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肩传儒道 广育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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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陀序论：“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赵宋收拾残唐五代的烂摊子非文治则不能平。故抑武而崇文来引导社会风尚，教育与师道遂成宋兴起的两大主干，而连带书院与学校亦兴隆日盛，虽然在残唐五代时已书院存在，但大盛却是要到了赵宋。

一个王朝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直接着这个朝代的走向，赵宋崇文抑武，注重人格修养及其教育精神，而此一种精神的影响传播必待由教育者躬行实践来示范接引。陈寅恪先生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宋学兴起，安定先生功莫大焉！作《胡瑗：肩传儒道 广育贤才》

在北宋，胡瑗先生的行谊名震朝野，是由其学生刘彝与神宗赵顼的一次普通对话。赵顼问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 刘彝说：“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可比也。” 赵顼又问刘彝：“其门人今在朝者为谁？” 刘彝说：“若钱藻（时枢密直学士、开封知府）之渊笃，孙觉（时右正言、知谏院）之纯明，范纯仁（时知谏院）之直温，钱公辅（时知谏院）之简谅，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体达用之学，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此天下四方之所以共知也。”

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兴起，必与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紧密相连。赵宋一朝自陈桥兵变始，即是为大机缘、大开阖。时人常以黄袍加身訾议太祖赵匡胤，而不深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身，就是当时社会的人群由乱求治、由动思静的朴素要求。“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此若非众心所归，仅以太祖一人之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试问：彼时若没有一强力领袖来领导此队伍、此国家，扭转乾坤收拾残唐五代的烂摊子，则五代十国之后，恐仍将以六代十一国继续纷乱，而此社会仍将在动乱中前进，生灵涂炭恐非一日可止。故可说此是太祖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开创了天水一朝。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整个社会正是在此不知不觉中由乱反治，引导此历史前进的，正是宋太祖赵匡胤。此后，范仲淹、欧阳修等宋朝大儒崇王道、尊《春秋》、倡儒学，其根基之本正由于此生发。

春秋以降，道术两分在官、在民；道术之兴亦在官、在民。太祖匡胤出身行伍，深知加身黄袍后的安危，深知由学术思想来引导此国家与社会前进的重要。早在周世宗之世，聂崇义郊庙祭玉献策，太祖匡胤便言其：“典事国庠、服膺儒业，讨寻故宝、刊正疑讹，奉职效官、有足嘉者”。太祖匡胤礼加儒臣聂崇义，非为附庸风雅博得名望，而实因为其看清了五代十国社会秩序与伦理价值崩溃后的可怕，所谓“长乐老”的冯道已失人臣底线；翰林学士陶谷谄媚献禅书已无操守可言。天下马上可得，天下却要靠儒术来治。“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太祖开国此气度，其后可知。朝廷诏邢昺、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等校正《周礼》、《礼仪》、《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开学馆、广学员，可证宋室以国家力量循时以渐来推动朝、野两途由崇佛、崇道向崇儒的转变。

在一个时代，一个人该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事业，其前提必须是要认识这个时代。仁者爱人皆由本心出。一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识时代，只追随时代，跟着时代跑，这种流俗的本源即是一己私欲多而公心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初，范仲淹振臂一呼而天下儒士应，实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真正领导、引导这个时代，干出理想中所需的事业，并导引此社会向前迈进的人物，非圣即贤。在朝廷孜孜以求振兴儒学，以校正五代十国人伦悖逆、社会失序、价值观念扭曲之陋习之际，朝廷儒士杂而不纯，牵强附会只能打动体制中人却不能惠及民间，而民间自我生成的力量与此时则应运而生。故也可说宋初的胡瑗先生、孙复先生、石介先生，在此时代与社会急需一种学术思想作引导时，他们已是悄然有成顺应此潮流，来上接汉唐，把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继承光大。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仁，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胡瑗先生在郡县设座讲学，实是倡导宋朝书院讲学新风气。范仲淹先生任职苏州，在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此鉴于唐武则天废除学校的流弊，将弘扬儒学中人伦纲常与提振人心士气通过人才的培养来完成。纯佑与纯仁、纯礼和纯粹范仲淹的四个儿子正因为得承了胡瑗先生的道德学问，方在后来成为宋朝礼义齐修的模范、辅国的重臣。而由此，我们也可说，弘扬一种学术思想绝非凭一两个领袖之力量可以达到，而更需要此一两领袖率领志同道合之人同践此道明此世，知行合一树新风。由苏州至湖州，胡瑗先生建学校、严师道、育人才，实是表彰儒家道统的一贯主张。设立“经义”“治事”两斋，一面培养朝廷理政上的能臣，一面锻炼国家治理上的专才，则又是经世致用一贯态度。“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胡瑗先生身先士卒劬育人才，如原野之火终成风气，而崇儒之风遂由民间在华夏大地激荡。理学之先于此肇基，如泾渭分明赫然在目。

让一种学术思想被一时代的社会普罗大众接受并推崇，实由这一时代倡导此学术的布道者高尚之品格、磊落之行谊所致。泰山投书涧，可见胡瑗先生求学之笃；事君之礼尽合古制，可见其知行合一之真；《论语说》讲明人伦之纲常；《春秋说》申明尊王大一统，此又其为五代之鉴而下阳秋之笔。表里如一、行为示范，胡瑗先生在倡导一代道德学问新风之际，自己首先即以一时代的楷模挺身而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后宋朝理学与时俱兴，而释、道两学渐式微，先生即是开创者、第一人。故程颐、朱熹同推尊他开宋朝学术先河，清黄宗羲、全祖望著《宋元学案》，又共同推尊其为第一人，古今一揆是为表彰先生力肩儒道之传、守先待后之功劳。今天，当我们追寻宋朝理学源头，胡瑗先生的行谊实在是让人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