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督抚的治家方略与族运走向 ——以周馥家族为例

晚清督抚治家，是传统儒家身国共治观念的重要实践环节，其治家方略与家族命运走向密切相关。周馥在由李鸿章幕僚逐步升任封疆大吏的过程中，精心治家课子，以身作则，读经敦品，重实业而轻进宦。其子辈周学熙等人办理实业，成就卓著；其孙辈承实业经营之余脉，更重学术事业，以周叔迦为代表；其曾孙辈周一良等则为一代学术名家。在周馥家族由布衣而重臣，再由实业大族而学术名家的代际转换中，可见其家人注重文化传承和对佛教信仰与研究的文化脉络。无疑，周馥将读书、立德与兴业融为一体的治家方略与家风传承，对于其家族在近代复杂变局中成为北方望族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也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晚清复杂多变的时局中，封疆大吏为官不易，治家尤难，为官与治家兼有成者并不多见。祖籍安徽建德的周馥由幕僚而逐步升为两广总督，颇有政声，尤善治家，对后嗣的成才与立业深有影响。周馥、周学熙、周叔弢、周志俊等三代相衔，使周氏家族成为近代中国北方实业家族之翘楚，立于时代潮头。世易时移，与今时之风气相对照，这个一度被视为“浊流”的趋新之家族，无疑成为积淀与传承厚重文化的百年旧家。周馥的治家方略及其家族的家风传承与文化成就，在晚清督抚家族经营中可谓独树一帜，十分引人注目。学界关于晚清督抚已有的研究论著重在讨论其对于当时政局变化的作用与影响，较少讨论其治家方略，以此角度讨论近代周馥家族演进的学术成果亦不多见①，值得进一步深化。本文拟从治家方略与家风传承的角度梳理周馥家族兴起与繁盛的历程，在此基础上揭示传统文化的立德与立业观念如何在近代家族经营中呈现新的形态并发挥作用，进而从家族层面更深入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内在机理。

一、周馥的“浊流”身份与崇儒观念

依照后世对清末士大夫之“清流”与“浊流”的分类，周馥属于后者。陈寅恪对此论称：“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清流浊流之分”[1] 190。要言之，即“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但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1] 191。周馥后人、陈寅恪的学生周一良指出，鉴于陈先生的《寒柳堂记梦》有所亡佚，收录不全，他究竟是用什么标准区分“清流”与“浊流”的，已然不甚清楚。就其所列，奕劻、袁世凯、徐世昌、周馥、杨士骧等均为浊流；而陈宝琛、张之洞等均属清流。或许在陈氏看来，但凡干练有为、长于吏治的官员统归“浊流”，而潜心治学、造诣深厚的官员均系“清流”[2] 6。这一分析言简意赅，大体合乎事实，只是未能关切晚清中西交织、新旧相争的历史大背景。陈氏所举“清流”，基本均为科举正途出身，崇尚“中学为体”；而“浊流”则多有捐纳、议叙等异途出身者，他们对于中学并不热衷，普遍投身于发展洋务、振兴实业和新政改革。可见前者以“言教”为主，致力于学术和文化；后者“言技”、“言政”居多，更关注器物和制度层面。陈氏“清流”、“浊流”之分，也只是“言其大概”，他曾谓慈禧太后是痛恨清流的，而一般认为慈禧是守旧势力的典型代表。所以，“清流”和“浊流”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并非泾渭分明，被目为“浊流”的周馥家族亦有其文化追求，便是个显著的例子。

作为晚清封疆大吏的周馥，仅是个捐出来的秀才[3]，功名不算突出，并非正途出身。在传统中国社会，读书赶考几乎是芸芸学子安身立命乃至出人头地的唯一进路，凡稍有家赀者无不重视子弟学业，形成了崇尚科举的社会风气。周馥家族虽然“据说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周繇之后裔”[2] 4，而到周馥之时早已风光不再，家族经学传承也极为有限。其家中重视读书，蔚为风气，恐怕和当时社会大环境紧密相关。其自订《年谱》中曾提及儿时读书场景：“日落后，不许外出，祖父篝灯课读，凡四书中易解文义，四五岁时皆能通晓，六七岁时，凡乡塾中书皆读遍矣。”[4] 5648在经史子集而外，其祖父还教授他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余年五六岁时，闻祖父光禄公曰：古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尔谨记之。又常以浅俗诗歌教余，如‘身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等句，不下数十首，至今犹大半记忆。”[5] 215

从个人禀赋和学习环境方面而言，周馥完全可以在科举场上大展拳脚，考取进士，再步入仕途，最终却仅以秀才“收官”，实缘于外部环境的骤然恶化。他在1853年参加童试时，恰逢太平军战事，烽烟四起，待第一场考完后，省城安庆已被太平军占领，考试被迫中止。从此以后皖南一直处于战乱动荡之中，周氏一家为求活命到处躲避，周馥亦未遑参加科举考试[3]。周馥本人后来回忆称，早年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备尝艰辛，“人生所最患者，贫与死耳，我幼遭大乱，屡濒于死而不死，久处贫困而未饿死”[5] 104。失魂落魄的周馥一度靠贩卖茶叶、街头算命为生，后因缘际会进入李鸿章幕府负责记账，因写字好得到李鸿章的关注，而后逐步受到提携。周馥思维敏捷，办事干练，并非迂腐不化、埋首故纸堆之人，很快在实务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才能。《清史稿》有载：“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6] 12535另有说法称：

