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合法性构建，不能光凭拳头大

“天子坐于明堂，执传国玺，列九鼎，使万方之来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归，而太平之阶具矣。”

——韩愈·《三器论》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是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后晋成德军节度使的安重荣在目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的情况后喊出的口号，在其看来能不能成为天子靠的就是自己手下军队的战斗力和规模，换句话说就是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

事实上，安重荣所喊出的这句口号也的确揭示出了中国古代成为天子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说是硬实力——“兵强马壮”。

但是他却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内容，或者说是软实力方面的内容。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想当皇帝除了要拥有兵马之外，还要能够证明自己所拥有的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只有这样你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天子，而不至于被指责为乱臣贼子。

那么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所拥有的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这就需要一些东西来体现了，而这些体现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东西又可分为物质和思想两方面的内容。

在物质上，想要证明自己所拥有的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就必须要“坐明堂”、“执传国玺”、“列九鼎”，而在思想上则要靠“谶纬”、“德运”、“封禅”这三样来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接下来，就来看看为什么这两大方面、六样东西可以用来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一、“坐明堂”、“执传国玺”、“列九鼎”

（一）“坐明堂”

何为“明堂”，为什么天子必须要坐在明堂里才能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明堂”一词最早出现于《逸周书》中。

《吕氏春秋通诠》明堂外观

其中《作洛》篇记载道：“乃位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明堂》篇记载道：“周公摄政，君天下，弥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程寤》篇则记载道：“文王召发于明堂，拜吉梦，受商之大命。”

由此可见，明堂在周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儒家思想对于周朝的礼仪制度倍加推崇，那么作为周朝礼仪制度中重要一环的明堂相应的也得到了儒家的重视，在他们看来“然则明堂者，祀天享亲之所，而布政事、朝诸侯咸在。”

也就是说，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是朝廷的正衙。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明堂更是成为了他们证明皇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武周明堂——万象神宫

如汉光武帝在“起明堂、灵台、辟雍”之后，便“宣布图谶于天下”，从而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晋武帝在“受命之初，百度草创”之时便“诏郊祀明堂”以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到了唐代武则天登基称帝之时，更是将明堂视作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措施。

（二）“执传国玺”

“传国玺”又称“传国玉玺”，正所谓“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就是说，自秦始皇开始玉玺便成为了皇权的象征，而“传国玉玺”作为中国第一位皇帝所用的玉玺，更是在证明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位。

之后凡是得到传国玉玺的便是“受命于天”，失去传国玉玺则被看作是“气数将尽”。当年晋室南渡，传国玉玺则没来得及带走以及“没胡”，这就使得东晋的前几位皇帝都没有传国玉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北人皆云司马家是白板天子。”

直到永和年间，东晋征西将军谢尚才用计冉闵之子冉智与其大将蒋干手中骗取传国玉玺，并且“遣振武将军胡彬率骑三百迎玺致诸京师”，这样才使得东晋皇帝摆脱了了“白板天子”的讥称。

除此之外，当年篡汉的王莽更是将传国玉玺贴身携带，乃至自己兵败被杀之时传国玉玺还在自己身上，史称“及莽败时，仍带玺绂。”

《三国演义》中袁术得到玉玺后称帝

由此可见，传国玉玺也是证明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传国玉玺丢失后，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便伪造传国玉玺，史载“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

（三）“列九鼎”

所谓“九鼎”即大禹建立夏朝时所铸造的用来沟通天地、人神的宗教法器，同时也是夏朝王权的象征。

《左传·宣公三年》对此事的记载为：“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同时，也正因为九鼎是夏朝王权和九州的象征，而夏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相应的九鼎也就成为了传国重器，成为了历代王朝更替之时关注的焦点之一。

于是“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紧接着便是“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随后“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这些记载中“鼎”、“九鼎”都是“王者所传宝”，即“夏九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围绕着“九鼎”发生了不少故事。先是楚庄王“观兵于周疆”并询问周王使者九鼎重量之大小，但被周王使者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回应，再加上晋国支持周王室，楚庄王只能扫兴而归。

之后秦国又“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王室求救于齐国并许诺将九鼎归于齐国，声称“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于是，齐国发兵救周，秦国只得退兵。至此，秦国就和周朝的“九鼎”杠上了，先是“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

