹冲聪明为真，称象之事则在过去算术中就有之，因而为妄饰。具体依据为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二记载的“燕昭王用浮舟测量大豕”的故事，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只是曹冲借用。

我们把《能改斋漫录》抄附如下：“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其巨无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

2、印度佛经故事早有记载

在北魏时期吉迦叶和昙曜翻译的佛经《杂宝藏经》卷一“叶老国录”之故事以佐证：“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3、口口相传，后人附会

陈先生也看到《杂宝藏经》翻译时间在北魏时期（386年—534年），要晚于三国时期陈寿（233年－297年）编撰的《三国志》近三百年，于是陈先生猜测两种可能：

①第一，因为佛经很早，并且有称象故事，因此早已经译出，然而翻译出来的佛经轶失了。

②第二，即便是没有译出，可是口口相传，流传到中土，所以别人附会。

4、中原无象，为民间文学

陈先生认为，曹魏属于中原，中原无象，大概是附会孙权贡献的事情混为一谈，应该为民间文学故事。具体论据陈先生没有列举。

二、陈寅恪先生的论证存在很大纰漏

陈寅恪先生，依据以上四个论据，得出结论，那就是“曹冲称象”为民间文学，根源是佛经中的故事，然后陈寿“以文饰之”。那么，陈先生的论据能不能站得住？笔者认为缺乏严谨，我们分析如下：

1、燕昭王称豕才是传说故事

战国时期燕昭王称豕，这是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的撰述，然而并没有先秦文献予以证明。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其中记载，豕者，野猪也，能够活到120岁，并且又在王宫养了15年，从现在生物学角度来看，似乎不可能，一般来说50年就很罕见，因而此事很难为真事。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古人智慧，也许有利用浮力称重这种现象，只能说燕昭王的故事，属于宋人杜撰。

2、关于佛经有记载，陈先生就不是考证了，而是猜测，完全脱离了科学论证的方法

如果说，晚了几百年的昙曜翻译的《杂宝藏经》中有“称象”故事，就说几百年前的“曹冲称象”为抄袭后人，这实在牵强。陈先生给出的理由是佛经早就有之，已经翻译出来，只是佛经轶失了，或者是口口相传到中土后，陈寿奉承曹冲而美言。

那么，我们要问，凭什么陈先生这样认为？毕竟没有梵语《杂宝藏经》版本存在，不能证明早就有之。再则，我们为何不能认为，是当时翻译的昙曜，为了能说明佛经经义，从而把曹冲称象的故事附会到佛经上去？毕竟后代很多翻译的佛经，经常把一些民间故事杜撰到经文故事上，以宣传佛法，这有很多例子。

其次，即便是佛经上真的有此类故事，而从佛教传入中土记载，在法显大师（334年-420年）前去西域求经以前，只要少数几部经书，《杂宝藏经》一直到了南北朝法显后才从天竺引入，而几百年前的陈寿是无法看到的，因此陈寅恪先生的猜测是没有依据的，哪怕是轶失也不存在。

3、中原无象，可是进贡却有

象是哺乳动物，生活于多种生境，历史上亚洲象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及河南中南部等地区。而在先秦，就曾设立象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汉书·地理志》中，班固于日南郡下自注说：“故秦象郡，元鼎六年开，更名。”，“象郡”说明在秦汉时期，亚洲象在我国南方还是比较普遍，因象得名。

而曹魏时期，作为当时的名义上的正宗“天子”汉献帝，孙权进贡大象很正常。而有的文章认为建安五年，孙权只是“会稽太守”，建安十三年只领有江东六郡，因而境内不可能有大象。这就是笑话了，第一不能说没有，从现在生物学判断，当时长江以南有很多亚洲象分布。其次即便是境内没有，难道不能从象郡购买上贡给天子吗？！

因而陈寅恪先生仅仅以现在中原地区没有象，来论证古代不可能有，这就有点不科学了，况且，北京动物园现在就有大象，难道因为北京没有分布，就下结论北京不可能有大象吗？很显然这一论据缺乏力度。

4、陈寿会不会阿谀奉承？

陈寿是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虽然《三国志》中，有的部分史料值得商榷，可是总体来说，陈寿不会专门阿谀奉承。因为陈寿在蜀国的时候，就因为不依附权臣黄皓，被多次贬谪；在蜀国被灭后，被曹魏重用，有良史之称。况且退一步想，如果陈寿想巴结曹魏政权，那么，何不把“称象”故事附会在魏文帝曹丕身上？而去“巴结”13岁就夭折的邓哀王曹冲？岂不是舍本逐末？！因而陈先生指摘陈寿“以文饰之”的结论有点过了。

三、陈寅恪先生认为：华佗是“五天外国之音”

华佗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人称神医华佗，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方技传》第一就是“华佗传记”。然而陈寅恪先生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除了曹冲，陈寅恪先生又把华佗考证了一番，然后得出结论：华佗真有其人，不过是外国人。其论据如下：

1、外科技术太先进，华佗不可能发明

陈先生引用清代杭世骏在《三国志补注》中引宋代叶梦得《玉润杂书》：“华佗固然神医也，然范晔陈寿记其治疾，皆言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云云，此决无之理。”然后自己认为“断肠破腹，数日即差，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当时恐难臻此。”，意思是从医术进化来看，在东汉末年不可能有此技术。

2、华佗是天竺音译

陈寅恪先生认为，“华佗”原为“五天外国之音”，古音即天竺语agada，是所谓“药”的意思，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习见之语。至于为何后来没有“阿”字，是因为和“阿罗汉”变成“罗汉”一样，人们故意省略了。

