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艺术理论大家薛宝琨 —— 为薛宝琨先生诞辰85周年而作

文|赵绪昕

一、薛宝琨其人

薛宝琨（1935-2016），汉族，天津市人。南开大学教授，研究中国说唱艺术理论和相声艺术理论的大师级的人物，著作等身，观点创新，对中国说唱艺术理论和史学有很多发现、总结和创建，做出了钜大贡献。他的学术成就不只限于说唱艺术方面，对中国俗文化与俗文学、天津民俗、地方语言、文艺常识、鉴赏、创作、史论、文艺评论、人文哲理等多方面都有所涉猎，有感而发，随笔流出，研究与著述的成果异常丰硕，令人倾慕。他的不幸去世，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大损失，让人扼腕。

薛先生步入说唱艺术理论界，既是因为生于天津、长于海河之畔，得到天津盛行说唱表演的特有世俗和民风的长期熏陶与影响，也是命运使然。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曲折，富有传奇色彩，与一般按部就班不间断地在学校就学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作风等方面有所区别。他13岁时曾考进商业职业学校，1950年当他15岁时，就已经参加工作，在一家知识书店做店员。1951年，他再次求学3年，1954年到医药公司采购供应站做会计员。1956年，政府号召国人向科学进军，全民掀起投入追求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的热潮。薛宝琨求知欲一直很强，不断求学，刻苦努力，终于考进中国最高知名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进修中文专业。可见，他有着不断追求学习与进步的渴望和意志，像他这样不断求知上进的人，今后必定会在某方面有所建树，因为具有这种品性的人必定不是等闲之辈，将来一定会是中国某种业界的一位精英。然而他前面的进步道路并非是坦途，不都是光明。1957年的“反右”政治运动使还在学校求学的薛宝琨遭受严重挫折。当时因为他年轻，正直，坦诚，磊落，替一些人当时的言论开脱，给予同情，他被当时北京大学党组织认定为政治上糊涂、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撤销了他预备党员的资格。幸运的是还没有糟糕到影响他毕业时的工作分配。1961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作编辑工作，后来到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当上一名创作员。从此，他开始与说唱艺术和相声结下不解之缘，至他辞世为止已有半个多世纪。

从1961年起，他接触到的说唱艺术家和相声艺术家都是中国顶尖级的人物，这又为他今后开展研究工作的高起点打下基础。他开始创作相声、鼓词、歌词等，边工作、边学习、边研究，为他日后在说唱艺术史和理论方面深入研究，积累起深厚的资料与实践经验。1966年，他被下放到黑龙江省有“北大荒”之称的“座虎滩”进行劳动改造，后被调到河南省淮阳继续劳动，历3年8个月。1973年（另记1972年），他幸运地被南开大学接纳，成为中文系的一名副教授。后来，南开大学聘请著名画家范曾来校组建东方艺术系，当时有“范曾画出东方艺术系大楼”的说法，范曾把出售自己书画作品所得的稿费捐献给南开大学，做为东方艺术系建筑物的基建资金，一时传为佳话。薛宝琨先生做为已经驰名全国并且卓有建树的中国说唱艺术理论的垦荒者和权威之一，自然由中文系转入东方艺术系最为适宜，成为该系艺术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带头人，历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顾问。他专注学术研究，为人处世低调，不事声张钻营，以他的学术成就而论，这些头衔是不在话下的。

1979年，北京大学对薛宝琨先生当年被撤销党员预备期的处理做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重新恢复了他的党籍。