玉山老人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亦居马王坡。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认识伙房采买。其人识字不多，就近乞老人代记。李偶阅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延为幕宾，办理文牍。[7] 190

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也曾提及，周馥与人谈及生平，并不讳言年少时“垂帘卖卜”之往事。虽然他并不隐晦其早年卖卜，而内心似乎终不觉光彩，其自订年谱对此隐去不谈，只在25岁那年（1861年）记载：“十月，余至安庆。十一月，入李相国营。相国初不识余，因见余文字，招往办文案。”[2] 4当时社会与官场，仍注重科举功名。似周馥般功名不著者，很难跻身“清流”之列，除了襄助李鸿章等洋务官员投身实业外，其晋升空间十分有限。周氏在李鸿章左右数十年，随着李鸿章地位的蹿升，其职务也拾阶而上，并为李氏所倚重。《清史稿》载：

中法事起，鸿章命赴海口编民舶立团防。鸿章之督畿辅也，先后垂三十年，创立海军，自东三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6] 12535

1901年李鸿章去世，周馥暂署直隶总督，而后又为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效力。袁早年曾受周馥知遇之恩，如今已身居高位，地位显赫。周的辈分虽高于袁，但也不得不与袁氏做儿女亲家，将辈分拉平[8] 12。伴随李鸿章、袁世凯期间，周馥的政治才干多有发挥，治水、洋务等政绩颇为突出，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但是，当时官场风气注重出身，将学问与政声平等对待，而周馥功名不够，学问不精，成为制约其个人发展的瓶颈，亦因此饱受士流攻讦，如光绪十二三年间，曾被人“奏参革职”[9] 2199。民初文人对周馥亦评价不高，如沈爱苍就曾奚落道：“昔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金陵旧游处，瓦石响丁当。”[10] 1052周一良分析道：

当时民间对周馥也有些议论，这大约主要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个秀才，没有科举功名。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清缙绅全书》，山东巡抚周馥籍贯下注“附生”；两江总督人名下注“附贡”。附贡、附生皆指秀才。李鸿章攻破苏州后，曾举行一次乡试，周馥赴考而未售。直到他做了总督，民谣还说“昨日一科房，今日督部堂”。查周馥前后任巡抚的人（湘军军官及满族人除外），初任者14人中，多数是40岁以上、60岁以下，其中47岁的3人，只有岑春煊39岁、陈宝箴64岁，而周馥比陈还大两岁，66岁才升任巡抚。我想这与他不是正途出身定有关系。而66岁的人还要追究他是不是举人进士，可见科举功名在当时官场之重要。周馥自己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生日放歌》诗中说：“我生不意布衣滥忝至旌旄。”虽然他后来与袁世凯一起上疏请废科举制度，但他的五个儿子中，四个是举人，其中两个进士、一个翰林，还有一个经济特科，这恐怕与其自身遭际不无关系。[2] 129

囿于科举出身较低，周馥不但升迁较晚，而且备受指摘，因而痛感教育之重要，决心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他不仅延聘邵班卿、潘笏南、洪述之、刘丹庭等饱学之士加以辅导，还将子女送到名士李慈铭门下接受训育。这些努力收到了效果，如其子周学海、周学铭中进士，周学熙、周学煇中举人，周学渊举经济特科。

周馥早年有心向学，读书勤奋，自称一生笃信程朱理学，奈何家学渊源不深，与一些当世大儒比起来，无论学识和层次都不免相形见绌。作为“浊流”官员的代表，其一系列顺势而为的趋新举动，掩盖不住内心对文化和学术的不懈追索，或许这是“补偿心理”的呈现。因早年致力于科举考试，秉烛夜读、手不释卷已成习惯，对于诗文创作尤为热衷，后人整理其诗文和著作，形成《周悫慎公全集》共34卷。其子周学熙晚年如此评价：“先公笃守程朱学，孝友传家忠厚存。门祚兴衰原有自，愿儿诗礼教诸孙。”[11] 79可知，在周学熙眼中，其父深得程朱理学精髓，并崇尚实践，知行合一，专注于“诗”与“礼”，相关创作颇有分量。

暮年周馥息影山林，精心教育孙辈读书。宣统二年（1910），他主持编纂周氏家谱，订立《家规十八条》，其中对于子女学业有特别规定：“子孙七八岁需入塾读书，朝夕不离书房。”（周馥等纂修《安徽建德县纸阬山周氏宗谱》卷二，宣统三年世德堂木活字印本）此前，周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庐山、芜湖小住数月，对随侍的孙辈周叔弢的读书、做人与立世等谆谆教诲，并以问答的形式记下来，于宣统三年刊印《负暄闲语》一书。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读书、体道、崇儒、处世四类，下卷则分为待人、治家、保生、延师、婚娶、卜葬、祖训、鬼神八类。

