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 “好奇”发现了世界，“好奇”也改变了世界

文章根据葛剑雄老师直播录音节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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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文明渊远深厚，在世界文明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人的好奇心着实略逊一筹。近代以来，历史上曾经主动跨出国门，向外探索未知领域的先行者，更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几个部分：第一，中国的环境因素，好奇心的满足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支撑，而在古代中国，无论从物质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不具备支持对外探索的土壤。反观西方同样如此，那些并非出于商业利益的探险家如果没有基金会和国王的财力支持，是根本无法成行的，更别说后来的南北极探险了。

中国引以为豪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大家都知道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支持徐霞客不断探索的物质条件。可以说徐霞客是幸运的，种种有利的条件汇集在他身上，帮助他满足了好奇心，其一，徐霞客在科举考试中未能中榜，用今天的话说，别说研究生、博士生，他连本科都没考上。也正是如此，徐霞客对科举考试便断了念想；其二，徐霞客家中殷实，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庭，有着足够的财力支持他每年带着银子和仆人外出旅行；其三，中国有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只要父母尚健在，做子女的就得伺候左右尽孝道，更不能远行了。徐霞客的父亲去世的很早，给他们母子留下了不小的家业。按常理说，徐霞客成年后应该继承父亲的产业，维护并进一步振兴家族。而现实往往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徐霞客的母亲非但不曾要求儿子挑起执掌家业的重担，而且全力支持儿子的旅行理想。换做现在，这可是多少孩子梦寐以求的开明妈妈形象。如果大家认为徐妈妈仅仅只是支持儿子，那么你就错了，徐妈妈自己也是爱玩之人，曾经让徐霞客带着她从江阴前往宜兴游玩，在当时的礼教社会着实令众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其四，明朝社会制度与驿站制度的腐败帮了徐霞客很大的忙，因为政府设置的驿站，不要说平民百姓不能使用，甚至连政府官员的使用也做出了严格规定，比如须前往五百里以外地区赴任的官员，携带紧急军情的骑手方可使用驿站。而明朝的腐败却将驿站这类基层的通讯联络机制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摇钱树，徐霞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他节省了大量的差旅成本，解决了行程中许多住宿与马匹的问题。

除了上述几点外，徐霞客还有一个更大的幸运——徐霞客日记被他的后人整理并出版。设想，如果没有整理出版，即使徐霞客走遍了全世界，他的所见所闻也仅仅是他个人的记忆罢了，迟早会同徐霞客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到了近代，受过西方系统教育，被誉为中国地质奠基人的丁文江看到徐霞客的日记，认真研读过后，发现其中许多关于地质地貌的描述分析竟大大早于西方同类型著作，肯定了它的科学价值，将徐霞客日记从游记的层次提升至地质科学著作的至高地位。

要出一个徐霞客，需要满足上面如此之多的有利条件，何其之难。此外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好奇心教育的，不鼓励人的思想自由的。比如儒家学说中的“父母在，不远游。”待到父母离世后，自己也走不动了。另外主流价值观中认为读书考科举才是正道，而科举考的也正是儒家这套保守的价值观体系。同样，统治者的思想也源于这套理论，认为中国是天下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周边都是蛮夷，根本不值得去探索，只有类似日本派遣唐使的举措才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认为诸如日本这些蕞尔小国是希望主动脱离蛮化靠向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愿意将中华文明传播给他们，而并非像西方这般主动将基督教文明扩散至世界。

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中，好奇心不仅不被鼓励，甚至被遏制。唐朝时期玄奘法师西行求法，正是因为唐朝初年弘扬道教，佛教理论在唐帝国并不完善，解决不了玄奘的疑问，所以才导致玄奘法师决心前往天竺取回真经，从某种角度看，也正是因为国内佛法的不完善造成了玄奘的诸多疑问，由疑问产生了好奇。

有意思的是，民间产生的好奇，促成了文化与科技的前行，而帝王的好奇则成为开疆扩土的必备素质之一。比如《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之事。虽然《穆天子传》杜撰的成分很多，但其中关于旅行中的细节描写，多有写实。我们往往认为这样的“好奇天子”不是好皇帝，比如秦始皇想见仙人，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几次巡游至琅琊（今山东青岛一带），并派遣徐福出海寻觅仙境，劳民伤财，不务正业。