二、将说唱艺术研究提升至学术层面的人

数百年以来，或者说时代再远一点，自有中国民间各种说唱艺术以来，它们的理论著述基本是空白的，对它们的理论研究远远落伍于它们的表演实践。在旧中国的民国时期、清代乃至更早时期，尽管民间说唱艺术属于文化艺术的范畴，并且已经很发达、很成熟，却不能登大雅之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表现出的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瑰宝缺乏认知的自觉性，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沙漠化，是自轻自贱的悲哀，国人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这种虚无态度和不自信，是愚蠢的、错误的，令今天的中国人深感遗憾。也就是说长久以来人们从根本上没有把民间说唱的各种表演形式看作是文化艺术，尽管它们被各阶层人们所喜爱、所观赏，却一直未被重视，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把它们只当作是让人消遣的“玩艺儿”。在旧时代，说唱演员绝大多数是贫民阶层出身，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不识字，虽然有表演经验，对自己所从事的说唱艺术有些见解，可是指望他们理出说唱艺术理论，自然是不可能的，或许有的口传给艺术传人，可是却无法总结归纳成文字流传下来。在旧中国，上过学，有文化的人，则不肖于放下身价去研究说唱艺术的理论，尽管零散有一些记录或评论，却为数很少，星星点点，不成系统。其实，说唱艺术理论是未开垦的一片处女地，未被开垦的荒地往往是肥田沃土，酝酿勃勃生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说唱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提高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地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过去被称为艺人的演员成为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得到极大提高。时势造英雄，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有一位响当当的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立志研究说唱艺术的形成与传承历史，总结表演规律与经验，探索说唱艺术的欣赏美学道理，全面系统、多视角阐述说唱艺术的来龙去脉，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把一生的精力、时间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的说唱艺术，取得丰硕成果，他，就是说唱艺术理论大师薛宝琨先生。

三、开展对薛宝琨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

鉴于薛宝琨先生对中国说唱艺术研究的巨大而卓越的贡献，我认为中国说唱艺术史界、理论界和表演界应该建立专门学科或项目，对薛宝琨及其学术成就做些研究，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我感觉业界目前对他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能够支撑薛宝琨先生义无反顾持之以恒地投身于从事说唱艺术的研究工作，有三方面的因素促成他这样作下去：

一是因为他生长在天津。众所周知，天津是中国北方说唱艺术与杂技、相声、戏曲等各种民族文化表演艺术的繁盛之地，有人说天津是中国北方说唱艺术之乡，是相声的发祥地，我觉得这是对天津在说唱艺术方面恰如其分的定位。天津是中国北方经济、文化重镇，中外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融汇天津。天津是容纳百川之地，各路说唱名家荟萃，爱好者众，是一块培养艺人、养活艺人的丰盈福地。天津人很大一部分人自幼受到这种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天然培养出对说唱、戏曲等多种文艺的兴趣爱好，成为很大一部分天津人的基因之一。兴趣爱好往往是一个人确定自己未来从事行业取向的决定因素，也是干好某项事业的动力。我想薛宝琨也是循这一规律的，他应该也是具有这方面基因的人之一。

二是他在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创作组工作，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做起了说唱艺术的有关工作，这一工作氛围的客观条件又促成他在今后的事业上向研究说唱艺术方面发展，并且他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我们不知道当时入行找工作单位是不是他主动争取要去说唱团，如果是，更说明他对这方面工作早有志向。但是，在这一岗位工作也有选择什么发展方向的问题，做为中文系毕业生，不外乎有三种定向选择：有的会选择编写节目、创作表演作品的工作发展方向，有的会选择搞评论和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有的会选择作行政管理、步入仕途的发展方向。薛宝琨选择了第二种，即向学术方向发展的道路。

三是他看透了、瞄准了说唱艺术理论当时空白的现状，这是一块将来必是大有可为的荒芜而肥沃的土地，他立志开垦它，耕耘它，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它。说唱艺术理论极缺和极需对它感兴趣的人才去发掘它，发现它，创造它。任何领域越是空白，才越有附墨着彩的空间，越好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说唱艺术理论的空缺可以为薛宝琨提供充分展示身脚的广阔天地，多得是空白可以让他去下笔、填写、补充、完善。据说在这方面他是曾经得到侯宝林的劝导和鼓励的。