该书的创作，意味着周馥对于子女中学教育的格外重视。在清末洋务、新政大潮中，周氏为推进西式教育而不断奔走，主持创办了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西式学堂，还曾上书吁请废除科举。在欧风美雨浸染之下，民心丕变，趋新趋西，中学受到冷落。晚年周馥发现膝下孙辈“年稚读书无多，复爱浏览西籍，恐将游骑无归”，因此著书立说以为训诫[5] 1。他告诫称：儒家“圣贤之语，皆指身心事物上说”，“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较佛、道两家为正。天既生我为人，自应尽其为人之道”[5] 74。周馥并未完全反对子孙辈读西学之书，只是担心他们中学根基不牢，难以秉持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形成以儒家为核心的知识系统与信仰基础。周馥不仅为子孙规定必读书目，而且延请塾师教授儒家经典。周叔弢谨遵其祖之教，不仅自己熟读儒家经典，而且在对其子周一良的教育上沿袭了这一家族传统。周一良的一张日课表写有如下书目：读生书《礼记》、《左传》；温熟书《孝经》、《诗经》、《论语》、《孟子》。

周馥还以自己的实际经历，教育子孙如何行孔子之道。他为周叔弢讲“处事”时提到他年轻时与淮军将领张树声的一段对话。当时张树声督兵攻打常州的太平军，曾对周馥称：“此职不可久居也。天地好生，而用兵之道在杀；人道宜和，而用兵之道在争。”周馥对云：“公欲灭此贼，不杀而争，将如之何？贼灭，则好生之德可保矣。”张树声又称：“我见有饥妇依兵乞食者，有难民附贼而偷生者，杀之殊不忍。”周馥则云：“此自有处法，不可不杀，不可尽杀，总以平贼而不失民心为主。孔子‘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宁有兵事隔阂而不能贯耶？”[5] 109可见，周馥在战事中仍能秉持仁义之念，既强调平叛的实际效果，又注重民心的细心维护，极力将孔子之道作为立身应世的主轴。周馥在去世前几个月还亲手选录《孔子家语》，并有题识分析此书的价值，以及对子孙认真阅读此书的期望。当时周馥已84岁高龄，但对子孙的读书与立德念念不忘，他深刻希望子孙希贤希圣，以儒立身。

在官场上提倡西学，推崇实业，在家族中注重中学，强调义理，对这一矛盾和纠结，我们可作如下分析：其一，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思考的成熟，人的思想意识一般会经历由激进向保守的转变，就周馥个人来说便是如此；其二，虽然科举废止，社会西化氛围浓重，但上流社会教育子弟依然以中学为重，惟有草根阶层、贫民子弟多以学习西式教育为谋生手段。张之洞主导的癸卯学制改革，在强调实学知识教育的同时，更为突出中学的“本体”地位，然而实际运转中，往昔中学崇隆地位不断式微，而应用型学科“喧宾夺主”占据主流，这种重“理”轻“文”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新政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周馥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和警惕，面对清末科举废除、西学兴起而儒学衰落的形势，周馥深感无奈。此时已非洋务运动时期朝廷在可控范围内借助西学富国强兵的改革局面，西学强力冲击儒学，甚至法律改革也一再冲破礼教的束缚，所谓“中学为体”的地位大为动摇。而持此观念的周馥，转而再度强调西学不过是富强国家的技术性工具，不能与具有道德性、价值性的儒学同日而语。他提出，“《大学》格致道也、大纲也，西学格致器也、条目也，道可赅器，器不可赅道，曾子当日落落数十语，焉能推及声、光、化、电诸艺？试问声、光、化、电岂能臻修齐治平之效？”[5] 75以道器而言，儒学才是道，西学不过是器，二者的价值有高下之别。他对儒学衰落甚为惋惜，并叹息称有人“诽谤圣贤，轻弃礼法，晦盲否塞，于斯为极，不知何日开明”[5] 76。

不过，周馥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因而谆谆告诫周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考求西学，原属因时制宜。圣贤处今日，断无不变法之理，亦断无不间取西法之理，要不可逐末忘本，蔑视圣教，获罪于天，不可逭也”[5] 76。在他的坚持下，孙辈们早年大多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古文诗词功底，进入新式学堂读书的寥寥无几。受周馥影响，直到民国中期，其孙周叔弢对西式教育仍然嗤之以鼻、长期观望，对于“五四”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文学作品持排斥态度，不让子女阅读[2] 140。应当说，周馥对儒学的重视固然有其文化情感与政治意义所在，但将西学限定于儒学之“器”、“条目”的角色，多少有些偏颇。