3、华佗是当时人们附会“佛陀”

陈先生认为，按照《华佗传》记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fū）。”，其实华佗本名为华旉，只是当时佛教流行，人们用佛教神话中“佛陀”一类神化，称之为“药神”，于是变为华佗。

4、华佗和佛经中的胡医故事相似

陈寅恪引用后汉安世高翻译的《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中摩竭国（印度）有一个神医耆域，他在华佗之前发明了胡药，胡药跟麻沸散很相似。比如其中“耆域取利刀破腹，披肠结处。”、“便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治病等措施，和华佗的治病手法很相似，因而认为这是陈寿用印度神医来附会华佗故事。

从以上四个主要证据，以及还有“竹林七贤”的“竹林”， 源自佛陀说法处Venu的名词翻译，因而得出结论，华佗、曹冲故事都是佛教中的故事，然后陈寿并没有辨别真伪，于是收录到传记中。并且得出：“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赖之以推寻史料之原本。”

四、华佗究竟是哪国人？

陈寅恪先生的结论，虽然没有直说华佗是天竺人，然而其证据一一指向佛教故事，意思是曹冲、华佗故事并不存在，都是后人附会佛教故事经文，那么言下之意，华佗很可能是外国人。那么，陈先生的论据有没有失误的地方，我们再来论证一番。

1、先说华佗发明麻沸散，以及外科手术当时医疗技术能不能达到？笔者不是医学专业，本来无可置喙，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些考古证据。在1983年的时候，考古专家在青海出土了一批4000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其中几个头骨上有圆孔，并且有愈合痕迹，说明在4000年前就有了钻骨技术，可见古代医学之神奇超出人们想象。

2、既然在4千年前可以头骨钻孔，那么一千年多年前用麻沸散拉开肚子治疗，应该是可以的，并且由于历史记载，华佗被杀后医术失传，并不能说明当时没有如此技术。因而不但宋代人怀疑不能作为论据。

3、相反还有证据证明可能，那就是北宋王安石的一首诗《赠陈君景初》，其中有“吾尝奇华佗，肠胃真割剖。神膏既傅之，顷刻活残朽。昔闻今则信，绝伎世尝有。堂堂颍川士，察脉极渊薮。珍丸起病瘠，鲙虫随泄呕。挛足四五年，下针使之走。”，说明王安石也是怀疑，后来看到陈医生的技艺，不由得相信了。

4、关于天竺语agada，陈先生认为华佗是“阿伽陀”或“阿羯陀”经过简略的“药”的称谓，并且像“阿罗汉”变成“罗汉”一样，阿伽陀变成华佗了。貌似有道理，可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陈先生把“陀”偷换概念为“佗”了，而佛陀之类确实是佛教音译，然而“佗”在先秦就有之，比如《左传·隐公元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大戴礼·礼察》“此无佗故也”等等，如果按照当时翻译，都会用“陀”，而不是“佗”。

5、退一步，即便是按照陈先生认为的是省略，那么为何不叫“伽陀”或者“贾佗”？岂不是更加接近“药”的音译了吗？再一个相反的例子，按照陈先生逻辑，华佗是阿伽陀的省略，那么先秦南越王赵佗该怎么办？这位河北真定人，是不是也是“五天外国之音”？因为完全可以找出梵语发音和赵佗相近的词汇，这样的逻辑，赵佗也是天竺人也难说，是不是很滑稽？

6、华佗故事和佛经故事很相似。这点我认为陈先生的考据很重要，也比较有说服力，说明当时医药确实技艺高超，至于华佗行医故事是不是抄袭，笔者认为不太可能。因为《三国志》作者陈寿，比华佗、曹冲略晚几十年，然而相对不远，虽然佛经中有类似故事，可是并不能否认华佗治病救人的技术。而且也有可能是借鉴西域的医药技术也未必，可是，并不能说华佗是外国人，所有故事都是编造，这就有点质疑史学家陈寿的意味了。

综上所述，关于曹冲、华佗的故事以及名字来历，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其中只有一点比较公允，那就是最后一点，关于华佗行医故事和佛经胡医耆域确实有不少相类似之处，这是陈先生的博学之处。然而其他论据都站不住脚，不但无法证明其说，而且还是纰漏颇多，有的甚至能依据论据得出相反结论，因而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是不成立的。

那么，为何陈寅恪先生会质疑《三国志》中曹冲、华佗记载，而将之僵硬地和佛教拉在一起，并且经常有否定传统医学的言论？这和当时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有很大关系，当时人们抱着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以至于在很多方面迈的步子很大，在不少层面都否定传统文化，不但工业技术方面，其他艺术文化，诸如医药、文字、音乐、绘画、服装、习俗等等，都是一股脑儿的全盘西化，这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却是错误的和偏执的，近百年来的社会现实证明了一切。

而陈寅恪先生，处在那个时代（1930年），自然很难跳出窠臼，人往往拘泥于一点上，死拉硬拽，先入为主，很难放开来去研究。于是，在考据学盛行的那个时代，在以奇谈怪论喧嚣于文坛的时期，陈先生也是难免吧。

当然我们不是要指摘什么，而是从科学严谨的角度，去研究历史，而不是像其某些学生所言，“毕竟受过西方科学思维和方法的训练，在科学上的慧眼与史学上的缜密考证，自有独到之处，因而在论证两例故事的过程中，则显得从容不迫，卓识超人。”，阿谀有之，置评却无。

2020/7/30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