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清廓清的皇太极：明清更迭的最后较量，命世之主功不可没

皇太极与明朝崇祯帝登临大位的时间，仅相差一年（崇祯帝1628年即位）。两位从未谋面的最大对手，一位代表大明王朝的末代君主，一位代表大清朝第一位入关前的皇帝，二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施政上都是奋力一搏的英雄人物。但两人的结局差异巨大，皇太极走向成功，而崇祯帝身死国灭。巧合的是，两人离世的时间也就相差一年，这次是皇太极先走一步。

崇祯皇帝

他们两人的政治生涯时间大体相同，都是在位十七年。崇祯帝拼尽全力给即将滑落的大明王朝踩刹车，而皇太极也是继承努尔哈赤基业后想要再进一步，如同竭尽心力在拔河，二人隔空发力，最终将那个时代彻底撕裂。

天启二年（1622年），十三岁的朱由检被封为信王。五岁丧母，十岁丧父的他虽然性情孤僻，缺乏安全感，但却刻苦学习，不仅擅长书法、诗文，而且还擅长弹琴，内心脆弱的他从来没想过将来会继承皇位。由于生存环境所带来的恐惧、孤独，使其防范意识极强，甚至生病都拒绝服用宫中药物。这种性情让他急躁而又脆弱，在日后处理重大事务时，常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性格决定其命运。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十二岁丧母，自幼随其父兄出兵打仗，在前线得到了良好的历练，心智非常成熟。二十四岁时被封为四大贝勒之一，并深得努尔哈赤的喜爱。由于处事稳健，智勇双全，在当时就是“人皆称道之人”。

努尔哈赤策马像

从经历来看，朱由检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缺乏对外界的了解。相反皇太极的成长环境复杂开阔，在父兄的影响下，他迅速得到充实的成长历练，崇祯帝却形影孤单，真正的孤家寡人。可以说，在个人性格和历练方面，崇祯帝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临危受命，朱由检日夜操劳毫不休息；锐意改革，皇太极马不停蹄觊觎关内。

晚明的大厦将倾

十八岁时，朱由检在危机四伏中仓促继位，此刻大明已是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出于对大明王朝强烈的责任感，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挽回大明的悬崖颓势。继位不久他就下令“诸臣服饰袖长不得过一尺。宫中尽撤金银等器，俱用陶器。”并对全体臣僚下发谕旨不得擅自使用金银。但纵观他的施政应对，最恰当的评价就是一个“急”字，十七年间走马灯般换了十九任首辅，最长的温体仁干了四年，最短的仅一个月。

《明史》

《明史》对此颇有讽刺：十七年里，庸才遍地，“委政柄者，非庸即佞”。以当时最重要的阁臣为例，总共五十人，温体仁、周延儒（三年）为首辅最久，然“延儒实庸笃无材略，且性贪”；温体仁“专务刻核，迎合帝意”，且在其任内，“未闻其进一善言，未闻其行一善政”。

由于内外战事吃紧，崇祯帝还换了十四任兵部尚书，其中七人直接被他处死，最有名的当是袁崇焕。要命的是，负责明朝军事的总督、巡抚均是文官，大多不懂军事，鲜能带兵。尤其在毛文龙和袁崇焕死后，整个大明已经没有真正的大将。当时兵部主事指出“廷臣言兵者即以为知兵，大者推督抚，小者兵备”。

袁崇焕雕像

在王洽这样的文臣担任兵部尚书后，“不习边事，闻惊仓惶无以应”。崇祯帝是明朝继朱元璋后第二勤政的皇帝。他经常因为召见大臣“面决庶政”而忙得吃不上饭。有时到了深夜他还在处理国政，“凡下科疏，类殊批日时，以防塑遏，多有子、丑时者，盖批阅至丙夜不休也”。他与大臣商讨朝政，“终席无倦容”，一生从无节假日。

崇祯帝与皇太极都是勤奋之君，但两人在用人和军政谋略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崇祯帝急躁的性格和面对大明官僚机器整体素质下沉的情况下，他对文武官员越来越缺乏信任，“每阅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观，且语之曰：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无为所欺也”。他的臣下也说他“外廷臣无有一人心皇上之心者”。

乾清宫

崇祯帝认为，朝臣都不堪使用，不得已重走老路，大量启用宦官。对于使用宦官内臣，崇祯帝也说出了不得已的苦衷：“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差来不行，差他做什么？你们外臣果有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但后世《明史》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宦官内侍之流，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皇太极的知人善任

