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疫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也造成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而其中就包括农民工。据相关部门统计,今年3月份全国城镇失业率约为5.9%,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在统计失业人数时,往往只统计那些缴纳了失业保险,并成功领取到失业保险的人,而其余的失业人员并不在统计数值之内,可想而知,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实际失业人数要远高于这个统计数值。
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对农民工的影响非常大,而且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疫情,同时还包括未来的政策走向以及存在已久的社会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重视,不能被及时解决,那么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就会一直困扰着农民工,这样既会影响到农民的实际收入和生存状况,又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城乡发展,所以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农民工的问题。疫情下,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凸显,专家出招:让农民市民化。
后代教育问题,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首要考虑对象
农民工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不同年龄阶层的农民工在就业时,也有着不同的就业目的,对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而言,其就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开销,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时,往往会将后代的教育问题作为首要考虑对象。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户籍差异成为了农民工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最大障碍,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此前便提出了户籍改革制度,鼓励大中小城市逐步放开对农民工落户的限制,进而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然而目前这一政策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除中小型城市以外,大型或特大型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进展很慢,而且据专业数据统计,仅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就造就了约20%的留守儿童,而这部分儿童无法接受到优质教育。与此相对应的是,像北京和上海等地,外来人口的数量占到了约40%,而其中居住超过5年的人数占到了近一半,因此,这部分人在就业需求与子女教育问题上就形成了很大矛盾,很多人也因更看重子女教育问题,而最终无奈失业。
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被区别对待
在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上,往往需要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然而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在此资源上的分配不均,也使得很多农民工无法及时得到失业保障和再就业机会。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经济空间分布集中程度太高,从而导致城市无法容纳如此多的农民工。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经济集中程度并不算太高,而且,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低技能劳动群体与城市的发达程度并不矛盾。
相反,城市的发达程度越高,高技能人群的比例越大,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就会有多,因为高技能人群更需要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相应的服务和基础保障就需要更多的低技能群体来满足,所以说在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上的不均,才是影响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因素。
仅仅将农民市民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失业和再就业问题
有专家提出可以大范围地采取农民市民化,从而使农民享受到公平的社会发展资源,进而解决农民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可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城市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果大批量农民集中涌进城市,城市的资源分配自然会面临空前的压力,届时,农民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反而会被加剧。
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到在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建设用地的配置能否与人口流动完成统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大批量农民市民化,全部从农村搬到了城里,而与此同时,在之前的农村地区大搞建设,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如此一来,便很容易造成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而农村迎来了发展,农民却回不去的尴尬窘境。
疫情下,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凸显,专家提出的让农民市民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说在国家帮扶的情况下,农民一定要认真思考当下的形势,争取做到先就业再择业,先挺过目前的困境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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