二、重视读经养德的教子方略及其成就

周馥有六子（学海、学铭、学涵、学熙、学渊、学煇）三女，着力以儒家的伦理思想教子，希望诸子读书习艺，以实业立身，而不入仕途。他在从幕僚到重臣的仕途上饱经沧桑，深知晚清官场之波诡云谲、腐败不堪，能在此中干净立身与养德绝非易事，而官宦子弟走入仕途，很难不被权力与利益改变道德操守。可能他也受《曾国藩家书》观念的影响，不愿子孙为官，却希望其读书明理。周家二代长子周学海虽进士出身，周馥却让其回扬州照顾家庭，不愿其远出为官。而周学海也确实淡泊名利，性喜读书，三十岁后立志医学，对脉理、药学皆有精辟研究，“服膺张璐、叶桂之说，论脉尤详”[2] 131，造诣不浅，刊有《周氏医学丛书》三集[8] 22。周学渊生性聪慧，虽早年举经济特科，但整日沉迷于版本、词曲、诗文，对于入仕、实业皆不感兴趣，甚至家事也不愿多问，他和周学海一样，是周馥子辈中转向求索学问的标志人物。最能体现周馥教子有方的是其四子周学熙。周家二代的中心和代表人物是长期从事实业并一度掌握民初财政大权的周学熙[2] 133。周学涵年十六而早逝，兄弟之中仅周学煇跟随周学熙做事。在清末民初的实业界中，有“南张北周”之称，“南张”是指张謇，“北周”即指周学熙。

周学煕的科举正途之路并不顺畅，1895年最后一次科考失败后，决定扬长避短转入实业，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1901年，又接受李鸿章的委派，前往山东协助袁世凯推行新政，由于袁、周两家关系较好，周甫至山东便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堂总办。1902年，其父周馥担任山东巡抚，周学煕循例回避，跟随袁世凯效力凡十几年，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一员。在袁氏主持之下，他积极筹划振兴工艺，使得直隶新政事业蒸蒸日上，堪称清末地方新政的一面旗帜；他还在各州县建立工艺局、所、厂等实业培训机构80多所[12]，民国以后，两次担任财政总长要职，整顿中央财政，收回开平矿务，推进北京市政建设，政绩尤著。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周学煕告别政坛，专心实业，在华新、启新等公司担任要职。

民国以后，周学煕步入中晚年，在经历宦海浮沉和尘世风雨后，心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尤其难以忍耐世风西化和“人心不古”，终于追随乃父脚步，将志趣转向读书修身、回归本真上。他致力于编订年谱（《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编写家训（《周止庵家语》），还努力振兴传统教育和慈善事业。从人生路径选择和发展轨迹来看，周学煕与其父相似之处颇多，同样科举考试屡次碰壁，未能获得正途出身，均选择投身实业为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在晚年都转向心性养成，注重文化追求，父子俩可谓一脉相承。

这种事业转型和文化转向，在周学煕晚年表现的最为明显。他早年推崇实用教育，为了培养和储备实业人才，创办各类工业学堂、艺徒学堂、图算学堂等共计12所，占新政期间直隶所有新式学堂的一半以上，但他对于族内子孙，则多以传统经史之学教之，尤其他60岁退出实业界，卸去一切职务后，分外热衷于传统文化，对于子孙传统教育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他认为“出手即妄想高位，无德无才以服人，其覆败必速，是自阻前程也”[13] 215。“今日为子弟计，固不能不入学堂，而惟其要入学堂，更必须于未入学堂之先，将汉文功课加紧，注重性理、文章两门，其先有根底。此种功课须为之选定书籍，拟定教授方法，务令简而要，不在乎泛而博”[14] 79。还在其《自撰墓志铭》中表露心迹：“六十岁后，一切卸去不问，惟继述悫慎公及吴太夫人志事，多为敬宗、收族、矜恤孤寒之举。”[11] 283

约在1924年，周学熙开始创办家族内部的读书会，取名“师古堂”，取古为法，以古为师，“庶仰副悫慎公之遗训，而不愧为中国之读书人”[14] 87。家族子弟每天除十小时睡眠、盥洗和四小时用餐外，其余十小时则必须读书。学习的书籍分为熟读书、熟看书、熟讲书、熟查书四类。其中，熟读书包括“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等；熟看书包括《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书》、《名臣言行录》、《负暄闲语》等；熟讲书包括《朱子纲目》、《历代史志》等；熟查书包括《四库提要》、《子史精华》等[15] 257。周学熙还亲手厘订课读之书，试图通过经史之学，振奋家风，影响社会。1930年，周学熙又在北平寓所成立了“师古堂刻书局”，选刻家塾教材，直到抗战前，所刻《周氏师古堂丛书》五十余种，包括经史子集各部，如《论语分类讲诵》、《周氏师古堂经传简本》、《古训粹编》等。1938年，师古堂开设“讲课”，礼聘当时的宿儒名家教授，如桐城马岵庭讲授孝经、性理、古文等经典，上虞俞巨沧训经义、评文字，开办近一年[8] 67~68。