薛宝琨何以能在说唱艺术理论方面取得巨大学术成就呢？我以为他具备几个方面的优势条件：

1、基础知识层面高

他上学的学习成绩优异，在中学阶段是高材生，顺利考入中国文、理科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1961年毕业，这样的学历为他的文化知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大学生的录取率比现在低很多，进入名校更是优中选优，北京大学是世界知名学府，是中文专业教学排名第一的名校，薛宝琨能千里挑一获选录取，足见他的学习成绩是出类拔萃的。1950-1965年是中国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国防等各方面大发展的时期，国内社会和平安定，学校的师生安心教学，处在全社会积极进步的大好时期。可以想见大学教育给他在基础课程上会有多么坚实的根基，包括文学艺术、美学等理论方面。

2、科研起步基点高

他不但知识积累厚，知识层面高，而且他从事说唱艺术研究的起步基点也高。

他大学毕业后进入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是当时说唱艺术表演大家云集之地，各种说唱专业成员都是从全国、主要是从北京这个北方说唱艺术胜地精挑细选出来的，人员精干，业务优秀。仅以薛宝琨研究重点的相声而论，就有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马季等，薛宝琨进团时，侯宝林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全国相声权威了。侯宝林对相声是有大志向的人，可是限于文化水平，想搞出大名堂至学术层级水平，确有困难。这时薛宝琨来了，正好他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襄盛事。在侯宝林的鼓励下，薛宝琨选定了研究说唱艺术的发展方向，与侯共事20年，合作完成几部大作。侯没有薛，缺少基础理论知识和笔杆子；薛没有侯，缺少口述活史料与实践素材，两厢结合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终成大事。薛宝琨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以后，除了继续与侯宝林切磋合作以外，还有两个对他研究说唱艺术更加有利的条件：一个是南开大学是天津文、理科的最高学府，学术气氛浓，教研的软、硬件好，有利于学术研究，是著书立说的福地；另一方面，天津的说唱艺术基础深厚，历史悠久，北方说唱种类齐全，表演人才济济，许多是全国顶级艺术家，特别是跟前有一位堪与侯宝林艺术地位齐肩的相声大师马三立，探讨研究更有便利之处。我们可以发现，薛宝琨的学术文章中对天津人文历史、俗文化以及戏曲、说唱艺术方面，有很深的发掘，有很丰富的矿藏。所以，无论从工作单位条件和规格，还是探讨沟通的人脉关系，薛宝琨都占高点位置。

3、勤奋 谦虚 专心 持恒

薛宝琨治学勤奋，秉烛达旦，我们不必亲身在他身边亲眼所见，他著述出版的文字数量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个人专著的和与人合作出版的书籍有十几部，接近20部，几百万字，只有勤奋才能结出这样的学术硕果。在学问上，他谦虚好学，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与人平等交流，谦虚使他善结同好人缘，学术不断取得进步。他自从1961年步入说唱艺术的研究领域后，旁无牵挂，专心致志，从未分心涉足至其它领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学术主攻方向专注于对说唱艺术的研究，积55年不懈努力，持之以恒，作前人未曾之作，披荆斩棘，立前人未有之说，为中国的说唱艺术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4、思辨悟性能力强

大凡在各种学术领域有所建树者，必定知识丰厚、才思敏捷、肯于钻研，薛宝琨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说唱艺术的研究是系统的、多视角的，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是理论与表演实践相结合的，是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是外界客观与内在心理相结合的。这样全方位的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思辨能力，需要对艺术实践与理论的良好悟性，要有对雅、俗文化两方面的对照与思考。说唱艺术属于俗文化，大众文化，如何从中锤炼、阐述出学术理论，把民间的东西提高到能登大雅之堂的研究地位，升华到学术的殿堂，引进到高等学府的教学课堂，是要有厚重学术成果做基础的，是极费思辨功力的，而这种思辨是以坚实雄厚的文化知识作支撑，需要理论与大量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说唱艺术在中国没有理论基础，而要万丈高楼平地起，奠定基础，把基础铺平垫稳，需要开掘者的志向、毅力、智慧、思辨和悟性的强大力量。

