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沫：东周刺客第一人

汉代画像砖上的曹沫形象

在史记对精彩的篇章《刺客列传》中，第一位登场的人物是鲁国勇士曹沫。他以劫持齐桓公、迫使齐桓公退还被占据的鲁国土地。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是却非常值得玩味。

刺客列传有着叙事层面的考量

司马迁将曹沫列于传记的第一人的位置，从叙事角度看是与荆轲的故事首尾呼应；从历史脉络的角度看，曹沫和其他4位刺客一样，他们的言行贯穿起了春秋战国的历史时代精神。 在英雄改变国运，造就时势的同时，也不难发现是时势成全了英雄。将曹沫放在刺客列传第一人的位置，体现了司马迁叙述历史的良苦用心和多重考量。

在英雄改变国运，造就时势的同时，也不难发现是时势成全了英雄。将曹沫放在刺客列传第一人的位置，体现了司马迁叙述历史的良苦用心和多重考量。

先秦刺客

一、能文能武：春秋士人的特色

士式最低等级的贵族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曹沫本人的特点：能文能武。曹沫象征的是春秋早期的时代风骨：虽然周天子大权旁落，但是远远没有到礼崩乐坏的地步，只是礼乐征伐由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而次曹沫的劫持行动，其实非常值得玩味，因为曹沫劫盟事件的本身，不仅体现了春秋时代士人的特点，也体现了春秋时代封建诸侯的政治特色与地域文化特色。作为一个以勇力事君主的大力士，曹沫在关键的外交场合随机应变，以武力和言辞相结合的方式为鲁庄公收复失地，体现了春秋时代士人的才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谓能。士人作为有财力和机会接受教育的一个群体，能够做到允文允武，为自己登上历史的舞台打好了基础。

二、君其图之：英雄所处的时代特色

任何人的言语，都无法脱离时代的语境。曹沫的三言两语虽然简单，但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所表达的，是春秋时代列国并存的多元格局和节制精神。

东周武士

兼具武勇和辩才的曹沫之所以能名垂青史，肯让太史公为他在煌煌史册中留下一席之地，肯定不是他的武勇，因为比他武艺高强的大夫和君子在当时比比皆是。曹沫不一定是同时代最出色的纠纠武夫，但是作为小国之臣，他面对齐桓公和管仲的外交辞令，才是真正值得后人铭记的：

“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

意思是齐国强而鲁国弱，齐国以大国之威欺凌鲁国，一旦贵国大军攻毁了鲁国都城的城墙就会倒在齐国的国境里，请齐侯好好考虑这件事吧。一席话让鲁国免遭国土被继续侵占的命运，还迫使齐国和鲁国结盟，可谓是英雄造时势。

这是典型的春秋君子的外交修辞：用词考究，言简意赅，如果齐国欺人太甚，鲁国倾塌的城墙就会倒在齐国境内，意思是齐国何必对鲁国欺压太甚？一句“君其图之”，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句话背后，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春秋时代的外交

一层是齐国和鲁国都是天子的封建诸侯，地位尊贵，都是是周天子巩固四方的藩篱。齐国开国之君姜太公曾经与莱夷血战；而鲁国更是建立在商朝的东方盟友、三监之乱的根源----“奄国”的国土之上；齐国的开国之君是太公望，鲁国源自周公父子，都是辅佐周朝开国的英雄祖先。既然两国有这样的奋斗历史和交情匪浅的渊源，何必相煎太急？

也正如管仲暗示的那样，只有维护诸夏之间的亲密和睦，才能收人心。春秋霸主的作用是协助天子维系秩序，而不是兼并同是天子封臣的诸侯。

春秋时代齐鲁争霸

二层是周天子册封列国蕴含的核心用意之一，就是互相牵制、彼此监督。爵位有如宫商角徵羽的五音，规范了各个级别诸侯国的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等等。

只有诸侯的各层级和谐相处，亲如兄弟，才能拱卫王室，外攘四夷，天下才会如美妙的乐章般和谐。齐国侵凌鲁国，正是打破了凡事勿过度的节制精神，这种打破节制，和引发孔夫子愤怒的“八佾舞于亭”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后来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不随便兼并诸侯，还帮助灭亡的卫国复国，正是本着这种不赶尽杀绝的节制精神。而齐桓公屡次侵犯鲁国、占据邻邦的土地，正式打破了节制精神的体现。如果齐国和同时代楚国一样“汉阳诸姬，楚实尽之”，那么诸夏列国看到的，是一个对土地和财富非常贪婪的暴主，不是一个能维系列国秩序的大国领袖。基于对外交形象和日后长远发展的考虑，管仲及时劝齐桓公退还土地，与鲁国盟誓，一时的退让可以收诸侯之心，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诸侯关系的本质是一家人

这种封建制度下多元并存的节制精神，和曹沫的言辞一样点到为止、温文尔雅但不卑不亢，不论如何都会给对手留足余地。对比一下后来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说辞，苏秦张仪等人的外交说辞，基本上都是强词夺理、夸张铺陈、口若悬河的进攻性说辞，惯用的逻辑主要是以偏概全、连弱攻强、以强吓弱；再或者就是夸大威胁，沿着有利于自己的逻辑向下推演国际局势发展，先入为主地主导人君的思路；再或者是用似是而非的类比恐吓听众。而曹沫点到为止，为人留足颜面的语用，无疑更有温和的君子风度。

纵横家

春秋的君子的风度，在齐鲁会盟上，具体化为曹沫的有血性而不流血、掷地有声但留有余地。也是在这种风度的影响下，春秋前期的争霸烈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很少打成亡国灭种的血战。比如决定国运的城濮之战在一天内就决出了胜负，诸侯间作战都是在边境疆场交手，很少出现激烈而死伤惨重的围城战役。有限度的竞争，可以将一个族群塑造得更加优秀，而不至于让它元气大伤。

