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梳理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洪水神话，主要情节都是一场足以淹没世界的大洪水。所不同的是，外国文献形成早，讲的是上帝惩罚世人，而幸存者繁衍人类，体现的是神本主义；中国文献形成晚，讲的是文化英雄，面对天灾时的理性自救，体现的是人本主义。那么，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存在呢？
1、自然科学的解读
《圣经》诺亚方舟故事长期被基督教神学家视为信史，他们根据希伯来人年表，推断出诺亚方舟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448年或公元前2345年。上文提到在古巴比伦遗址曾发现过大洪水遗迹；而当代随着古气候学、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以及环境考古等综合研究，表明公元前2200—前2000年，北半球确实发生了一次气温剧变；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九星地心会聚，总之都引发了包括大洪水在内的自然灾害。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世界古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过渡期。就我国来看：公元前2000年左右，“龙山时代”的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山西陶寺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基本都消失，其中良渚文化很可能直接灭于洪水，因为当时正是冰融期，太湖水位迅速上升，使得良渚文化遭到灭顶之灾。
之后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最早的国家”二里头文化开始。被认为最可能是二里头遗址对应的夏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正是公元前2070年建立。
而放眼世界，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左右，也正是苏美尔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的交替时期，《吉尔伽美尔》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
自然科学的解读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足以证明确实存在一次世界性大洪水。但是，大洪水的存在，不代表就是各地区洪水神话的反映。《吉尔伽美尔》从成书年代看比较接近这次大洪水的，但是苏美尔人的世界不可能代表了全世界；大禹治水传说反映的也是这个时间段的故事，但地质学家丁文江却认为“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大禹治水记录又太晚，所以很难认定这场洪水就是对一千多年前大洪水的记忆。
2、神话学的解读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用其他一些学科继续探索。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神话是投放到外部世界的心理活动，于是一些西方学者也用此来研究洪水神话，他们有人就认为洪水神话是一场集体的梦。
比如美国学者格扎·罗亨认为，文化英雄把人安排在树上和洞里躲避洪水，洪水代表的就是膀胱里的尿液、洞穴代表的是子宫、树干代表的是阴道、攀登代表的是生殖器，那么洪水神话是每天没做完的梦。另一名美国学者邓迪斯则认为洪水是子宫内的羊水，黑暗和漂流都是人出生前在子宫内的经历，那么诺亚方舟就是一个生育神话。
这两种观点，作为一个类型的洪水神话，可以给我们一定启示。但它们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神话，至少我们的大禹治水传说、女娲补天神话，完全看不出和以上分析有何关系。而且他们在论证上面也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创世纪》的洪水时间正好是一年，而人类在胚胎的孕期仅仅是十个月。
我国现代神话学家尹荣方则认为洪水是历法混乱的隐喻，洪水平定则是重建历法的象征。《吉尔伽美什史诗》泥板总共有十二块，而洪水故事其实只是第十一块上的一句话，而第五块说的则是创作历法和祭祀。《创世纪》也精确叙述了洪水的起始和停止时间。甚至我国的《山海经》《淮南子》也都记录了大禹平定水土后对大地的测量工作，而上古思维中空间和时间是相通的，那么这也表示了历法的确定。
作者的结论就是，正是因为世界很多国家、民族都曾遭受洪水灾难，对大洪水最害怕甚至震撼，而历法混乱同时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所以他们会不约而同将历法错乱比喻成洪水灾难。这种观点推测成分其实也比较大，因为历法制定应该只是灾后重建的一部分，而《尚书》《史记》中历法制定于帝尧时期，还在大禹治水之前。所以也不能用“不约而同”一概而论，但不失为一种启发性的观点。
3、历史学的解读
历史学的解读，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解读，把大洪水完全落在实处；也不同于神话学的解读，过于强调大洪水的心理隐喻。而是一方面考证文献中大洪水的一定合理性，一方面又通过文献形成去探究其夸大的理由。对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这类晚起的洪水神话，以及同一母题衍生出的次生神话，显得特别有价值。
徐旭生先生在上世纪写成《洪水考》一文，其反对世界大洪水的说法，认为当时洪水仅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因为当时凿井技术尚未发明，所以农业都分布在近河地区，这样就特别容易受到河患影响。“洪水”为专名，最早指的是其实黄河下游的共水，共水流经周代卫国共邑，即今天河南辉县一带。至于大禹治水，原本只局限于兖州、豫州、徐州这一带，之后才流传到全国范围。
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吴庆伟研究员牵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文，认为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积石峡找到了大洪水的遗迹。这事被媒体炒得一时甚嚣尘上。不过，更多学者还是支持徐旭生先生观点，认为缺少洪水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证据，更不要说试图证明夏朝年代了。
徐先生对早期农业与洪水灾害关系的分析，颇有见地，可以解释各民族不同时期存在的洪水神话。那么全国性的洪水神话，不过是局部洪水灾害的放大；世界性的洪水神话，又是全国性洪水神话的放大。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和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有类似观点。弗氏认为：“所有这样的传说都是神话加上半神话。仅就它们保留了实际发生过的洪水之记忆而言，它们是传说的；而就它们描述从来没有实际发生过的普世性大洪水而言，它们又是神话的。”顾氏认为：“水患的事，现在固因交通的便利，有了清楚的地域观念，知道是一地的，但在古代各以自己地域看作世界中心的时候，逢到了水患，一望汪洋无际，说不定是看得极普遍的。”
不过，徐旭生先生观点存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其反对世界性大洪水的存在，如前所述，其已经被今天的自然科学所证实，毋庸置疑；一是其还是过分相信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如前所述，地质学家认为当时并不具备任何治理洪水的条件。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同舟共进》《北京晚报》《疯狂阅读》《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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