说到航海，很多朋友会有疑问，为什么中国有着漫长辽阔的海岸线，却在建立海外贸易上没有取得足够的发展呢？道理很简单，自秦以来，中国以泱泱大国自居，接受来自周围蛮夷之地的主动朝贡，根本不需要主动跨海探索；此外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主要的生产、需求几乎都是源于土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闭环经济圈，相对均衡的土地与自然条件使得中国境内各地的生产、消费能够基本持平，对海外贸易的需求在这种封闭经济圈中显得影响不足。而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中可以得出，诱发且持续为航海注入源源不断动力的因素之一是巨大的商业利益。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的好奇心也非常强，在西域问题上，汉武帝第一次派遣张骞前往西域是出于政治军事目——拉拢乌孙、月氏一同夹击匈奴。可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虽然未完成这一政治目的，但带回来大量关于西域的民俗、物产的信息。他告诉汉武帝，西域并非蛮荒之地，大小诸国多达数十个，出产优质葡萄，以葡萄酿酒，色美且经久不坏。大宛国（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出产的天马，体格彪悍，出汗如血，又称汗血宝马。汉武帝听闻后念念不忘，在汉帝国初步控制河西走廊后，便派出使者携带黄金前往大宛国，以赠与黄金的条件换取大宛国进贡汗血宝马。可谁知大宛国人并不领情，拒绝了汉朝使者的要求。汉武帝得知后勃然大怒，调配十几万大军前往征服大宛国，然而更令汉武帝恼怒的是，这一次西征竟然失败了！汉武帝盛怒之下，命令关闭玉门关，西征大军全部驻扎在关外。随后从国内调配各类军需物资及补充兵员前往与之会和，整训之后再度出征。第二次征战，终于击败了大宛国的守军，迫使大宛国贡奉了一批汗血宝马。这两次征战所获得的成果并非区区几十匹汗血宝马，为了保障西征部队的供给和安全，汉帝国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敦煌以西一直到哈萨克斯坦的路途中，建立了多处供应站、烽火台、以及作为防御用途的长城，甚至为了确保转运线路的安全，在今天新疆焉耆一带留守了一批屯垦将士。汉武帝时期经营西域的成果，确保了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成为可能，管理今天新疆到哈萨克斯坦东部一带，所以我们今天常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便是从汉宣帝时期开始。

换句话说，如果汉武帝没有好奇心，没有对新鲜事物的欲望，那么汉帝国的疆域到达甘肃东部后便会戛然而止。正如世界历史上开疆扩土的征服者一样，西汉王朝、马其顿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帖木儿帝国包括近代的殖民者，如果不是对新鲜事物、未知领土的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占有欲望，是不会对外扩张的。世界史学家普遍认为，人类第一次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成吉思汗的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打通了欧洲、亚洲、非洲三个原本孤立发展的区域。但扩张是残酷的，金戈铁马之下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今天的航海事业是由西方人开启的，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航海的能力，而是我们没有航海的需求。我们考证下来，中国最早的航海发生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吴国军队要去进攻山东半岛，采用的就是海运，将军队和物资装船后东出长江出海口，航行至山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路上运输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远远比不上水上交通稳妥安全。但在战争结束后，这条航线也就荒废了，所以航海是需要有需求和动力的，那么谁是最早以贸易为目的的航海呢？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和波斯人。为什么是他们呢？因为两河流域一带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带，水量、农田有限，而地球上所谓农业最发达的半新月形地带——尼罗河三角洲到中东约旦河流域然后到两河流域，其土地面积的总和还不如我国黄河流域的土地面积。所以只要气候稍许变动或是人口增加，土地资源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这些区域的居民生存都成了问题，更别提发家致富了。所以人们便开始想方设法寻求出路，他们发现在沙漠中各个绿洲城市之间做长途贩运往往可以获得不少利润。由此，这些地方出了不少精明的商人，他们在长期的贩运过程中，贸易网越扩越广，甚至将小麦、青铜等当地出产的货物通过各个贸易点逐渐带到了中国，到达中国的商人在转卖了货物之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等轻便的贵重品带回了西亚各国，而这样一条从西亚地区直至中国的贸易通道就形成了古丝绸之路的雏形。

除了路上贸易通道外，阿拉伯人的祖先掌握了洋流和潮汐的规律，沿着海岸线开通了延伸至周边各个国家的海上通道，致使大批量的贸易贩运成为可能。关于当时海上通道的描述，我国的古文献中也有记载，如东晋的法显法师从新疆的塔什库一带前往印度，潜心学习多年后，来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搭乘一艘商船抵达马来西亚一带，再从马来西亚乘船返回了中国，最后在今天山东的崂山登陆。

公元七世纪左右，唐帝国发生安史之乱，整个帝国的主力军队全部调往东部平叛前线，导致西域形成了短期的控制真空期，这时候藏族的祖先吐蕃人乘势占据了包括青藏高原、青海、甘肃、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大部和内蒙、云南的一部分，从而隔开了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与中国的联系。既然路上走不通了，那么还可以走海路，聪明的阿拉伯商人逐渐发现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不仅因为船只的装载量远远大于驼队，而且当船只抵达中国卸下货物后，可以装载大量的、远远低于海外价格的瓷器作为“压舱石”，既可以依靠瓷器的自重保持船只的平衡，又可以在返回阿拉伯港口销售后获得巨大的利润，所以这也是海上考古发现的沉船中，有高达几万件瓷器的原因。虽然后期随着中原王朝的政局稳定，丝绸之路断断续续又从新打通，但大部分的贸易量仍旧通过海上通道实现，乃至今天，世界上的超级集装箱货轮更是比比皆是。

经常有朋友说，郑和下西洋的规模之大，远远大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但我们不能忽略这其中的核心差别——目的不同。郑和是以宣扬国威进行的政治航行，而哥伦布等航海家是以发现新大陆寻找新资源为目的的探险。除了少数探险家、航海家出于好奇心以外，绝大多数的航海都是基于实际利益，比如当年最早前往南极的船只都是捕猎船，通过捕猎海豹、鲸鱼、企鹅，将这些动物脂肪带回国内作为制作肥皂的原材料。再比如哥伦布到达印度后，随即宣布对脚下土地的占领，并向国内进行奴隶、香料等贸易。所以人类历史上的航海都是以实际利益为驱动力，而中国恰恰缺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