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为什么坚持成本昂贵的京杭大运河，而不选择廉价的海运

　　早在明成祖坐镇南京时期，郑和就远下西洋数万里，相传郑和舰队旗舰最长达148米，与今天的巨轮相差无几。可见在明代造船能力已经很强，远洋航海毫无问题。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由于北京不在产粮区，所以京师用粮需要从富庶的江南贩运上北京，这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了运输方式。

　　要知道北京距海并不远，漕粮运抵天津，然后换小船通过海河与滹沱河水系可以送达北京周边，十分便利。然而明清两代，漕粮北运基本都是走京杭大运河，而不是走海运，那为什么明清时代，在具备海运的能力情况下，漕粮北运还坚持走运河呢？

　　明代海船

　　京杭大运河

　　京杭运河

　　毕竟明清不比北宋，北宋都城在汴梁，距海很远，而黄河是很难通航的，所以宋朝用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命脉情有可原，而明清则不同。

　　首先来对比走运河和走海运的差别：

　　1、时间

　　其一、运输时间

　　虽然京杭大运河从路程上看，是一条直线。要比海运出长江走黄海，然后进入渤海，再到天津转运，入海河到北京，近很多。但是路程并不代表时间，因为还有一个运输速度的问题。

　　要知道运河是没有洋流推动的，根据北高南低的地理因素，漕粮北运可能还面临着逆流，所以用运河北运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因为很多时候，需要两岸的河工和百姓充当纤夫，以人力拉船。所以用走运河的方式将江南的稻谷运送到北京，往往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

　　而走海运则不同，虽然有长江口、天津海河口等几次换船的耽搁，但是海运北上，在有季风和洋流推动情况下，总体耗时不过半个月到二十天的时间，就能将江南的稻米和贡品运抵京师。

　　京杭运河经济带

　　古代漕运

　　其二、通航时间

　　京杭大运河每年的通航时间很长，除了在严冬时节，北方枯水且河面冰冻之外，全年有至少十个月的时间是完全通航的！即使在北方不能通航的情况下，南方的漕船也能抵达山东临清州，然后在临清州或者淮安储存，开春之后再北上。

　　而海运则不同，受到季风和洋流的影响，南方漕运只能在春夏季节北上，然后在秋冬季节南下。虽然运输速度很快，但是受到季风影响，通航时间只有半年多。不过江南第一年的稻米，在来年三月便能运达京师，与走运河的时间相差不大。但是走海运漕粮在运输途中的时间短，米质远远好于走运河。

　　漕运缓慢

　　运河纤夫

　　2、成本

　　其一、运输成本

　　前文已经说过，京杭大运河北上需要大量的纤夫，朝廷需要花很多钱用于养着运河两岸的纤夫，一路从江南到北京，漕船浩浩荡荡，基本每天就能走十公里的距离，但是沿途负责押运的船工和纤夫都需要耗费价值将近一半的漕粮价钱。

　　而海运成本很低，一阵风就能将大船刮出数十里。既不需要民夫纤拉，而且时间短，能降低很多押运成本，不过走海运需要海军押运，这也是一项不小的成本。

　　其二、治河成本

　　明清两代由于将将航运河作为经济命脉，所以对于运河的治理自然是首要任务。但是由于黄河泥沙大，且是地上河，黄河所携带的泥沙经常淤积运河，造成漕运不利，这样的话，就需要治河，明清两代治理运河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头之一。

　　3、风险性

　　走海运的风险性自然是要大于走运河，因为在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遇上恶劣天气，那就是彻底玩完。而且古代海上还有很多亡命之徒，称之为海盗，即使有海军护航，也未必能保证万无一失，一旦遇到意外，就等于打水漂。

　　而运河就不一样，首先运河没有海盗，即使有翻船或者意外事故，打捞难易程度也很简单，毕竟运河深度也就那样，打捞精度也很高。

　　但是，即使海运风险性高，打捞难度大，但是毕竟这都是些小概率的事件，而走运河，路上损耗就得有近一半的漕粮价值。所以走海运即使有风险，但是更划算，这是无疑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海运相比运河都是优势巨大。所以我们来讨论下漕运历史。

　　元代海运

　　这一点就要说到元朝了，元朝是第一个定都北京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实行“海河并行，海运为主”的方略。

　　元朝就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试行海运，“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经过几次实验，终于于至元二十八年，合并海运四府为都漕运府，形成稳固的海运漕粮制度。

　　元朝1293年开辟了新海线，出了长江口后，继续东行，直入外海“黑水大洋”到威海成山岛后，再向西航向大沽口。“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只要十余天。

　　海运漕粮不仅快捷，而且运粮巨大，安全性较高，在成熟阶段，一年运输的粮食有330万石，总共运输47次，运输82917406石，中间损耗只有158258石，损失率只有0.19%。于是，快捷方便的海运就和河运一道成为了元代漕运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后来中原江淮爆发了红巾军起义，运河彻底阻断，运输全部靠海。

　　明朝初年漕运方式延续了元代河海并行的模式。但由于都城在南京，所以北运漕粮主要是供给北方戍边的军队使用的，在军屯制度的背景下，军粮需求并不大。到了永乐年间，皇帝计划迁都北京，对于漕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朱元璋留下的那几条海船根本不够用。

　　永乐九年（1411年），山东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疏浚拥塞的运河故道惠通河：“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对于开惠通河的建议，整个山东的官员，都积极地推动，因为这样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拉高GDP好几个点。在一片高涨的呼声下，永乐皇帝批准了工程立项，1412年会通河通航。朝廷发现运河通畅可以绰绰有余地解决北京粮食供应问题，于是就在1415年宣布停止海运漕粮，全部采用河运。

　　虽然后来明代明孝宗朱佑樘时期和隆庆帝时期首辅高拱意图恢复海运，但是因为试航不利，朝中反对人太多，最终没能成行。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到乾隆嘉庆，甚至是到道光时期，朝廷都在研究河运还是海运的事情，皇帝也时常下诏讨论，但是都被反对的浪潮给压下去了，反对声音中，以运河沿岸的数十万漕民为最，因为实行海运的话，就会影响漕民的饭碗。

　　一直到光绪年间，由于西方蒸汽轮船的引入，漕运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漕运总督衙门

　　至于占国家税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漕运税收，看似重要，其实也不重要，走海运也一样可以征收关税。

　　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永乐年间，走运河可以带动运河沿岸的经济，顺道还解决了漕粮的问题，而且顺道解决了沿河数十万闲置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运河体系的发展，运河沿岸的漕民变成了固定职业，相当于江南漕粮变相养活了京师和运河沿岸的数十万人这两拨人。

　　而后来，随着京师用度增加，漕粮所需增加，河运明显成本过高，朝廷明显倾向于走海运，但是无奈漕民太多了，而且漕运税收里面的油水太多，各级官员都有红利，贸然改变，影响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所以很难扭转过来。朝廷害怕出乱子，河运弊端积重难返，自然不敢动这数十万人的大奶酪，只能咬牙每年花钱治河，坚持成本昂贵的河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