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上海徽商余之芹的生平及其时代 ——近代徽州重要史料《经历志略》研究

提要：本文利用近代徽州的一份重要史料，探讨一位著名徽商的生平及其时代：出自黟县的余之芹，经历了晚清迄至民国起伏跌荡的时代变迁，晚年的他所追忆的毕生经历，涉及太平天国以还的徽州社会实态、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典业经营以及上海与徽州的互动，等等。从中可见，《经历志略》一书的记载，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时彼境的商业、社会与思想变迁。

关键词：余之芹；《经历志略》；徽州；徽商；上海

徽商是明清时代的商界巨擘，历来备受关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傅衣凌教授和日本学者藤井宏博士，先后发表了《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和《新安商人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多侧面论述了徽商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此后，徽商研究一直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对明清徽商的研究成果尤其丰硕。而相形之下，对近代徽商的探讨则较为薄弱，总体而言，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仍属较为宏观的探讨，具体的个案尚显不足。今后，应重点发掘传记、家族文书等资料，以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本文即以近代一份重要的史料——《经历志略》为中心，探讨上海著名徽商余之芹的生平，通过对《经历志略》一书史料价值的分析，展示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

一 余之芹的生平与《经历志略》

余之芹字鲁卿，出身于徽州的一个商人家庭，祖居黟县艾溪村。关于余之芹的生平，1921年，汪英宾在《经历志略》跋中指出：“黟县余公鲁卿，……沪上商界颇为闻人，盖公寓沪垂六十年，凡遇公益、灾赈事孳孳不倦，靡但力任其劳，而且勉助其费，至于为友朋之排难解纷，提挈亲族之孤寒无依者，更不可缕指。”1918年正月初七，余之芹年届七十，“蒙周维翘诸君集九老会于大世界筵叙，同拍一照”，其时，有黄楚九赠送余氏的笺屏，个中提及的“九老”，亦即余鲁卿、朱葆三、周维翘、谢纶辉、杨信之、陈润夫、周金箴、陈瑞海和干兰屏。其中的朱葆三（1848-1946）系浙江定海人，曾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浙江银行总经理、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等。此外，“九老”中的其他几位也都有相当的身份。由此可见，余之芹应为民国初年的沪上闻人、商界翘楚。

余之芹出身于徽商世家，其父叫余国谨（字慎斋，号敬符），在上海大东门外王家嘴角仁昌源记布号中经商，太平天国时期，曾为黟县渔亭镇公局董事，是徽州当地著名的绅商。长兄余之莱（字侣仙），为清朝附贡生。余之莱善书法，楷、草、隶、篆无所不精，能画竹，镌刻图章，并通晓堪舆之术。黟县大堂上的“清”、“慎”、“勤”三字之额，以及明伦堂之屏，就是由其人所撰书。后来，余之莱跟随著名学者程鸿诏入两湖总督李鸿章幕府，职司奏折。通常是程鸿诏起稿，而由余之莱誊写。稍后，余之莱又前往旗昌洋行充当买办，洋行东家兼买办顾子嘉兄弟聘请他处理文墨。有一次，余之莱为顾氏兄弟前往苏州穹窿山看风水，结果在山上得病，回到苏州泰昶钱庄就医，年三十九岁就不幸过世。

以上这些，是余之芹家庭主要成员的基本背景。而从《经历志略》一书来看，余之芹十三岁就赴江西习学杂货布业。十四岁，在家塾读书一年。十五岁时再到上海，当时太平天国战乱尚未结束。不久后，他就到浦东的邬家桥油车习业，后因嫌其从业环境太脏，辞去了工作，前往上海学习京货布业，改就布号账房，稍后又到典业钱房工作，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典业生涯。二十五岁时，他接手经理小南门外的万安典，升任经理。一开始，典铺中的账、包、钱、饰四缺，均由他一人担任。后来，他在老闸地方新创了万康典。光绪七年（1881），余之芹又创设了仁大典。从《陶甓公牍》来看，早在清末，余之芹就已成为徽州黟县著名的绅商。

余之芹个人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根据他的自述，在徽州一府六县中，他可以说四县的方言。此外，江南苏州、杭州、湖州、常州的方言，他也可以模仿。二十八岁到北京时，他只是稍微学习了一两个月的北京话，也就学到了八九不离十，其会话水平，甚至连同乡中那些久居京师者也自叹弗如。

关于该书的缘起，金邦平在《经历志略》序中指出：“鲁卿太姻丈年高德劭，精勤如壮年人，在沪经商垂六十载，阅历世变，记忆周详，邦平因进言曰：‘昔丁韪良博士来华甚久，曾将见闻感触笔之于书，名曰《花甲周忆》，著称于世。然外人观察，究不如吾国亲历者之尤可信。我公曷作记载，以贻后来？’丈意欣然，纵笔直书，两月成帙，遂以见示，嘱为核订。”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是一位美国的长老会牧师，1850年至宁波传教，1898年至1902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花甲周忆》亦作“花甲忆记”，此书为丁氏的回忆录，主要描述美国传教士眼中起伏动荡的晚清社会，从中可见其人亲身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天津海战、天津条约、洋务运动及同文馆、清廷早期外交活动等）。倘若我们对比《花甲忆记》一书，便可清楚地看出，《经历纪略》在诸多方面，均可视为此书的模仿之作。兹将《经历志略》目录结构列表如下：