秦武王举鼎

之后秦昭王“取九鼎宝器”，东周灭亡。随后，九鼎就在中国历史上失去了踪迹。但是九鼎虽然失去了踪迹，九鼎的象征意义却使得后代屡有复制。比如武则天时期“铸铜为九州鼎”，宋徽宗时“备百物之像，铸九鼎”，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宣扬国威。

二、“谶纬”、“德运”、“封禅”

（一）“谶纬”

“谶纬”即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其中，“谶”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中颜师古注曰：“谶，符命之书。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纬”据刘熙《释名》记载为：“纬之为书，比附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宜，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复围绕以成经也。”

也正因此，“谶纬”成了古代宣传“天命所在”的重要工具。

王莽剧照

比如当初王莽为了篡汉便大造“谶纬”，以“黄龙见于成纪”宣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以“高祖墓生枝叶”象征着刘氏将衰，王氏将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则宣传“黄承赤而金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取代王氏，得正序”，以为自己的割据寻找合法性；隋朝时期更是出现了“李氏当王”的图谶以及唐朝时所出现的关于武则天登基称帝的谶谣——“唐三世之后,则女武王代有天下”。

不过也正因为谶纬的煽动性和危害性极大，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会严厉打击谶纬之学。

光武帝剧照

比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是凭借谶纬之学来塑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但是在即位之后就对谶纬之学进行了整顿删减，去掉不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只保留下维护自己统治的内容。可以说，曹魏以后历朝历代都对谶纬之学进行严厉打击。

（二）“德运”

德运即五德终始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经常用于阐释政权的合法性的学说，史称“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

五德始终

在这种学说下，秦朝将自己定位为水德。

《史记》记载“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之后秦朝灭亡，汉朝建立，在建立之初，汉朝“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但按照五德终始说，汉朝当为土德，于是在汉武帝时期正是下令将国家德运定为土德。

到了西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激烈，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刘向父子提出新五德终始说，认为汉应为火德。但是这一学说直到东汉光武帝时方“始正火德，色尚赤。”

可以说，自秦朝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都会就自己的德运问题在大臣之间展开争论，其争论的实质就是想确定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表明自己的得天下以“正”，而承继对象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德运的不同。

比如北魏孝文帝时曾重定本朝的德运，但却引起了朝臣的分裂，一是以中书监高闾为代表，主张土德说，其理由是：“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以魏承秦，魏为土德。”

另一派则以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为代表，主张水德说，其理由为“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同时晋朝为金德，那么北魏自当为水德。归根结底，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胡族政权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关于前秦的德运也有矛盾的地方，《晋书·姚苌载记》曰：“(姚苌)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在这里前秦是木德，但在《魏书·礼志一》中却记载道:“(前)秦承(前)燕，木生火,故(前)秦为火德”，在这里前秦又变成了火德。事实上，德运说最大的作用是构建一个政权传承体系。

（三）“封禅”

何为“封禅”，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为“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唐代张说则对“封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封禅之义有三：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

简单地说，封禅就是象征着“奉天承运”与皇权的合法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总共有七位皇帝先后举行过封禅大典，他们分别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

在这七位封禅的帝王中，秦始皇、汉光武帝的封禅属于“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武则天革命封禅、唐玄宗复辟封禅，也算是“受命易姓，改制应天”的范围。

汉武帝、唐高宗、宋真宗的封禅则属于张说所说的“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也就是《白虎通义·封禅》中所记载的：“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

事实上，除了这七位封禅成功的皇帝外，历史上更多的是封禅未遂的皇帝，比如魏明帝曹睿任命“高堂隆草封禅之仪”，结果高堂隆中途去世，曹睿无比叹息的说道：“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南北朝时苻坚之所以会迫不及待地进攻东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

甚至在因为没有达到封禅条件无法进行封禅时，中国古代统治者们会退一步选择祭祀泰山，也就是比封禅要低一级，但是最起码还是去了封禅地点，还能过一把瘾。比如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一月，太武帝率军伐宋途经泰山时，以太牢之礼祭祀泰山；皇兴二年（468）二月，献文帝以青、徐平定为借口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泰山。正是因为封禅背后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才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对封禅一事极为痴迷。

三、结语

以上便是想要证明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软性要求，抑或说是证明自己“受命于天”的必要手段，虽然韩愈在《三器论》中指出“不务其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而况帝王哉？”

认为相比这些东西而言，更重要的是要修诚于内，但是可惜的是韩愈自己也曾劝唐宪宗封禅。不过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软性条件只在宋朝以前效力最大，宋朝以后其效力逐步下降，最终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