四、学术成就斐然 著述等身

薛宝琨先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多产的著作家，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大部分著作和学术成就是在1976年以后发表的，他在中国说唱艺术理论与说唱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应该说达到我国这一领域研究的顶峰。1979年，他从参加为钟敬文主编的《民国文学概论》撰稿起，开始深入、系统研究中国俗文化与俗文学。从此，他的思潮如泉涌，似野马奔腾，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里，他与侯宝林、汪景寿、李万鹏等相继完成了《曲艺概论》（198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相声艺术论集》（1981年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相声溯源》（2011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三部书，在百废待兴之际以解说唱艺术理论匮乏的燃眉之急，引起社会和业界的关注。1982年，薛宝琨的专著《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由黑龙江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著有《侯宝林评传》。他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赞誉为研究侯宝林的权威，诚然，薛宝琨与侯宝林终究一起共事了20年之久，一起研究与总结说唱艺术尤其相声资料，是别人很难有的机遇。同年，他写的《骆玉笙与她的京韵大鼓》脱稿。1985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薛先生关于《笑的艺术》专著，该书收入国内外主要是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俗文化，总结和分析有关笑的艺术的来源、艺术成就、对人民生活及社会的意义与作用，从而对笑的艺术研究初步形成薛氏系统性研究的体系。这本书在1989年获得鲁迅文艺奖。这一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薛宝琨著作《中国的相声》一书获全国曲艺理论科研成果优秀奖，而他的《中国的曲艺》获得再版机会。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幽默艺术论》，而《中国人的软幽默》则获得华北五省市文艺论著一等奖，并且在台湾出版，一版再版。1991年，他应邀为《中国文化通志·艺文典·曲艺志》撰写稿件，达35万字。中国曲艺家协会邀请他撰写《中国丛书》之《当代中国曲艺·相声部分》的稿件。在撰写专业性比较强的大部头书稿的同时，他还在各报刊发表各类短篇文稿300余篇。。仅在十几年中，他就完成出版了15部书籍，总计达300余万字。不是奋笔疾书，不是废寝忘食，不是才思敏捷，不是锲而不舍，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的。出版的薛先生的著作还有《中国说唱艺术史论》（与鲍震培合作）、《薛宝琨说唱艺术论集》、《怎样欣赏戏曲艺术》、《曲艺——说唱的艺术》等，有人统计他出书18部。比较有影响的著述还有《马三立：津门相声的魂魄》等。薛宝琨先生的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问家，他是研究生导师，他的学生评价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智慧……善于分析，精于概括，文字富有哲理和诗意，让人深思，给人启发……既张扬民俗文化的淳朴，也指出它的庸俗。他精辟立论‘艺术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高下之分的艺术态度’”。（鲍震培：《怀念恩师薛宝琨先生》，《今晚报》）论人品，薛先生可为人之师表，论学术，他是中国说唱艺术理论的一座高峰，是说唱艺术理论这片处女地的重要垦荒者之一。

五、说唱艺术理论的平淡布衣权威

他的曲艺理论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举的，他的《中国的相声》和《中国的曲艺》两部书即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曲艺》一书兼论中国南北各曲种，研究范围之广，南北兼顾，是不多见的。另一著作《中国幽默艺术论》概括了中国由古至今的幽默艺术史。长期以来国外对中国存在误解，认为中国缺乏幽默，其实中国的幽默文学历史悠久。他在该书中对唐宋说话、伎艺、民间说部的“书筋”“歌谣”“情歌”“笑话”，说书使用的“使砌”，“笔记小品”“文人幽默”，以及《聊斋》《儒林外史》等名著中的幽默成分，都作分析研究，以丰富的史料总结了中国的幽默艺术史，具有非凡的意义和功绩。他在《中国人的软幽默》一书中对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态度、人际关系、幽默性格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述，得出结论说“中国式的幽默，就表达方式说，可称之为软幽默，却又软中有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婉而多讽’”。我理解“婉而多讽”，是说中国的讽刺幽默文化是含蓄的、婉转的、柔性的、技巧的、喜剧性的、让对方心领神会而容易接受的。无论是相声，还是古代幽默讽刺文学，都能从中找到许多对这一结论可为佐证的例子。

