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最大的挫折

　　专制帝王通过严严实实的政权网络，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网、一双无形的巨大“魔掌”凌驾于帝王之上。

　　这一巨网与“魔掌”就是君主专制政体。

　　几千年来，它就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驾于每一中国民众头顶，谁也别想逃脱它的阴影笼罩与异化阉割，全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难以逃脱此劫。

　　魏征一死，唐太宗更是听不进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为都开始退坡下滑。不再以民生为重，骄傲自满，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抛弃了过去的节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为严重的，是他步隋炀帝之后尘，劳师远征进攻高丽，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

　　中国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这是封建政体决定了的一种“宿命”。

　　有唐一代，要数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现了开元中兴的大好局面；后半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使得整个唐朝也开始由盛到衰。李世民虽然没有李隆基那么严重，但也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

　　隋炀帝三伐高丽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训，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友好往来，他们都向唐朝纳贡。三国相互间虽不断征伐，但唐太宗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轻易介入朝鲜内争，只是派遣使节调停。

　　贞观十七年（643年）九月，新罗使臣向李世民报告：百济与高丽联合，切断了新罗与大唐间的贸易通道。李世民派员调解、警告不成，为使小小蛮国知道大唐天子之威，断然下诏亲征高丽。

　　战争之初，唐军攻克了不少城池，却受阻于安市城下，损失惨重，“六旬不能克”。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无功而返。

　　几乎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李世民却在晚年“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通过一次败仗来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不亦悲夫！

　　只有这时，他才想起了魏征，不禁悔恨地说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马上恢复了魏征的名誉，并为他重立墓碑。

　　其实，房玄龄死前曾为此上过一份遗表，大意是说朝鲜内乱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劳师动众，只能是内为亡国之主隋炀帝报仇，外为新罗小国雪恨，可谓师出无名，即使取胜，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然而，唐太宗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没有强制约束，此时的进谏已成一纸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个人好恶与感情倾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东征高丽失误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而贞观之治后期也远不如前期，马周上疏称贞观后期“供官徭役，道路相继，（百姓）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略无休时”。

　　李世民一生最大的挫折，一是东征高丽失利，二是失去亲子之痛。

　　玄武门之变对唐代的影响甚为深远，最突出者当数武则天，她深得其中三昧，将其视为享用不尽的“财富”娴熟地玩弄于自己的亲子身上。

　　而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李世民的几个亲生儿子。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皇位继承权，将玄武门之变几乎重演了一遍。

　　玄武门之变一直是李世民心中深深的隐痛，他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效法，采取了坚决镇压的严厉措施，将李承乾与李泰两人全部废弃，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然而，却留下了失子之痛这一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李世民追求长生不死，大量服用所谓的仙丹，结果导致非正常死亡；他不断修建、扩大陵园，遗命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纸墨如新”的《兰亭集序》殉葬墓中，使得后人至今无从目睹名贵的“国宝”……这些，都对后来的帝王开了不好的先例。

　　若从本质而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大唐江山。他为此殚精竭虑，几乎耗费了自己所有心血。就连临死前，也在为儿子李治坐稳龙椅而玩弄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也就是他临死前十天，李世民突然将具有宰相身份的李勣贬到远离长安一千三百四十里的叠州去当都督。然后，他对李治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

　　李治执政后，听从父言，马上召回李勣，“册拜尚书左仆射”，后来果真成了他的心腹大臣，为他效尽死力。

　　封建专制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治。人心叵测，相应地，人治也就打上了变幻莫测的色彩。

　　唐太宗曾说过：“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每位皇帝都要求臣下尽忠于自己。因此，封建社会常常出现“人在政举，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普遍现象。

　　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政策没有延续性与稳定性，“法治”的严肃性及法律的程序化于封建社会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封建盛世往往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众，更多的时候是生于庸世苟且偷安、陷于战乱猪狗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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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摘 | 《历史的刀锋》

　　作者 | 曾纪鑫

　　出版 |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