表1《经历志略》目录结构情况表

序号

分类

篇数

内容

1

家世出身

14篇

2

徽州发匪乱时状况

9篇

3

善举公益

11篇

4

交际

16篇

5

杂记

43篇

6

时论

10篇

世界论、自治论、导淮论、商业论、道德武力论、破坏建设之理想论、太平洋会议之理想论、人之自立国之自立论、欧美之平等自由论

7

小言

20篇

民国十年（1921）出版的《经历志略》一书计三万数千言，分“家世出身”、“徽州发匪乱时状况”、“善举公益”、“交际”、“杂记”、“时论”和“小言”七个部分，具有颇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当时人的评价认为，该书“凡先生意念之所在，身之所经。书籍之所陈，劝惩之所得，拓心胸，淪心灵，俾益学问，资助考证者，靡不具备”。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近代一位徽商的心路历程。

二 《经历志略》所展示的时代

与丁韪良一样，余之芹亦经历了晚清迄至民国起伏动荡的时代变迁，晚年的他所追忆的毕生经历，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一）太平天国以还的徽州社会

太平天国对于徽州社会的冲击可谓创深痛巨。据黟县方志记载，咸丰四年（1854）二月，太平军指挥张大有率部由祁门县入黟，击败清军，首次占领黟县县城。此后，自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共进出黟县十七次，其中十一次占领黟县县城。在《经历志略》中，余之芹对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有着极为生动的描摹：

驻札[扎]渔亭镇官兵仅数营，而休宁发匪实有数万。适天降大雨，山洪爆发，天甫晴，贼分三路进攻，官兵亦分三路应敌，分六处埋伏，预传号令，通知百姓及随营避难之民，不必惊慌逃避，可在各山顶观战，手持竹竿，或倒持雨伞呐喊，以壮声威。未几，贼来势如潮涌，遇伏而败。是役也，发匪被杀及溺毙者大半，从此丧胆而退。

毋庸赘言，文中的“发匪”或“贼”，均指称太平军。在《经历志略》中，余之芹对于此段经历可谓刻骨铭心。关于兵燹战乱，他在《家世出身一》中有这样的记述：“忆昔幼年，适逢洪杨之乱，避难十一次。（南京与江西发匪，往来必由徽州）”在书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的逃难经过：

予自十三岁赴江西习杂货布业 （父意二兄习儒，常在一处，防遇发匪被掳，然初当小店学生，曾执炊三月）不料江西发匪又到，逃至鄱阳湖，缺粮，售布为生，离家数百里。中隔发匪，偕族叔、娣丈绕高山峻岭，日行百里，足肿之泡如蛋，停滞山蓬三日，雇车而行，到家得见父母，转忧为喜……

另外，书中的《徽州发匪乱时况状[状况]》专章，更是详细述及兵戈扰攘之际的困苦颠连。譬如，当时余之芹家的情况：

吾父、兄在发匪乱时历尽艰苦，一闻发匪将来，举家远徙。先将老祖母（时年八十左右）乘舆而行，次则少妇、幼孩，每人交洋两元、钱二百文，炒米一包，布套雨伞一把，小包袱一个，除派人保护外，壮年者后行。我家老幼行后，而歙县、休宁之逃难者接踵而至，祠内家中皆已住满，先严为之照顾，煮粥供餐外，带同仆人布置稻柴，俾可席地安眠。

在徽州的一府六县，黟县较为偏僻，故而交通相对比较便利的歙、休一带之百姓，纷纷逃往黟县。不过，随着太平军的逼近，黟县的百姓也只能前往更为偏僻的山区逃亡。据余之芹描述，“彼时黟城人民大半逃徙”，避乱时最为安全的地方是在祁门深山中一个叫“松潭”（俗呼“拜堂石”）的地方。余之芹的一个姊丈金达五，就避乱于此。后来，余之芹的父亲也带着全家来到这里，先是住在姊丈家中，后来赁屋分居。当时落脚的村落位于半山之中，前往那里必须翻越数座山岭才能到达松潭山麓，上山后向高处行走大约五千七百余步，山路相当崎岖难行。余之芹的嫂子与姐姐因跋涉艰难而号哭不已，而余母因是小脚，便只能由人抱着前行。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余家诸人居住此村前后长达二年，由于太平军和清军官兵都未曾来过此地，故而当地不啻为避世桃源。不过，余之芹的祖母在逃难过程中，因饱受风霜而得病，不幸死于途中。当时，距离自家还有二百里的路程，只能用竹床抬着回家，晚上居住在旅舍之中，为了不被旅馆主人发现，只能像在生前一样地侍奉茶粥，一直抬到家中，方才入殓开吊。当时，太平军还盘踞于休宁县城，离余家仅六十里，形势极为危险。

除了自家的逃难情形外，余之芹也提到他所见闻的其他人之命运遭际。例如，休宁县汪廷宰，在太平天国以前为徽州的巨富，而在乱后则“家业荡尽”。他家中的老太太避难于黟县乡间，当时正值太平军在黟县一带活动，老太太只得再度逃往深山，身上带有两根金条。其间，她曾取出一根向乡妇换面饼两个，而后者为了预防自己挨饿却不肯交换，结果老太太几乎被饿死。幸亏后来家人携带干粮找到她，才免于一死。此一经历，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根据余之芹的回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难民遍野，因此冻饿而毙者相当之多。他曾见到一位落难的女子与黟县某人结婚，当时凭媒言定，各无礼仪聘物，仅以十四文买香烛一对，参拜天地、祖先就成了夫妇。后来女家回籍，婿家以米二斗为赆。因兵燹战乱期间难民众多，有不少徽州妇女被客民兵丁带出黟县。由于此种现象相当普遍，已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黟县官绅会议决定，在当地设卡盘查阻行。余之芹的父亲就曾在渔亭镇设卡，设法拦截私自拐带妇女出境。有一次，他见到有一铺盖忽然动了一下，就下令拦下打开检查，结果发现里面有一女孩，于是便阻截了下来。