2006年薛宝琨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说，在他的心目中，他认为可以称为相声大师的，只有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四人。他的这一观点普遍被业界所认同与采纳。同年他接受《东方早报》记者的采访，说：所谓大师，要站在形式的巅峰、有系统性。说马季的历史贡献在于他是“歌颂相声”的身体力行者。马季是建国以后新相声的代表人物，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相声是一门讽刺艺术，但马季让相声具有了歌颂功能，拓展了相声的艺术表现力。谈郭德纲的相声，说“我想最主要的还是相声不能面对生活吧”。针对当时的相声现状，澎湃新闻记者报道过薛宝琨的谈话，他谈到：现在的相声远离生活，相声演员也脱离生活，“（对）生活不熟悉，（对）传统很陌生，舞台又跟观众阻隔，这就是主流相声的困境。”他环顾现在的相声界，多次表示“相声的讽刺精神丧失了”，对相声的现状和未来表达出担忧的情绪。倪明说薛先生“他觉得当今相声与其说不敢讽刺，不如说不善或不会讽刺。现代相声歌功颂德居多，而讽刺嘲笑居少。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只说传统相声，很简单：省事。当前主流相声为什么不行？是因为没有文学性，当文学正从相声里边儿淡出，相声就变成耍活宝、变成模仿秀，变成唱相声、闹相声了。”薛先生曾经多次公开呼吁相声演员要有事业心、责任心和良心。“薛先生表示，在让相声艺术回归传统和民间的同时，要让相声演员们再度肩负起讽刺不良的责任，这才是相声艺术发展的正路。”

虽然薛宝琨在中国曲艺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却淡泊名利，处世超脱，为人低调。他认为：“什么事都无可无不可，平淡是人生境界”，“逆中求顺，退而善飞”。鲍震培总结薛宝琨是“布衣穷儒”，我觉得很准确。我与薛先生仅有两次会面，就对他的“布衣穷儒”雅风深有体会。我是在1980年代认识他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由天津市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撰稿人座谈会，在佟楼的天津剧本研究室和天津杂技团共有的会议室举办，这次会议由当时担任该编辑部主编、艺研所副所长的刘梓钰主持。出席的有30余人，其中我熟悉的有天津市剧本创作室的文艺评论家马庆山、编剧家李玉山、河北梆子剧院著名编剧兼导演李邦佐、南开大学教师薛宝琨、市文联秘书处的刘连群、《今晚报》副刊编辑赵胶东等位，都是《艺术研究》的长期撰稿人、合作者。刘梓钰那次主要讲《艺术研究》刊物今后的办刊方向、稿件要求等，并希望各位给与《艺术研究》刊物大力支持。当时薛宝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上身穿一件衬衣，外罩一件黑色毛衣，手里捧着一套天津早点小吃煎饼果子，在开会前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吃，很随意的样子。非常随便自然，这样的做派像是一位大学名校的教师吗？所以我说他不是那种象牙塔里的大学教师，可是他的学识成就够得上象牙的等级和价值。约在2013年，天津市曲艺团著名雷琴演奏家宋东安在南开大学一个饭店收徒，其中一位拜师弟子就是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教师。宋先生相邀，我和胞姐、宋东安的师妹赵春华持请柬如约前往参加拜师会，薛宝琨先生也到场。拜师会结束，我约他合影，他笑眯眯很亲和地过来，主动搂着我的肩膀合了影。他不像一些人那样西服革履的样子，而是穿着一件很平常的防寒服，像件旧式大棉袄，他的待人热诚、平易，让人心里很热乎，在学者中他的平淡作风十分难得，让我心仪。在闲谈中他透露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说最好是在小城市居住、在小单位工作，做一份小差事会觉得心安理得。可是，实际上他的处境恰恰事与愿违，居住在中国第三大都市的天津，工作在驰名海内外的南开大学，做的是大学的教授这样一份差使。虽然这样，在喧嚣的大城市生活，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大学校工作，可是他犹如“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株洁白的莲花，静，无论外界如何，心态能保持平静，依然我故，清欲寡欲，一派平民作风，深深沉浸于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理论的思考。我很欣赏薛宝琨先生以下几句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什么事都无可无不可，不要刻意去追求，平淡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信守“逆中求顺，退而善飞”的境界；崇尚“信老庄而厌其怠惰、消极、圆滑，喜佛释又绝不以生为苦，崇儒家更不取其‘汲汲乎’之卑琐情态”。