当然，这些论调与做法，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民主、科学，反对独裁、迷信，抵制统治中国2000多年封建礼教的基本精神显然不符。在这一社会大潮之中，周学煕的所作所为很有“独善其身”的味道，其所撰带有家训性质的《周止庵家语》开篇指出：“世家子弟，如再实之木，其根已伤”。为应对这一危机，周学熙提出“欲培其根，须以‘读书敦品’四字为职志”，“能读书则一切外务不足以动其心，能敦品则一切匪人不得以侈其习”，并且“读书以明理为主”，“胸中常有书义，则治事时处处皆书之精华”。关于读书，周氏总结出“看”、“读”、“作”三种方法，又在“三法”基础上提出“三戒”：戒滥涉、戒多言、戒妄念，“非守此戒，则心不能静，决不能得书之味”[13] 187。总之，期望子孙“勿贪大利，勿广交游，勿逞富豪，专以闭户读书、课农为业”[14] 77。

晚年周学熙隐居北戴河趣园，优哉游哉，读书赋诗，与其父暮年生活类似。1947年临终前作《示儿最后语》二首：

先公笃信程朱学，孝儿传家忠厚存。

门祚兴衰原有自，愿儿诗礼教诸孙。

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累一生。

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传家声。

最末署上“止庵老人绝笔”，可知周学煕真心期望儿孙们不求功名、不入仕途，“闭门耕读”、淡泊恬静，注意“诗礼”的学习和情操的修炼[8] 65。他一生主要从事实业，深知其中甘苦与风险，即便收获名声与财富，在精神追求上总觉有所缺憾。相比之下，人生以读书治学为业，似可以远离商界与官场的利害关系。周学熙绝笔《示儿最后语》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并以诗文的形式将“闭门耕读”的理想传递给子孙后代们。

周家第三代，亦即周学熙子侄辈中，多有爱好文史者。如周学海长子周明达（今觉）早年研习数学，工于诗词，后来将主要精力转向集邮，被认为是“影响了中国集邮进程的重要人物，并开创了中国集邮研究的许多领域。他的藏品之丰、邮学论文之巨，皆首屈一指”[8] 78。三子周明扬（叔弢）投身实业之外，更以藏书丰富闻名于世，私人藏有上起宋代下迄民国的各类书籍37000余册，内有不少宋、金、元、明、清各代孤本、善本等稀见珍品，对于我国古籍收藏事业贡献巨大，此外还收罗战国以来古代印玺近千方，印谱一百多部。四子周明枏（季木）精通金石之学，长于鉴定，收有汉、魏、晋等朝石刻、拓片极多，为前世所未有。周学熙长子周明泰（志辅）通经史之学，喜好京剧，成为戏剧戏曲史料收藏家和研究专家，不仅汇集清末民初戏单数万张，还着手探索京剧发展的历史源流，这些整理和研究工作都是当时独一无二的。

周家三代大多受教于周馥创办的家塾，饱受传统诗书文化之熏陶；周学煕晚年创办“师古堂”乃“逆时而动”之举，对于周家第四代传承家族学风、坚持中学传统意义重大。对此，我们可从周叔弢之子周一良等人的早年经历中窥见一二。据其自称，八岁即开始入读天津家塾，先后十年，一直到1930年才转赴北平读书，这是因为其父对西式教育不够放心，之所以读家塾、习诗文，就是为了在走进新式学堂之前，打牢传统国学之根基。即便他的弟弟妹妹们进了中学，但日常在家依然要接受外聘古文老师的教导[2] 12~13。周一良的十年私塾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三年由三位来自扬州的职业塾师负责教课，遵照汉代旧制以《孝经》作为启蒙读物；随后，周家聘任清末浙江巡抚张曾敭之子张悫教授《礼记》、《左传》、《史记》、《韩非子》和“桐城派”古文。据周一良所说，四年间大有收获[2] 15~16；在张悫去世后，周家又聘来四位老先生教书，但周一良从中所获不多；其后又请唐兰教读《经义述闻》、《观堂集林》之类的书，这让周一良“在学问上特别是小学方面开了眼界”[2] 16。“师古堂”创办后，周一良曾参加学习，研习中学[2] 146。另外，周一良的弟弟周景良对于自身求学经历也有相似描述[16]。

就效果而言，周叔弢对子女的经史教育是十分成功的，他的七子三女都谨守家法，努力学业，多能学业有成，在行业内崭露头角，没有一个是纨绔子弟。可以说，周家直到第四代周一良、周绍良一辈才真正达成了周学煕“闭门耕读”的殷切期望，他们多能成为各领风骚的学者型人才。