咸同年间，除了太平军的活动之外，当地的土匪也乘间窃发。这些人“纠数十人为一起，凡稍有积蓄之家，即往索诈银钱”。譬如，他们曾到一位余之芹称之为“倪太岳”的家中，当时其孙翰章刚刚出生不久，匪徒持刀放于桌上，声称如不将银钱交出，先杀他的孙子。太岳大惧，只得交与本洋二百数十元，方才得以免祸。这些土匪亦曾到过余家，但被余之芹的父亲设计打发走。

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动乱，直接促成了徽州一些世家大族的衰落。《经历志略》杂记十三《二元之彩舆鼓吹娶迎》中有一段记载：

吾族兄余观礼，其高祖做过二府，积资回乡造屋，中为大厅，两边六个， 三间以六子居之，大围墙中有仆屋，名曰“一府六县”。闻老辈言：“进新屋时，共九十九人，即日购一婢配成百人。”村口造一转洞石桥，名曰“霭罔桥”。自发匪乱后，穷苦不堪，只剩父子二人，父老而子未成婚，予屡欲设法以拯之，无如力量不及，曾嘱他处想法，予当补助。有一年，予应轮值同籍，忽观礼族兄来言 曰：“即须回家娶媳，已经凑成百元，余托帮助”云云。及予到家，知其吉期已定，届期彩舆、鼓手人役齐集祠内，予到时，众役催行礼，而观礼族兄不见矣。寻至新房中，见其掩面而哭，大惊。问其何事,答曰：“我身上只有二元，所有进乾宅门礼仪，花轿、鼓手人役各开销，分文无着，如何不哭？”予见此情形，恐弄成祸端，然予家中只存数十元预备补助，比即将此数先行开销，余售存谷代为了结。族兄见予布置，破涕而笑，向人言曰：“我之空城计成功了！”现在其孙已成立，习业成婚，予亦有补助也。

“一府六县”原是指徽州府辖下的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和婺源六个县，不过，在明清时代，徽州的一些民居亦用此典兴建豪宅，如祁门渚口民居中亦有“一府六县”，从这些建筑中，可见昔日豪宅主人的财力。余之芹的族兄余观礼，为官宦子弟，家中建有豪宅，而且还曾捐赀建设过一些村中的公共工程。但在太平天国以后，家道中落，连娶媳都需要余之芹资助方能勉强成婚。

当然，也有一些富家，侥幸逃过了太平天国的劫难。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黟县西递富商胡贯三：

吾黟胡贯三者，钜[巨]富也，与歙县曹振镛宰相为儿女亲家。其人俭而好善，徽州之造桥、修路，大半皆其手创。数洞大石桥造价数万者，独力为之。修路经由之处，必衣冠拜谒绅耆，商请准其来修，盖恐有阻挠情事。所设典业，自徽州至江西省沿途皆有，东夥到江西省，宿于内，免住旅舍。据闻家资以典业计之，当时约有三百六十万贯。三先生出门步行，素不乘轿，用雨伞、布搭连[褡裢]一个，一头放钱二百文，一头放锅巴一包，到中途茶亭之中，出钱一文，买开水泡锅巴，饮而食之，既可当茶，又可当饭。夜宿自开之典内，自家到江西省之盘川，用不满二百文。有一日，茶亭中遇见一路人同行，互通姓氏、住址，其人得知贯三先生住西递村，（离予家十余里）问其胡贯三是尔何人？曰：“本家也。”其人又问：“家资究有若干？”曰：“三十六万。”其人闻而诘之云：“胡所开当铺，已有数百万，何得云三十六万？”贯三向说典业非其所有，其所有者，造桥、修路用去之三十六万，是其真家产也，其度量明达可想而知，其他善举资助亦所不惜。贯三先生作古之后，发匪大乱，典业尽遭毁去，其子孙避难在外将绝粮，遇一老翁，前受贯三先生之惠者，接济粮银，并为布置住宿，得以平安。乱平回籍，现在子孙兴盛，屯溪镇房屋，每年约可收租二万余元，可谓善人有后矣。（贯三先生之子做过杭州知府）

上述的一段文字，对西递首富胡贯三之为人及生平，作了细致的描摹。从中可见，胡贯三虽为巨贾，但其为人却颇为节俭，而且乐善好施，捐赀修桥补路，往往不遗余力。太平天国以后，他所开的典业虽然均遭灭顶之灾，子孙避难在外一度也竭蹶困窘，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晚清民国时期，胡氏子孙兴盛，仍然靠在屯溪购置的房产收取租金过活。对此，作者的总结是“善人有后”，从中可见，《经历志略》的这段记载，实际上洋溢着极为浓厚的因果报应色彩。

除了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内容之外，《经历志略》中还有许多篇章，提及晚清黟县民间的各类矛盾与纠纷。譬如，《杂记三[二]十八·大度宽容》条就指出：“安徽吾乡，出门贸易十居七八，三年回家一次，受不安本分之乡邻同族欺侮、索借者在所不免。先严每庇护之，难满欺侮者之欲。”在通常的印象中，乡土社会常常是被脉脉温情所笼罩，但由该段记载来看，因贫富悬殊，各人的生活背景不同，返乡的徽商也常常会碰到亲友借贷银钱的难题。在在家务农的乡邻同族看来，那些外出的徽商都是囊丰箧盈的殷实人家，因此很自然地会向他们提出借贷的要求，而一旦遭到拒绝，怨怼之情便油然而生。清代扬州故事《铁菱角》中，就有这样的一段刻画——“积财富翁，只知昼夜盘弄，锱铢必较。家虽陈柴烂米，有人来求救济，即如剐肉；有人来募化做好事，若修桥补路之类，即如抽筋；……”故事中的主角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徽州盐商汪千门，他在自己客座屏上粘有一帖，备述自己的为人处世准则，其中开首即曰：“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应亲友，凡来借贷，俱分厘不应，免赐开口。”这虽然是对为富不仁者负面形象的典型刻画，但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少徽商在处理乡邻亲族关系时所面对的诸多难题。为此，《江湖备要》抄本中就有云：“居家有财，亲友见之或借，不惟无以推辞，拒之必生怨隙之恨。”笔者所见的这一《江湖备要》，为晚清歙县芳坑茶商江耀华的抄本。而从徽商编纂的商人书中可见，余之芹之描述，显然绝非孤立的个案。