六、业界对薛宝琨的高度评价

薛宝琨先生在2016年逝世以后，引起全国多家各种媒体的重视，纷纷采访有关人士，报道薛先生简历和成就，颂扬他对中国说唱艺术理论的贡献。业界有关人士对薛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对他的不幸去世表达惋惜之情。有人评价薛宝琨“是曲艺界一位艺术理论集大成者”，称他“在中国曲艺理论界颇有声望”。

天津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王永良对《中新社》记者张道正说：薛先生非常简朴，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学界后辈，还是对年轻演员，甚至是普通观众，他都耐心交流，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王永良认为薛宝琨是中国曲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是一棵参天大树。他的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他撰写的大量学术著作是中国曲艺的宝贵财富。

相声名家马志明在接受《中新社》记者张道正的采访时说：“过去很少有人研究曲艺，觉得不登大雅之堂。薛宝琨算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曲艺的理论家，他从时代背景、人物心理、现实意义等各个层面去分析一个段子”，“他这些年在曲艺上功夫下大了，说出的东西让人信服。每次听完薛先生的理论，就觉得自己的知识太浅薄了。”“侯宝林、马三立都很尊重他，常常向薛先生请教问题。”

天津电台《相声广播》的编辑兼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裘英俊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田超的采访时介绍薛宝琨老师说：“他是最早给中国相声编历史的人之一，薛老师是从历史、理论研究方面为相声正名。”“他的很多研究对后来的相声表演有指导作用。”“薛老师的观点是，快感不能取代美感，感官刺激没法取代理性的愉悦。”

曾与薛宝琨合作著书的鲍震培撰文《格艺致理的学科引领者——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形容薛宝琨先生是终生布衣穷儒却富比天下，留给后人一大笔精神和理论财富，把过去被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曲艺引入学术殿堂，博学、思辨、笃行......薛先生“还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最看重的是人间真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好丈夫’”，他“做人低调，淡泊名利，率真耿直，最鄙视跟风溢美之词。”（鲍震培：《怀念恩师薛宝琨先生》，《今晚报》）

曾得到过薛宝琨教授鼓励与支持的南京相声演员倪明对《金陵晚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薛宝琨“是中国曲艺理论教父级的人物”，认为一点也不为过。

薛宝琨教授对中国说唱艺术理论精深的研究成果和丰厚的著述，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与肯定。1995年（有记1996年）薛宝琨被收入英国《剑桥名人录》，同年12月美国传记学院专门对他颁发了“对中国曲艺理论做出杰出贡献奖”。

薛宝琨先生生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曲艺大词典》是他主编的最后一部巨著，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等到这一鸿篇巨制的出版，就匆匆远我们而去。

中国失去一位大才子，可惜啦！

（2020.5.25修改定稿）

（编辑：傅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