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越来越多人的眼里，苏联解体是一个无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样一个政治压抑而专制，社会贫穷且矛盾，特权阶层又压倒一切的国家，它的毁灭似乎是肉眼可见的。即便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他们其中的许多也只是留恋苏联的强大带给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而已，更多的人早已淡然地看待它。有趣的是，苏联民众尚能够平平静静地流着泪，看着国家消失，苏联解体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曾对苏联精英阶层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问题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惊骇：约有9.6%的人仍支持社会主义；12.3%的人偏向于坚持社会主义，但希望通过改革使国家更加民主；有76.7%的人则希望立刻实施资本主义。政权高层和社会精英纷纷“倒戈”，这个国家的倾塌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然而，许多专业人士却不惜用“诡异”一次发表感叹。
1993年，一位名为乔治·凯南的政治家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本杂志立场极其保守，即便如此，凯南还是忍不住说道：“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将这篇文章起题目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那么，凯南的观点究竟有多少可行性呢？
乔治·凯南何许人也？早在1947年，他便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代表著作《苏联行为的根源》。他在文章中明确建议美国要不惜一切手段，“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遏制’”。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到了美国在冷战中国家战略的制定，甚至有人干脆把美国针对苏联制定的策略称为“遏制战略”，而凯南也因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不仅如此，长期活跃在国际外交场上、对苏联和东欧情况有着深入了解的凯南先后担任多任美国总统的智囊，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当仁不让的“内行”。
1952年，在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期间，在与一名柏林记者谈话时，凯南居然把苏联比作纳粹德国，这一言论引起了极大的国际轰动，他也因此丢掉了外交部的职务。我们不难看出，凯南也算得上是非常强硬的“仇苏派”，然而他却为苏联日后的解体大呼冤枉。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专家们对苏联的国情进行了深入分析。历史学家认为，经过勃列日涅夫后期的一番糟蹋，苏联国力比起70年代已有了极大的衰退，而经济学家们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通过各项数据比较得出了结论：虽然苏联并没有得到什么关键而有效的大发展，但比起1975年，他们所掌握的社会与自然资源并没有太大变化。
有趣的是，许多苏联百姓仍旧贫穷，超市的货架依旧空空荡荡，人们依旧会为了一个面包而排起长队，但专家指出，这对苏联政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而至于苏联百姓，他们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点，至少在排队时没有人插队。
另外，与1960年和1970年相比，在1981～1985年这若干年的时间里，苏联GDP的增幅虽然在缓慢下降，但仍然能够保持每年1.9%的速度平稳增长；1985年，苏联的财政预算赤字为2%，即便是到了4年后，也就是风雨飘摇的1989年，苏联的财政赤字也只有9%而已——这虽然很不乐观，但根本没多少可能动摇一个政权，更别说颠覆它了。值得一提的是，相比1980年，1986年的石油价格每桶下跌了46美元，这对苏联经济无疑是个惨痛的打击。不过，考虑到通胀调节等因素，苏联政府依靠资源挣到的钱虽然少了很多，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仍按每年2%的速度增长。不仅如此，苏联人的工资水平也在解体前的5年里持续增长，即便是到了1990年，排除通货膨胀之后，工资涨幅依旧达到了7%。
经济不能压垮苏联，专家们又把眼光转向了内外政治。正如之前所言，苏联政府对社会的掌控力是无与伦比的，在关键问题上，政府从不妥协让步。专家们认为它会动摇苏维埃政权的根基，但不足以摧毁它，那么通常被视为国家灭亡的外部压力对苏联的影响又有多少呢？
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们普遍认为，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曾经活跃在政坛上的反对派和异端基本被清理干净，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发生革命的迹象。相反，到了1985年，苏联政府“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即便是被视为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阿富汗战争其实也并没有在其中占据多少比例，对于拥有500万军队的超级大国苏联来说，战争损失的40～50亿美元和那些伤亡绝不足以导致国家的毁灭。彼得·洛特兰德教授的观点可以代表一大批人：“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有专家甚至干脆提出，相比10年前，“苏联局势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人对此都不禁感慨：“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么什么才是专家心中摧毁苏联的真因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点——“道德”。
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有一个尺度很大的尝试，那便是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1987年1月，他曾在会议上宣布，苏联将重新构建苏维埃社会，进行开放和民主化尝试，“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戈尔巴乔夫后来解释了自己的决定：“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这样的决定听起来很好，但考虑到苏联的具体情况，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就像是小孩心中的理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我们不需赘述，按照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说法：“每件事情都已腐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老苏维埃的那一套都已统统失败，可悲的是，人们却又习惯了它，这就造成了后来的悲剧。戈尔巴乔夫的“道德改革”改革开始施行后，对于苏联人来说，这不啻为一场海啸。对于民众来说，这是一场“认知的剧烈转折”；而对不少实权派而言，腐败的他们并没有因此更具道德，反而找到了一些“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短暂的自由，一些曾经的话题禁区也被开放。比如在1989年2月的《红十月》杂志中，有人便将苏联定义为“极权主义国家”；著名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则高喊：“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这样的呐喊唤醒了许多苏联人的思考，同时也激起了人民的怒火。苏联人终于认识到想要拯救国家，不能用赫鲁晓夫时代那样的修修补补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粉饰和欺骗，应当实现“整个气候的改变”。“我们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俨然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口号，它随后引发的轰动就像是一场革命。
当这样一场“到的革命”已悄然兴起时，戈尔巴乔夫却在提倡不能用任何暴力手段进行大规模镇压，不能像前任们那样“将政权建立在谎言和恐怖之上”。熟悉历史的朋友们大概会觉得这一幕非常眼熟：1917年，当沙皇尼古拉二世还在热衷于打造一个“小父亲”的温和形象时，苏维埃革命者们已经从他的手中夺走了权力。而此时的苏联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所做的改革从条目上看去高尚而美好，实际上，苏联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土壤。民众思想的觉醒不能被引导，那么它便会失控并成为一场暴动；而戈尔巴乔夫对权力掌控的乏力也令“某些人”有机可乘，归根结底，“慢性病不足以杀人”，正是这场不合时机的“道德”改革摧毁了苏联。
如今，人们在对苏联解体问题的讨论中充满了教条和各种主义，同时也不乏理想化、形式化的定性。转而一想，苏联何止贫穷了一朝一夕？心怀信仰的苏联民众并非无法忍受贫穷，而是一旦信仰崩塌后，他们已变得无所适从。戈尔巴乔夫的“道德”来得太不是时候，同时却又太是时候。说到底，苏联的离去对民众而言更多的是国家消亡的悲伤，而对“大人物们”来讲，一部分苏联权贵感叹自己尽力了，另一部分则趁机大捞一笔；反倒是苏联的敌人们对“红色巨人”的暴毙感到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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