《经历志略》杂记八还提及黟县布商程春圃，“在申股开同昌布店，稍有家资，子已娶媳，春圃年六旬外，其子夭亡，其侄欺其无后，在籍兴讼”。余之芹为之出主意，让他另行立孙，议立遗嘱，以防微杜渐。由此一例子可见，订立遗嘱（分家阄书）亦是防止家产旁落的一种手段。除了家庭的纠纷外，还有乡邻间的诉讼也持续不断。例如，黟县七都楠木岭有一高山，堪舆家称为“冲天木”，大概是因该山为木星之形，迷信风水者认为倘能在此地点穴葬坟，子孙必能出将入相。因此，前来此山觅地者相当不少。该处朱家坞和楠木岭二村，均系同族欧阳氏，他们也都是有份的山主。不料，楠木岭欧阳氏竟出售山地与汪姓葬坟，对此，朱家坞同族出而阻拦，结果发生了诉讼。朱家坞欧阳氏与余之芹素有戚谊，余氏建议他们息讼作为义冢，终于和平落幕。类似的纠纷，在明清以来的徽州屡见不鲜。不过，有的纠纷亦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由于搀杂进了近代外国教会的势力，遂使情况变得更形复杂。例如，杂记四十一《了结教案》条这样写道：

徽州信天主教者，恃教堂之势力欺侮小民。休宁县有一教堂兴造堂屋，在吾黟山中采办木料，从小河运出，由黟县七都岩下村经过。时正天旱，深水筑碣(即坝)以救禾苗，该教民竟将碣拆开，放行木料，众农阻止，仍将碣砌筑，不肯放行，而大木已放下数根，在碣下深水之中，余在碣上水中。该教民报告教士，行文黟县，内云：“兴造圣堂，重价大木在水朽烂，要求究办农民，责令赔偿。”适予回籍扫墓，众农来商于予，予即谒县官面禀：“民以食为本，当此天旱，岂可拆碣？况木之性质干千年(干木千年不烂)，湿千年(木浸水中千年不烂)，不干不湿三年(日晒夜露三年必朽)。请即勘验，函复教士。倘再为难，予当赴沪面禀法国主教。”盖予与主教文案张君系属至好，且此时法国正在政教分离之时，请县官胆大放心，勿累贫民，设有为难，予一力承当。该教民纠缠二月，知难欺诈。收谷登场，开碣放行了案。

在徽州，航运与筑碣历来是一对矛盾，经常因此而发生纠纷。根据《休宁县志》的记载，天主教于鸦片战争以后传入休宁。清光绪十三年（1887），法国教士牧梁到该县建堂传教。19世纪末，上海教区派法籍谈神甫和中国籍修士张伊科前往休宁，扩大组织，并在屯溪设立“天主堂公所”。后来，又派法籍神甫总师朱铎到休宁，加强组织领导，盖造圣堂。休宁教民恃教会势力强行拆开水碣，藉以运送木料，结果引发纠纷，教士行文黟县县令要求责令农民赔偿。余之芹因在上海多年，见多识广，且与法国主教文案张君亦有交往，故建议县官予以拒绝，最终并未闹出风波。

（二）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典业经营

余之芹商海浮沉数十年，一生阅历颇为丰富，对此，《杂记二十九·处世之方》中有详细的记载：“吾幼在京货布号习业，执事称我勤能。然我不与其招呼交谈，适吾父自徽来沪，住在我号，见此情形，问我曰：‘你何不与执事先生招呼？’我答曰：‘只要勤做，何必周旋他？’不意我父大为训饬，责我性傲，并谓：‘与人交易，善于周旋，则交易可冀成就。尔能周旋世人，一生吃着不尽，性傲则一世必苦。’予谨遵教训而退。”这是余父就经商经验对他的言传身教，前者教导余之芹在外经商应善与他人周旋，这样方能在商界如鱼得水。纵观余之芹的经商生涯，从业最长的是典当一业。其父曾与他人合股在上海新闸开一押铺，后父亲回籍，嘱他时常前往照应。余之芹于二十五岁时，接手经理小南门外的万安典事，起初账、包、钱、饰四缺，由他一人经理。因余之芹并非典业出身，故而颇为操心。后来，又陆续在老闸等地新创万康典、仁大典和祺昌质。由于他在典当一业中经验丰富，上海的典业以及徽宁会馆都推举他为董事。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所载的司总中，就见有余之芹的名字。另外，他还曾襄办典质业学校，兼任徽宁养病寄宿所的总理。后来，典业又推举他为总商会典质业代表委员，继由总商会会员举为会董，一年后方才退职。

