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推行议会制的时刻，民国初年真的实现“民主”了吗？

自洋务运动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早期资产阶级”，他们与推行军事与工商业变革的洋务派在很多观点上都很一致，但不一致的是，早期资产阶级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有强烈的好奇心，而这也是议会民主制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刻。几十年后，即预备立宪时期，立宪派就推动清政府开国会一事，连续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希望政府能够早开国会实现民主，但当国会真正召开以后，人们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晚清时期的资政院是国会的雏形

一、移花接木的民主制度

中国是一个奉行了数千年专制帝制的国家，尽管在某些朝代的某段时期，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但皇帝始终大权独揽，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人们习惯并认可这样的政治制度，所以在近代之前，西方的民主制对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荒谬”的东西。

中国帝制社会，皇权至高无上

但就在民国成立之后，人们对西方的民主制已经不再那么陌生，西方民主制也成为新国家的政府设计方案，议会、政党、内阁、总统等西方固有的民主词汇与制度纷纷引入到中国，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都认为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引入到中国，便能使中国焕发新生，走向富强民主。

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局并不太平，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仅一个多月之后，便将总统职位转交给袁世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在辞任之前，特地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国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机构，总统权力大受限制。

孙中山的做法，当然让权力欲极强的袁世凯相当不满。在他看来，《约法》与国会的存在，好像给他戴上了紧箍咒，他是“任命国务员也难，任命外交大使也难，制定制度也难，是与各国缔结条约也难”，各项工作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一个经过合法选举而走马上任的总统，但他又是一个对总统、民主、国会等西方民主十分隔阂的人，他当年所极力倡导的，其实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这与民国的制度，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二、祛除“光环”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自17世纪以来便在西方进行了一次次实践，到了19、20世纪又在中国被广泛传颂，所以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想象得过于美好，但当理想与现实接轨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多问题，让人无法接受。

国会与政府北迁之后，唐绍仪内阁很快便因与袁世凯的矛盾而解散，唐内阁解散之后，本应由陆征祥继续组阁，但此时的国会对陆征祥相当不满，并不断地否决陆阁的组成人选。

国会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力，竟使得当时的民国长时间没有正规中央政府，这自然遭到许多国人的不满，时任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便就此发表过反对意见，称：“遂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地位，国之不存，党于何丽？”

《建党伟业》中的黎元洪

其实，若以真实的西方民主历程来看，此时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实属正常现象，但问题就出在，这项制度对中国来说，是一项完全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体制，在中国并无任何土壤与根基。

袁世凯显然不会在国会的要挟之下束以待毙，当国会一而再地否定他所拟定的内阁成员名单时，袁世凯就启用军警前往国会现场，“不意事先有军警起而恫喝，遂致一一承认，殊为非计”。在时人看来，尽管袁世凯动用武力的办法是“殊为非计”的不合法举动，但这反映出，国会所营造出来的至高权力的氛围，在真正的强权面前，只是一只纸老虎，一戳即碎。

国会想极力营造国家权力象征的“人设”，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国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普通民众与袁世凯一方的“千夫所指”，特别是国会在武力面前脆弱无能，更让许多对其寄予厚望的民众和立宪派人士失望不已。这显然反映出民主制度在中国的致命缺陷，即没有相应的民主基石做铺垫，如果对西方各国进行观察的话，英、美、法等国无不是在反复争斗过程中一步步将民主制稳固下来，继而形成民主制度的土壤的。但那时的中国，显然并没有可以让民主自由生长的环境。

国会以雷霆手段阻挡新内阁组建的同时，也使自己迅速成为舆论的靶子。神奇的是，在民国之前反复倡导议会民主制度的那帮人，在议会制度确立之后，反而成为第一拨攻击国会的人。正如他们在报纸上所说的，民国之前他们的想法是“吾国当革命以前，举国上下，翘首以盼，深盼国会成立，一若国会一开，则危亡之祸，即可免除”，但当召开国会之后，他们反而是“然数月以来，人民对于国会之观念，较之从前，适得其反……强者必怒于言，弱者必怒于色”。如果真如报纸上讲的那样，国会在时人心中的失望与不满，已经积攒到相当程度。

民初十数年所经历的立宪、开国会等历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这也是中国民主化的开端。国会在中后期遭遇了强行关闭、被政客武人操纵、金钱贿选等失败的经历，也说明国会在中国进退失据。一方面想强行拔高自己的“人设”，营造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任性”地造成中国长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且在军警威胁面前不堪一击。像孩子一般幼稚的国会，若给予长时间的宽容与和平稳定的环境，或许能够成长起来，但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会这个西方物种显然水土不服。

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国会连军警都无法对抗

民初国会轰轰烈烈十数年，但其发展早在开头就已经昭示出惨淡的结局。在列强环伺、国内纷争不断的民国初年，幼稚的国会显然无法像婴儿一样，有充足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去成长、去发展，当它展示出与国人不相符且软弱不堪的状态时，曾经极力倡导国会制度的人，最终也会站在它的对立面上。应该说，不是立宪派抛弃了国会，而是时代和世代一道默契地抛弃了它。

牛津大学教授保罗·科利尔在他的《战争、枪炮与选票》一书中，详细剖析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在非洲为何水土不服。他指出：议会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整套复杂的制度体系，而选举、议会这些只不过是最表皮的形式。民国初年的中国，其实与混乱的非洲国家有类似的境况。只是复制一个选举国会的表皮，是不可能成功的，反倒可能成为混乱的动因。

这之后又过了几十年，在经过大浪淘沙的艰难探索后，我们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这是对的路，可以放心大胆地跟着共产党走。而在如今这个时代，美国再想重拾冷战思维，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最终也只能是一场疯狂者的自嗨罢了。

杨国强：《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迟云飞：《强有力政府与政党内阁：民初建立共和制度的困境——以孙中山和宋教仁的共和政治设计为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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