三、研修佛学的人文风格与家族志业转向

周馥家族中还有一种深层的文化品格及其传统，即佛教信仰与佛学研究。周家与佛教的早期因缘，因相关史料记载有限，还不太清楚。周馥虽读过佛经，但并不崇佛，只是接受了佛学的某些观念。他以儒学为人道之根本，认为“佛家养性，空诸所有，非人道也”[5] 74，那些“俗子日日诵经、持素，心冀超升，皆是妄想”[5] 75。对于佛教的政治作用，周馥也不以为然。他以“天竺崇佛而不世其国”，“梁武帝以面代牺牲”于国事无补的事实为据，认为佛教不过是治国的“小道”，因此君子“不必拘此节末也”[5] 40。尽管周馥对佛学有一定的偏见，但接受了佛学的一些观念，何况宋代早已援佛入儒。他尤其认可佛学关于人命在呼吸之间的看法，论称：“盖人命本在呼吸之间，呼吸一停即死。天生人物，各有呼吸，随时皆可死。人能体贴到此，则人欲念消、天理念起，自有真正功行，不以贫富、贵贱、生死、毁誉撄其心矣”[5] 46。可以说，佛学的生命观在一定意义上辅助儒学，从更深的层次上破除了周馥在贫富、贵贱、生死、毁誉等人生根本问题上的困惑，使其对世界与生命的认识更为通透。

虽然周馥不崇佛，但其原配夫人吴氏则笃信佛教。她在生育周学煕后简衣素食长达40余年[3]，待人宽厚、行善积德，行为与思想说明其深受宗教洗礼。周馥自称“笃信程朱学”，但与清末著名佛学家杨仁山来往密切[2] 52，且周馥、周学熙父子一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很可能与其宗教信仰相关。据说，周学熙26岁时曾染恶疾，高烧不退，其长兄周学海精通医术，想方设法，精心治疗，使得周学熙得以活命。其母吴太夫人感激佛祖庇佑，嘱咐其日后如事业有成，不忘多做慈善，多行善事[3]。

周学熙后半生四十多年戒绝荤腥，唇不沾酒，虽资产富足，而自奉极俭，显然与佛家思想有关。尤其进入民国中期，周学熙辞掉实业界各项职务，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成立“师古堂”家庭读书会，试图通过经史教育，来整顿家风、挽救世风。周学熙很可能通过居士徐蔚如结识了印光大师。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寓所，周学熙给印光大师发来讣告。印光大师以念佛回向一七到二七来追荐，并特地嘱咐办理周馥丧事万不可用荤。不过，周学熙没有听取这一意见。在老家安葬父亲之后，周学熙回到天津。该地有人扶乩迎来周馥之灵临坛，斥责丧礼用荤，说将自己一辈子做官的功德消灭了都不够，还有罪业。闻听此事，周学熙悔恨不已，遂计划在天津建一座大寺院以弥补过错，后因战乱而未成。此后，周学熙许身佛门，以居士身勤加修行。

北洋时期，周氏家族在商业经营上屡遭劫难，损失大量财产。1927年，周学海的五子便瞒着叔父倒卖金银，终致破产，遭人起诉，周学煕为平息此难，耗费不少财产。同年，周学熙三子周明夔也背着父兄，偷偷在汉口经商，结果被骗，几乎招来破产诉讼，周学熙对此愤怒异常却无可奈何，其自身财产亦因此损失甚巨。经历此事，在早年经历实业创业、中年转入经史之学后，晚年周学煕看破尘世，每日诵读佛教经典，追求心灵与精神的解放和超脱。1947年，他似自知时日无多，又预作了挽联说：“平生万事低摧，尘海已消前业净；今日一心归去，太空不碍白云飞。”[17] 638此外，他自撰的墓志铭云：“忧患如山兮，其甘如饴。与世落落兮，惟天不欺。生无所恋兮，死亦何悲？今而后还太虚兮，浩浩乎与天地无穷期！”[17] 639可以说，在周学熙的后半生中，佛学（而非儒学）支撑起了他的心灵世界，伴他走过沧桑岁月。

在周学熙的影响下，其三子周叔迦与佛教结下更深的缘分。他早年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先后创办机器厂和私营商业，但因管理不当或受人欺骗，导致家产赔累一空，被其父责令效法“忍贫八十余岁而人品为千秋所崇仰的放翁者，隐居躬耕”，闭门思过。1926至1927年间，他偶然结识佛门密宗大德，从此皈依佛门，认真研读佛学，并皈依于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座下，法号“演济”，并将字改为“叔迦”。

周叔迦在佛学方面建树颇多。他于1929年在青岛开办了佛学研究社，后改组为青岛佛学会，为佛学爱好者提供了一片园地。1930年抵达北平，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讲解佛学。1936年任华北居士林理事长，在此设立佛教图书馆，开办佛画研究班，并设立佛学研究会，编辑佛教史志六种，部分已经完成，惜未付梓。1940年，在北平瑞应寺创立中国佛教学院并担任院长。翌年，成立中国佛学研究会，主编《微妙声》、《佛学月刊》和《中国佛教学院年刊》等6种佛教刊物，刊发大量佛学研究论文。40年代，又协助陈垣（援庵）整理敦煌石窟所藏经卷，确定多部经卷名称，撰写逸经跋文，贡献极多。