在长期的典业生涯中，余之芹非常擅长于居间斡旋，处理各类难题。譬如，席子珊与黄春圃合开有上海的“晋元典”、“源盛典”，但双方因合股意见不合，屡次委托余之芹调停，此事办理多时，后来黄得“源盛”，席得“晋元”，暂告一个段落。不久，“晋元”及“协来”二典，因典夥亏空等事，由该典居停席子珊、庞御槎再三恳求余之芹为之整顿，并写亲笔信据，全权委托其人办理妥当之后，复恳代为兼管。结果，自余之芹负责经理之后，该二典当从未出过事故，而且都颇有获利。据称，“晋元”一典，委托余之芹兼管时仅有资本三万串，而架本后来增加到十七万。他还曾经受委托集股开设“仁大典”，后来因三位股东相继作古，其后人经济状况迥异于前，意见不一，其中一姓子弟破产，遂将典铺盘顶与另外二人接开，改牌“万昌”，但仍委任余之芹作为经理。在《经历志略》中，余之芹还提到自己处理过的一个难题。他指出：

从前沪市钱庄与各业往来，投用银子不免滥放，而各业藉庄款营业，不免滥做生意，一旦市面紧急，庄家必来取讨。设遇倒账，必用强硬手段。予经理之仁大典大股东黄静园，有运筹调度之权，载明合同。钱庄投用汇票，亦黄东面谈接洽。至黄静园倒账之时，庄家初则知我取有黄东房产，不来取讨，继则反受黄之唆使，强来索取，盖黄知我经理他处三典（黄无分者） 有银存庄之故，各庄夥来讨时，说我有银存庄，必须划出付与伊等。我说：“譬如我是两江总督，江苏公用，不能划安徽藩库之银。我将东家房产交与汝等，立据收去。”各庄不肯，硬要现银，继则拍案，丟碗大鬨，行将动武，已出手势，仁大典司更知拳术，予唤出，执住庄夥之手，不准司更动武。予之眷属住于典之后进，闻闹，到典看守，防我受辱，一面函致钱业董事屠云峰君。庄夥见此情形，有跳柜而逃者。至晚间，复派庄司十余人住宿典内及我家，予只得预将包楼、饰房锁好，派人看守。自则到后进家内楼上安睡。楼下放自来水，庄夥带庄司踏进，满足皆湿，知难而退，不住宿矣。后蒙钱业董事谢纶辉君商妥，归伊承裕庄仍与仁大典，另立新户，往来营业，旧欠之款以六厘算息，候典替出清楚，我请谢纶辉翁另派账房，蒙其相信不派，此亦我之知己也。

这是典业倒账引发的一次危机。另外一次是上海城内“晋泰典”的倒闭事件，也让余之芹颇感竭蹶困窘。当时，“晋泰典”因东家家道中落，以致倒账。典中货物尚值数万元，内有公款，而债户数十人吵闹不休。作为典董，余之芹只好出面处理，他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禀官出示招替并为保险。九月二十三日，邀集各债户在典业公所商议，但因筹得的资金远远不足，被各债户关在典业公所内。当月二十四日，正是他七秩寿辰，子孙辈隔晚在家设筵为他祝寿，结果余之芹竟不能回家。后来才被朋友救出，并帮助他将欠债处理清楚，从而平息了讼端。

在上海，余之芹手上曾办过不少交涉，如代“仁大典”股东黄静园处理分家事宜，因闸北新泳源质遭遇火灾而与保险行的交涉，因捕房盗窃之吊脏而与衙门的交涉，因浙江塘棲典当业的开设而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交涉，凡此种种，无一不显露出余之芹的才干。其中，与胡雪岩的一段交涉这样记载：

顾氏居停南浔有乾裕典，塘棲有春源典，各有架本三四十万。遇有为难之事，委我整顿。因塘棲胡雪岩先生设一典，与春源典邻近；硖谷镇胡氏又设一典，亦与顾氏邻近。当由刘贯经先生、高虎枚先生与予设法各处合并对调，当与胡雪岩先生面商，定妥立据，各得一镇之营业，议以架本少者付定银，核计顾氏之典架本大，由胡付银一万两。岂知吾二次赴杭州塘棲，预备盘货交割，而胡氏典业总管王吉甫先生不允交割，复与胡雪岩先生交涉，（顾氏居停素不出面与人交涉典业，凡事委予代表居多。）讵王吉甫先生以胡雪岩之母不肯为言，事竟不成。

“居停”原指寄居的处所，后亦称寓所或寄居之家为“居停”，而在商界，“居停”显然是指东家。至于“架本”，则是指典当铺的资本。这一条资料指出：东家顾氏与胡雪岩在浙江塘棲和硖石分别各有一爿典当，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竞争，遂有各自垄断一镇的设想。当时，顾氏一方就是由余之芹作为代表前去交涉，只是功败垂成。

综上所述，余之芹在典当一业中经历过诸多的风浪，正是因为他在典当业中的阅历极为丰富，故而《经历志略》中的不少内容，即与典当业有关，从中颇可窥见晚清时期江南典当业的一些侧面。 余之芹对于近代新形势下的典业发展，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例如，当时因国家自铸铜元，其成本每枚四文几毫，其时的洋价每元八百数十文。他判断典业会因此而亏耗，恐有歇业之忧。其中，公泰典东各处之典架本二百万串，后竟亏耗六十万串，以致公泰收歇。于是，他果断地邀集同业会议，倡议改为洋码。当时典质七十家，绝大部分因循守旧，签允者只有九家愿改洋码。看到这种情况，他毅然决然地对众人说：“议事规则以多数为议决，然此事有存亡关系，惟有各逃性命，我定要改洋码。”此时，他预感到因洋价日涨，亏耗之巨转瞬即至。他所经理的四典架本七十万串，改洋码后核计约余十余万串。相形之下，同业不改洋码者，全上海县约亏七八十万串，而其他县亏耗破家者则比比皆是。从此一事例来看，余之芹对于时局、商业走势等，都有颇为前瞻的判断。