礼乐制度

第三层是作为鲁人的曹沫，在关键时刻随机应变，不墨守成规。这一点尤其可贵。

封建多元格局孕育的，是各地的民风民俗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太公治齐遵循的原则是尊重东夷风俗，而周公之子伯禽是将全套周礼移植到了鲁地。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了鲁地重礼和农耕，齐地宽缓豁达、民风多智，不拘小节，这在日后两国的发展中都看得出来。

而曹沫一时不顾礼节的劫持行动，其实是需要巨大的勇气摆脱文化包袱的。数百年后，孔夫子也曾经在齐鲁会盟的场合以霸气的姿态维护了故国的尊严。而孔夫子在不同场合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这与曹沫的“大礼不辞小让”异曲同工。可见真正优秀的人才都是善于变通，而不是墨守成规的。

汉书-地理志对不同文化的分区

其实很多时候，民族的性情与地域特色，都属于某个群体中的大概率事实，大部分鲁国人胆小谨慎，不等于全部鲁国人胆小谨慎；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也不意味着他在关键场合，会坐视国家受辱。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有着多面性格的圆形人物，而不是只有单一性格的扁平人物。司马迁之所以记载曹沫的劫盟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在一个群体中属于相对罕见的情况，因为罕见，所以才有记载的价值。如果鲁人都和三晋或者秦楚之人一样勇武善战、桀骜不驯，那么曹沫的行为在其他诸侯文化的语境中，也就不那么罕见了。

三、曹沫与荆轲的对比：为什么荆轲注定会失败？

荆轲刺秦王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同一人前往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结局。司马迁特意在《刺客列传》里提到了荆轲等人对于曹沫的模仿：“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这暗示司马迁在有意识将曹沫和荆轲进行对比。

如果将曹沫的言行和豫让、聂政、乃至荆轲对比，就会发现曹沫的时代特色。只有多元并存的春秋时代，才容得下曹沫这样的勇士。曹纵观《刺客列传》中提到的5位知名刺客，只有曹沫和齐桓公是两相保全的：齐桓公保全了曹沫的国家，曹沫保住了齐桓公的性灭。其他四位刺客和行刺对象之间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从逻辑上看，荆轲的失败有必然性

而作为曹沫的效仿者，数百年后的荆轲刺秦王，成为了彻底的失败悲剧。当时的秦王嬴政已经不是齐桓公了。燕国和秦国的对比，远远比春秋初期的齐国和鲁国悬殊。齐桓公的理想是扶持天子，兴灭继絶，保全诸夏不受戎狄的袭扰；而秦国的统一天下的野心已经非常明显，难以掩饰。和这样的对手讲道理谈判，还要与秦国划分土地，并立于天下，无疑是吃人说梦。和信守诺言、说到做到的齐桓公和管仲相比，秦国的国家信用极其低下：“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秦昭襄王扣押楚怀王，卫鞅欺诈公子卬就是很好的例子。就算燕国获得了秦国和承诺，退还被占领的六国土地，秦国完全可以找到理由废除盟约。更何况，燕国打着进贡的名义行刺秦王，已经是理亏在前，从外交礼仪上已经授人以柄。

春秋五霸

所以，如果曹沫处于荆轲的位置去刺秦，那么他大概率也会失败。其实曹沫的行为违背外交礼制，公开劫持对方君主，齐桓公完全有充分理由拿下曹沫或者起兵伐鲁报复。但是齐桓公没有这样做，除了齐鲁实力不太悬殊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春秋争霸的节制精神在起作用。没有了这种精神，曹沫也是死路一条，不可能青史留名。

四、英雄与时势的辩证关系：相互造就、相互成全

所以辩证地看待曹沫的名垂青史，便不难发现：英雄和时势是相互造就、相互成全的。5个刺客，分别位于春秋战国的重要时代节点上，分别代表了各自的时代精神。

春秋争霸

曹沫劫持齐桓公，体现了春秋初年大国争霸的有礼有节；

到了专诸刺王僚的时代，王位的传承混乱，所以行刺行为本身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刺客和被刺杀者同归于尽，礼乐的约束在南国诸侯的争霸中荡然无存；司马迁选择记录吴国的刺客，是因为他注意到，春秋霸主如同接力的火炬一般，从郑国传到齐国，再从宋国传到晋国，最后稳定在晋楚之间流转。最终，当北方争霸的战火以“弭兵之会”的方式告一段落之后，更加血腥、没有礼仪节制的厮杀在南方展开，那方也在逐渐融入诸夏世界，参与和中原的互动；

三家分晋

豫让和聂政行刺的背景是三家分晋。相比于曹沫效忠鲁庄公、专诸效忠于公子光，这两个刺客极度效忠的，是分裂晋国的大家族。豫让的行刺更是直接涉及到智家和韩赵魏三家的征战。三家分晋暗示的，是周天子对于诸侯的兴废失去了节制和约束力，韩赵魏为了竞争，纷纷在自己的领土内推行自己的田赋和度量衡制度，培养属民对于自己的忠诚。三家分晋预示着激烈的战国争霸的到来。

秦并天下

而荆轲刺秦则意味着燕国代表的姬姓封建割据和秦朝的统一的最后较量。而司马迁在荆轲的传记中提到曹沫，暗示了 荆轲采用的办法非常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用春秋的思路应对战国的变局，已经决定了他的悲剧。

所以把曹沫放在刺客列传的第一位，体现了司马迁对于历史脉络和历史时代特色的精确把握：曹沫代表的是春秋初年的时代风骨与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