周叔迦也为佛教学术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关于佛教，教内外研究取径大相径庭。教内强调个人修炼，知行合一；教外更强调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周叔迦则能融会贯通，将宗教信仰、教义弘扬与学术研究三者结合，对我国佛学研究、宗教宣传等做出突出的贡献。近代学者，弘扬佛教者大有人在，而像周叔迦一样取得显著研究成果者则凤毛麟角。其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如佛教史、因明等佛教学术研究考证、佛经研究法、佛典注释、敦煌学、房山石经、佛教目录学、修行讲语、佛教常识等，其重要著作包括《中国佛教史》、《唯识研究》、《法华经安乐品义记》等。周叔迦在史学方面亦有成绩，如《隋书·经籍志》的考证、勘误，以及《订正两京新记》等。建国以后，周叔迦于1950年出任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副会长，与陈铭枢、赵朴初等筹设中国佛教协会并担任副秘书长。1956年，中国佛协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中国佛学院，周叔迦任副院长兼教务长，长年主持该院工作，亲自授课，全心致力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同年，被印度摩诃菩提会授予终身会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代表中国佛协参加锡兰举行的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主持完成《佛教百科全书》的编辑，参与北京房山石经调查与整理，担任全国石窟调查的组织领导工作，参加北京西山灵谷寺佛牙舍利塔修建工程等。

周叔迦不只是研究佛学，在修行上亦多有自己的体会。以化解人生的烦恼而言，他说：“修行不在文字，须要能化除烦恼。普通人立志向上多半用对治功夫来克伏烦恼，但是愈克伏而烦恼愈盛。须知想烦恼断除，非用化除功夫不可。克伏如同贼人于室，捉住关闭监牢，放出仍是作盗；如石压青草，石移草还生。有何用处？若能在烦恼起源处，将思想转变，自然能屏除一切贪染心、憎恶心、取舍心，不用时刻降伏烦恼，而烦恼自然消化，方是用功处。”[18] 579由此可见，周叔迦在寻求人生愉悦上，注重从根本上戒除贪嗔痴。在周叔迦的感染下，周学煇之子周明和也皈依佛门。周叔迦之子周绍良则继承其父从事佛教研究之志业，成为著名佛学家，还在敦煌学、红学、古代文学、收藏和文物鉴赏等多个领域有所建树。

周叔弢早年因夫人有病，民国七年（1918）时曾发愿印行佛经[8] 119。其毕生大部分精力用以藏书，最常用的斋名“自庄严堪”，取自《楞严经》“自得心开，香光庄严”句。而周叔弢之子、著名历史学者周一良的早期研究涉及佛教者同样较多。

相对于建德周氏以儒家立身的家风主流，以佛治心是一条重要的家风支流。吴太夫人潜心修佛的品格修行在客观上配合了周馥以儒家治身的立世风范。从吴太夫人到周学熙，再到周叔迦与周叔弢，三到周绍良与周一良，周馥家族历代有人信佛，且成为佛门护法居士。这种人文品格使得周馥家族在经历劫难之后仍能再度恢复活力，不失世家风范。20世纪20年代，随着周学熙的退隐，虽有周学辉在华北实业界继起，但周氏家族不复有南张北周的实业界龙头气势。周馥的孙辈成长于乱世，多以收藏见长，整体上不善于经营实业。在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更为广泛、深刻的北洋时代，如何实现家族第一代为官、第二代兴办实业之后的再度转型呢？以学术为志业，成为周氏家族因应世变的一条可行路径。周馥的曾孙辈中秉持其读书之教，在学术上多有所成，其中周一良为著名史学家，周震良为山东工学院电机系教授，周熙良为文学翻译家，周炜良为世界级的数学家。在“崇儒”的家训下，周馥六子中独有周学熙佛缘深厚，为其家族志业转向开下一条新路，即从生活与事业上研修佛学。这不仅可以化解生活遭遇带来的诸多烦恼，而且可以推进中国佛学的研究与践行，更可以增进对生命与世界的认识。这促发其子周叔迦成长为民国佛学研究的一代名家，其孙周绍良承袭家学，为新中国佛教发展贡献甚大。反追其源，实可见周馥对佛学的感悟，吴太夫人对佛教的信仰与修持。可以说，儒佛双修是周馥家族得以枝繁叶茂的深层文化底蕴与核心动力之一。

四、余论

近代周馥家族的发展历程，大致展现一幅从农耕读书到官宦实业，再到学术研究这样一种渐进式转换的文化图景。从中可见，家族人文品格确立与传承的不易。以家学而言，周馥家族实际并没有稳定的家学传递，但却有以儒治身与以佛治心相辅相成的家风。从周氏数代人各自所长与一生从事，可以看出，其家族真正传递的是追求文化和学问理想的人文品格。