余之芹担任数爿典铺的经理，后来被推举为董事。他对典当业采取了诸多的整顿措施，其中之一是坚持统一的典业利息。当时，有一位资本家刑某，其父在上海城内开设一典，减利为一分四厘。然而，根据当时上海的典业部章，均按每月二分起息，倘若任由该典如此减利，其他的典当铺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于是，余之芹就邀请同业在公所会议，同往刑处相商，请求仍改二分，但遭到对方的拒绝。余之芹再邀同业执事，各乘一顶轿子，并带随役，前往该典前后门把守，并到柜内，将其骑缝图章收取，以其不守公所规则、不遵木榜章程。当时，刑某亦到典内，余之芹向其做揖请求，不料其人出言不逊，激动众怒，拉扯到县禀官。当时，县官黄爱堂出面讯问，余之芹早已备就禀帖，内云：“各典领有善堂公款三十余万，倘同其一分四厘取息，势必亏耗不支。惟有呈缴公款典帖收歇，以免累及公款。”官司逐级驳难，结果，官府判下：“刑某减利便民，实属可嘉，著上海县饬该典仍遵部章，按月二分起息，其余六厘，饬上海县核算，按月向该典收取，以济无物可当之贫民，其他典商有所观感，惠及贫民更无涯涘矣。”此一判决，似乎相当公正，但其实却让刑某进退两难，最终只得捐赈济一万两了案。而典业的利息，仍然维持在每月二分起息。

余之芹的另一项措施，则是对典当中学徒的管束。在《经历志略》中，余之芹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同事、休宁人黄深甫，为仁大典管包先生，为人正直、一丝不苟，管束学生（也就是典业中的学徒）极严。“每学生交小簿一本，饬令凡有出息支用，必登于簿，按月交账，必责积存十元，交于管包（典业学生拜管包为师，有师生之谊） 收存，閤典学生凑有五十元，收入本典存户，按月一分生息，按年结账一次，如此储蓄，数年之间，而学生之娶亲资有着矣。此法不但有益于学生，且有益于学生之全家及终身，并间接有益于本典。盖学生有资存于本典，必谨慎小心，不敢为非也”。对于黄氏的此类举措，余之芹极为赞赏。据他说，黄深甫原有吐血病，而且没有子嗣，自行此法之后，病症逐渐消除，而且侧室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的儿子在镒昌典管饰房。而另一位同事、南翔镇人姚云士，在小南门外万安典管包。其人管束学生不严，老年得子，极为溺爱，也在本典为学生。余之芹与黄深甫推行储蓄之法后，也写立小簿面交姚云士，委托他在万安典内推广，但却并没有得到姚氏的积极回应，对此，余之芹等人亦无可如何。后来，万安典居停倒账，将典出替改牌“德大”。后学生包楼出弊，股东倒账，竟至歇业。姚云士之子，亦因吸食鸦片而流落于外。《经历志略》一书，充溢着因果报应的思想，他将黄深甫长年的顽疾逐渐康复，以及儿子长大成人且有出息，看作是其推行储蓄之法的一种“冥益”。相形之下，姚云士的遭遇，则显然是一种报应。

余之芹看到当时因物价飞涨，典业中的伙计收入，有不少人难以养家糊口，生活日益拮据。对此，《经历志略》中指出：“典夥之辛俸，定章甚微。虽有亚禄，即满货使用，各典章程，大小不同，近年生活程度之高，数倍于前，中缺学生最苦。然工业能罢工要求加增工资，而商业不能罢市要求加俸，前年各典夥友纷纷致函董事，幸蒙诸典东酌量各典情形，略为加增，亦以沪市房租之钜，营业亏耗在所不免也。”有鉴于此，他思考设立上海典质业保育会，预拟章程，并捐助银一百元刊印章程，配成玻璃镜数十架，按典张挂。该《保育会章程》规定，由典业中的各执事设法捐助，于满货出售成交时，注明成单每百元捐助二角，或每典每月捐助一二元。执事、柜友和中缺学生等，亦根据各自的情况加以捐助，以期集腋成裘。此一措施，是“专为上海典质业夥友身后家况萧条，孤儿、寡妇及老废之辈无可谋食，又无亲族可靠者，凭入会同业经司事查实，照章程抚恤”。该章程规定，凡同业职员故后，寡妻、孤儿女及上至年逾花甲之父祖无生计者均可报领，至于伯、叔旁枝，则一概不给。年老、残废及寡妇无子孙者，给至寿终为止。有子孙者，俟其成立至二十二岁即行停止。幼女给至出嫁月为止，幼男给至十六岁为止，至二十二岁全家停止，将凭折收回涂销。大口每月给洋壹元，小口每月给洋五角，遗腹子女倍给三年。凡遇丧事，给洋十二元，盘柩回籍给洋六元，安葬给洋四元。给领抚恤，按季于正月、四月、七月和十月的初十日在典业公所发给，或在总理司年处发给，可由本人自领，妇女或有不便，则可委托可靠亲友代领。对于寡妇则有更加严格的规定，要考察其人是否苦守清贫，是否有其他亲族可以津贴，倘若未能苦守清贫，或有其他亲族津贴，则随时公议停止或减少抚恤。如果寡妇有再醮现象，则“本妇停给，子女带去者亦停给”。如果有不端之事察出，则全家停给。此类做法，反映了徽商对同业中人济急周乏的慈善措施，这与清代前期在扬州资助财力消乏的盐商之“月折”制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余之芹在典当经营有年，对于典业中人与社会大众的相互关系颇为熟谙。他指出：“窃思典业同袍衣食之资，皆藉贫民来当衣物之利息而得分润，居停之俸给、亚禄等项，是吾等典夥应敬重贫民。适为印花税事，财政部以一元起贴一分，须当户认票纸费铜元一枚。典商情愿十元起贴一分，自认印花税。各省典商为体恤贫民，派代表来沪会议，姚涤源先生谈及各处当户贫民对于典业同袍每有怨言，此皆柜友与当户平日不肯和颜悦色之所致也。工界日渐发达，工人来当衣物，亦以和气为宗旨，因略记数话，奉劝典业柜友：对于当户，应尽优待之义务，释去怨言，而化为感情，于吾东夥皆有益也。忆昔发乱之后，各处无典，若新设一典，来当衣物之贫民，一开典门，拥挤而进，竟有由数十里之外枵腹而来者，典东悯之，煮粥给食，此予友目睹者也。”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一般民众对于典当业者未有好感。余之芹强调，典业中人应以实际行动改善自己的形象，以拉近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

