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讲其所接触的王洪文

我（徐景贤）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初期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戴一个毛主席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

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二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钱去送信，炮火连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也没有得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说自己一天到晚把帽子扔来扔去。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被部队培养，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他是为各个纺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喜好喝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没积蓄单身职工也没有分房子，要找对象有些困难。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披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当了中央副主席后，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

一九七五年他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住下后不久，他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想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让自己看电影更方便一些。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几顿酒，有时人喝得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十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比较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的次数多了以后，一些人知道了就很看不起他。据闻，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竟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