周馥将读书、立德与兴业融为一体的治家方略与家风传承深刻影响了周氏家族后来的族运。在一书的序言中，周馥称：“余衰且病，相见之日渐少矣，可即以此作为遗训，随时参悟，以助学力。诸小孙及曾孙等有在襁褓者，他日长成，可以此训解之。此尔等成败、兴衰大关键也，幸毋忽忘，负我厚望。”[5] 2如其所言，周馥后代因为读《负暄闲语》一书而受益匪浅，如同亲受他的教导。周学渊于宣统年间首先在济南组织印行了此书的单行本。1921年周馥去世后周学熙等很快就编印了周馥的全集。其中也包括《负暄闲语》。周景良回忆称，“他们这样做使子孙得以读到他的教导，也是传承、推行祖上的教导，是对子孙后代推行教导的一部分。……周学熙同样做了大量教育子弟的工作，他通过师古堂印行书籍，包括先贤的著作、子弟的课业，以及其他大量供子弟学习的古籍选本，他组织子弟定期请老师讲课，耗费相当多的金钱和精力。周馥和周学熙两人在家乡至德县（今东至）为族人做了许多教育工作，包括建立书院和学堂。正是有了他们二人的推动，我们家族才兴旺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家族中开明的长辈带动全家的鲜明例子”[19]。周景良进而感慨道：“我的曾祖周馥和四叔祖父周学熙对教育子孙的贡献，他们的影响是对周氏全族的，其影响之大，开了一家一族的风气，出了几辈人才。”[18]无疑，周馥读圣贤之书，尽忠孝之德，立不朽之业，已然成为其后嗣的精神楷模和家族兴旺的百年基石。

周馥之所以如此教育子孙后代，更多在于他洞察了清末民初的复杂变局，并深感官场立身之难。他亲眼目睹晚清重臣李鸿章为国操劳的苦心孤诣与毁誉参半，也深刻理解曾国藩为家族长久发展而一再叮咛儿孙读书的家书与家训，更是感叹袁世凯称帝不成而身后家族蒙羞的前车之鉴。在从清廷转为民国的时代巨变中，权力与财富的得失充满了不确定性，实在难以保障一个家族的长久发展，何况中国传统社会向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周馥不愿意儿辈在宦海中苦苦挣扎，更愿意他们兴办实业，读书立身。对于周馥而言，其家族从官宦之家转为实业之家，再变为学术之家，又何尝不是因应变局的上策之选。无论世事如何沧桑，以读书立身，乃至立业，实为家族长久兴盛之计。

晚清督抚治家各有特色，其族运演进亦各不相同。如熊月之先生所言：“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兴旺的家族本不多见。同一时代，因环境、境遇的差异，不同的家族显现出不同的色彩。有的呈上山型，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如无锡荣氏家族；有的呈下山型，每况愈下，渐趋式微，如无锡张叔和家族；有的呈闪电型，稍纵即逝，旋起旋灭，如许多军阀家族。李鸿章家族则呈波浪型，时起时伏，蜿蜒前进。”[20] 1李鸿章的三个儿子仕途并不得意，其孙辈人才较少，这很可能与李鸿章的刻意安排有关，也与其在治家上没有特别强调读书立德有关。周馥家族大致呈上山型，其第一代为官，第二代以实业见长，第三代以收藏见长，第四代以学术见长。周馥子孙重视血缘情谊，荣辱与共，其族运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周馥为官积累下的“祖荫”。以周学熙而言，虽不入仕途，但却一直靠近官方，因为离开官方支持，其实业实难以成江北龙头。以近代周馥家族的经营模式而言，政、商、学实则三位一体，互相倚重，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侧重有所不同。另外，周馥家族与李鸿章家族一样注重政治联姻，这是其家族得以长盛不可或缺的权力依托。就近代中国而言，晚清以科举与军功出身的曾国藩、李鸿章、周馥、袁世凯等家族通过师生、僚属、联姻等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可以明显影响这一时期政治格局与走向的贵族集团与权力网络。凭借政治上的优势，进而形成其家族在经济与文化的优势。诚然，对于周馥而言，要借助这些优势实现家族兴盛，必以读书立德为根基。

清末以降，建德周氏家族人才辈出，根深叶茂，这一切无不得益于周馥将读书、立德与兴业融于一体的治家方略。无论从周学熙兴办实业成就卓然而言，还是从周叔迦研究佛学深有造诣来说，周馥开创并传习的治家方略不仅造就自己一族之福祉，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建设与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个人立身不易，家族兴盛更难。如何实现家族发展与社会演进的良性互动，是晚清督抚们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晚清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框架下，治家与治国息息相通，族运与国运密切相连，读书尚德无疑是家族得以昌盛的首要因素，即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辛亥鼎革之后，由“家天下”转为“公天下”，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家族在政治秩序上的角色与功能也被重新定位。在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是周馥等晚清督抚家族在民国时期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民国时期的周馥赞同其子周学熙步入仕途，在注重儒家经典学习的同时，也接受其孙辈学习西学。以尚德为基石，以顺时为指针，是周馥在治家兴族上留给后世的一个典型案例，至今仍值得深思。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