（三）上海与徽州的互动

作者从皖南山区步入上海滩，并长期在黄埔江畔经商，因此，《经历志略》中，有不少篇幅均反映了上海与徽州的互动。

清同治三年（1864），余之芹奉父命，结伴前往上海。他先到义桥，过万松岭，走西湖，雇了一只大粪船前往上海，到达大东门外王家嘴角仁昌源记布号，见到父亲及沧谷堂兄。沿途所见，颇为荒凉：“石路口当大马路之中，有红栅栏一大座，内排二炮，防发匪侵犯也。红栅栏之西，有英华街大牌楼，皆三层华屋，居人甚少，据云乃苏、杭、嘉、湖各处之人避难来此。嗣苏、杭、嘉、湖克复，均迁回原藉[籍]矣。再西有一洞天戏馆，余皆荒地也。”当时，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虽渐趋平复，但放眼所及，只能以满目疮痍加以形容。此后，随着战后的复苏，上海的地价迅速飚高。《经历志略·杂记二十七·上海地价之涨》：

吾初到上海，新闸后之珊家园，地价每亩数十元。予光绪七年创开仁大典之时，大马路地价每亩不过数千元，石路口以西每亩约二三千元不等。后开仁大典之屋，及大马路、善余里二马路，仁里（即今之泰和里）并二马路朝北之屋，道契约十一亩，除放马路实地九亩外，已为法兰西银行买办宋书升买去，计价七万两。予即关照黄静园，邀刘丙卿、张西园合股，向宋相让，不肯。后由予去商，蒙其加价五千两成交，只可写让契，即翻造泰和里，造价一万五千两，后静园售与盛葵臣，计价十二万两，即在大马路翻造三层楼。后盛售与首善堂，价三十余万，今时价值约可七八十万两。（此《志略》将要发刊时，此产已由哈同洋行买去，计价八十万两）

关于地价，余之芹还指出：“大马路今开银行，先施永安公司兴造高楼屋，成为金银世界，地价涨至十万两一亩，住家者迁徙一空，吾典业此间无立足矣。”太平天国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复苏，上海的地价也迅速飚涨，余之芹的描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趋势。

当时，在上海的余之芹积极参与各类的公益事业，例如，民国时期，安徽同乡曾邀他兴办安徽旅沪学会，聘请同乡教员，设立旅沪学校。类似于此与桑梓故里相关的公益活动，余之芹总是不遗余力地积极参与。对此，自称“受业世再侄”的黄幹生，在十五岁到上海“习商典业”，受到余之芹的栽培，根据他的描述：“吾师对于公益更不遗余力，不辞劳苦，负商场之硕望，乃吾乡之要人。曩者皖灾千里，哀鸿遍野，吾师痛关桑梓，代灾黎之请求，辄集钜万，以活生灵，何可成计，至今口碑载道，闾里称贤，虽对于外省，亦尽力而为之，盖抱大同主义也。试观川赈，得前清大显之嘉奖，授其官爵，吾师淡然置之，非所愿也。创办典质业保育会，吾业穷苦夥友身后之事，吾师尤关至切，生者受其嘉惠，殁者亦得安心于九泉矣。发起徽宁贫病寄宿所，贫苦同乡不幸染疾，医药乏资，赖其医治获全，难以缕指。他如劻勷红十字会也、妇孺救济会也、慈善团也、会馆也、医院也，及各慈善机关，能力助者，必勉为之。……排难解纷，见义勇为，虽年屈期颐，犹无倦色，而吾师视为人生之要职，毫无自炫之言。”这些，应非完全的溢美之词。关于在典业方面的扶孤恤贫，已见前述，此处则重点评析他对家乡的赈济。关于这一点，余之芹写道：

黟县在万山之中,山多田少,每年所出粮食不敷民食之半，设遇荒歉，万分忧惧，常恃江西米接济。十年前，吾黟绅耆来沪商于予，兴办积谷，并会同汉口、芜湖、九江、景德镇等处吾黟同乡认募捐助，各埠分投，劝募约有二万余元，闻曾勒石明伦堂，惟推陈出新，平粜必有亏耗，经理此事者，颇忧持久之不易也。

1910年，黟县绅商曾创办粮仓，各地黟商纷纷捐款。关于这一点，民国《黟县四志》卷9有“宣统庚戌年孟冬各埠同乡乐输芳名”，其中，列于上海首位的为余鲁卿（亦即余之芹），他“经募洋伍百元”。除了日常的积贮防灾之外，一旦发生水旱灾害，余之芹等旅外商人亦总是慷慨解囊。对此，《经历志略》指出：“某年徽州水灾，谢筠亭亲家及募振[赈]诸君并旅汉、浔等处诸同乡筹集十余万元，托屯溪洪其相先生暨在事诸君担任放振[赈]，并以振[赈]款修桥、补路，工蒇，刊《征信录》。……彼时予自备之款带至徽州，上白面粉及棉布、裤袄遵谕补放。……”此次徽州水灾，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二十五日的徽州奇灾。当时徽州大水，波及境内的五个县份。对此，当地士绅及流寓各地的徽州人迅即反应，事后刊有《徽属义赈征信录》。该书为洪廷俊所辑，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书中详细记载了各县诸村庄发放的赈灾款项等开支，其中提及：