与崇祯帝相反，皇太极识人、用人的功夫简直炉火纯青。祖大寿，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沙场老将。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为了将其招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抓到祖大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以及其他亲属。祖大寿的这些亲戚都被带回盛京软禁，但待遇优厚。皇太极几次写信给祖大寿，还让祖大寿的儿子写劝降信。祖大寿毫不理睬。

祖大寿雕像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将祖大寿包围在大凌河城中，十天后，便开始了对祖大寿的劝降工作，先后四次写信招降祖大寿和其副将。大凌河城被围三个月后，城内的粮食、战马都已吃完，就杀人相食，大凌河城百姓也被明军充作军粮杀尽。皇太极再次致书祖大寿，又派降将姜新赴城中面谈。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弹尽粮绝、援军无望的祖大寿开城投降，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及众贝勒众大臣，一齐隆重迎接祖大寿一行。后双方登坛发誓祭天，盟誓祭天毕，皇太极携祖大寿手进入大帐，为祖大寿设宴庆贺。

为了表示对祖大寿的充分信任，让他做先锋带兵攻打锦州。在锦州城下，祖大寿甩开大队人马逃入城中，组织部队继续抗清。此时皇太极招降的战略高度和眼光再次表现出来，他亲自安慰与祖大寿一起投降的降将，并给祖大寿的儿子们赐予宅院，将祖大寿与他们区别开来。

沈阳故宫

时间过去十年后，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被围困了整整一年的锦州粮尽，城中杀人相食的惨状再度重演。祖大寿再次开城出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走下宝座，亲自将他扶起，好言抚慰：“你上次背叛我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我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我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侍奉我就可以了。”

十年之后，这一次，祖大寿被彻底征服。

历史证明，越来越多位置越来越重要的汉人归降是满洲人最终夺取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崇德六年（1641年）祖大寿在锦州被围困，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领兵十三万来援，驻扎在松山。皇太极亲率军队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大乱。清军趁势掩杀，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

洪承畴像

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也就是锦州祖大寿投降前一个月，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之后解送盛京。他也曾想以死殉国，在监狱里日夜痛骂，拒绝饮食。皇太极对此早有准备，耐心做思想说服工作，给他精美衣食待遇，时不时还要去监狱中亲自探望。当看到洪承畴衣服单薄时，脱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并且温和问道：“先生得无寒乎？”这句“暖心”的话让洪承畴直直地望着皇太极很久，感叹说：“真命世之主也！”遂叩头请降。

皇太极的军政天赋也令人叹服。早在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就确定了进攻关内的三个方向点：“一攻打燕京，此刺心之着也；二直抵关门，此断喉之着也；三先得宁锦门户，此剪重枝伐美树之着也。”

同时，他更出奇谋，把义州选作屯兵、进攻锦州的后方基地。认为此处土地肥沃，前后均可纵深，利于屯田开荒，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军往义州城驻扎屯田，仅仅几十天，就将荒无人烟的田野变成“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皆已开垦。”以此与明军坚守城池不出做长期较量。

崇德六年（1641年），明清双方在松锦地区进行大决战，明朝十几万大军被全线击溃，残余部队向宁远逃窜。皇太极借此役收服祖大寿和洪承畴后，掀起了大明王朝官员纷纷投降的羊群效应。松山—锦州大战结束后，崇德七年九月，满洲众臣向皇太极建议趁此机会，迅速全面发兵“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

皇太极像

这时候的皇太极表现出了极高的军事战略眼光，他说：“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他把大明比成粗壮大树，说：“无论有多大气力，有多着急，绝不能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而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砍到了一定程度，这棵大树自然自己就倒下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皇太极的战略完全正确。“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皇太极临终前几个月，在送出征的将士时，已经预见到国势日衰的明朝关内“流寇”的强大力量。并提前指出：“你们如遇‘流寇’，就说你们看到明朝已经大乱，激而成变，我们来征，也是如此。”

皇太极如此的战略远见，比后来激怒吴三桂投清的李自成高明太多。可惜的是，正当皇太极准备大举进发宁远、山海关时，却在“无疾端坐”中猝然离世，未能见到大明王朝这棵大树如何“扑倒”。晚清学者陈康祺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圣人智勇天锡，犹审几遵养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艺祖，瞠乎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