分类

赈捐数量

用途

棉衣收付计数

余鲁卿经散共170件

黟县里六都，上、中八都，下八都

面粉

收上海余鲁卿经募来120包

付黟余鲁卿手352包经散

以工代赈

余鲁卿具字领去英洋1千元

修艾溪里岸等处路桥塝碣并渔亭镇之下工赈

从《经历志略》等书的记载来看，每逢灾祲，余之芹均四处奔波，扶孤恤贫，济急周乏，可谓不遗余力。

除了积极救灾外，处理旅榇归乡，也是慈善事业的一种。《慈善公益三》曰：“上海为卑湿之区，各会馆旅榇有不能回藉[籍]，必安葬于义塚之内，掘土数尺，湿不见水，日后子孙发达，有启义塚之柩回籍安葬者，而满棺皆水矣。惟有凿孔放水，见者不忍。余君锦镕邀予等发起，在屯溪置办义塚坟山，开会集议，各县不能赞成，旋议决以吾黟一邑之力募捐独办。予年稍长，推为领袖，募得数千元，赴屯买地购山，建造思安堂丙舍，以安旅榇，并在思安堂之侧，建黟邑旅屯同乡会，以垂久远。是役也，皆余君锦镕及诸公之力，事成，请示备案，予名居首，抚心惭恧，今公举何兰石先生为思安堂及同乡会会长，主持办事，深愿此后和衷共济，相继勿替，予心安矣。”这是说上海地卑湿，不利于旅榇尸首的长期保存。在鉴于此，余之芹与旅沪、旅休的黟县商人，集资在徽州休宁县十六都珠塘铺地方建设善堂，额曰“思安堂”，并建有丙舍，以起停由沪运屯旅榇，及为在屯同乡殡所。此外，在珠塘铺思安堂右方附设同乡会，由旅休同乡会公组而成，定名为古黟旅休同乡会。民国九年（1920年），出版有《新安思安堂征信录》和《旅屯古黟同乡会征信录》，这是有关黟县商人的两种征信录。

三 余 论

《经历志略》的一篇序文作于辛酉（1921年）仲秋，在序作者余诚格眼中，同宗余之芹是位“粹然儒者，不类阛阓中人”，“与之言，娓娓不勌，明古今之变，通中外之情，心敬异之”。从中可见，余之芹俨然是通达时变的儒商。毋须赘言，《经历志略》作为作者的自传，自有其一定的局限，其中必然有不少个人忌讳乃至自我拔高的内容，这是我们利用此类资料时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

晚清民国时期是个新旧交替的重要时期，《经历志略·杂记六》记载：

席子珊君所开之晋元典在虹口四川路，因凂予整顿，请予兼管，见其典之中楼设一净室，（即乩坛） 供奉吕纯阳祖师。席君劝我入乩坛，予素不迷信此种事，回想此乃为善之意，姑且试之，见沙盘写出之诗，顷刻数十百句，并有训语，而训予之语，竟与吾意相合，且有我心中之事他人不知者，乩隐示其意，故信仰崇拜。此乩坛为麦加利银行买办席锡蕃先生之母医愈跌伤足疾，席君商请将此乩坛移至麦加利银行楼上，比即由席子珊君同席锡蕃君与予等，将沙盘乩等用蓝呢轿敬谨送往，嗣又移至平桥路，购造楼房，前二层、后三层，供奉吕太祖师。乩笔自题其名曰“惠然轩”，距今二年，又在惠然轩隔壁购地建造惠旅养病院，规模宏大，此亦善举之一助也，予亦被举为董事。

文中的席氏为江苏的洞庭商人，是江南著名的买办世家。其中的席锡蕃为洞庭东山人，出生于金融世家，历任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买办等职，曾赞助发起组织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兴建洞庭东山会馆等，与余之芹一样，他也相当热心于故乡的公益事业。虽然已到了二十世纪，而且是在沐浴着欧风美雨的大上海，但余之芹与席氏等洋行买办一样，仍然虔奉传统的神明，对于扶乩之类亦颇为热衷。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近代，由于资讯更为发达，展现在商人眼前的是更为广阔的世界。余之芹长年出入于皖南山乡与黄浦江畔，他对于古今之变和中外情势，均有一定的认识。同治三年（1864），清军收复南京时，余之芹的父亲余国谨正在上海，其时他在读报，正好有画师来访，后者就根据阅报时的形状绘一小照，由亲朋题写诗词，余国谨也自题五古一篇。对此，余之芹深有感慨：“先严题句，足见乱时之困苦，后辈暨国民须预为筹画，以杜乱萌之计。惟有兴水利、开荒、屯田、生产物品、创工业，使物价不致腾贵，民能生活，自然不乱。”从中可见，余之芹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有过诸多的思考，也设计了不少解决的办法。在《经历志略》中，余之芹提出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如《时论一·世界论》，就是其人读报后的所思所想——“每见报载帝国续盟及水利导淮、自治等事，有所感触，因与明德四儿商谈，各拟意见理论于后”，他的意见和看法，包括“导淮意见论”、“自治意见论”、“附自治种树开矿”、“道德与强力之比较论”、“商业论”、“上海近时之交易所终必失败”、“太平洋会议之理想论”、“破坏建设之理想篇”、“人之自立国之自立论”和“欧美之平等自由论”等，内容包括中国和世界的诸多议题，这些，都反映出近代的徽商不仅关心桑梓，而且还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性的问题多所思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经历志略》一书中的记录，不仅是商业史上的珍贵史料，而且对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章来源：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