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戴案”，为什么是建国后公安部的一号大案

岩波 清風明月逍遥客

创建军统时，戴笠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无论多忙，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当“班主任”，就像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那样。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工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张国焘叛逃后，便给军统出谋划策，建议成立专门对付延安的特训班，向中共首脑机关派遣培训后的特务。此计正中戴笠下怀，当即委任张国焘为军统少将参谋，具体负责对中共各首脑机关的策反工作。张国焘接受指令后，感到程慕颐办的温州特训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建议迁址西北，招收陕甘宁当地人为学员。戴笠同意了张国焘择地办班的建议。

1939年9月，军统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陕西汉中郊外的十八里铺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汉训班”在汉中城管子街（今青年路）中段18号设有接待站，学员到汉中后由接待站负责初审，并护送到十八里铺。

“汉训班”专门培训渗透并潜伏在中共中央核心机关、部队、边区政府等诸多要害部门的特务，汉训班的主任照例由戴笠兼任，具体事宜则由原军统上海行动组长程慕颐负责，程慕颐的副手就是沈之岳。

“汉训班”在军统保密级别非常高，学员一律以代号相称，“班规十不准”规定：一不准见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吸烟；三不准告诉他人真实姓名和地址；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请假外出；六不准写信会客；七不准理发、剃须、洗澡；八不准上课说话；九不准不报告入厕；十不准院内单独行走。

学员完成训练就根据“打入要害，长期潜伏”的原则渗透进入根据地。至1941年，由“汉训班”毕业生组成的军统特别侦察组，已经渗透到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冀鲁、鲁苏、豫皖苏、鄂豫皖等多个根据地。不久，戴笠又将成效卓著的军统特别侦察组升级为军统特别侦察站。其中陕甘宁边区特别侦察站就下辖延安、府谷、环县、韩城等18个特侦组。

“汉训班”派出相当数量的特务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特别是中共首脑机关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其中绝大部分被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破获，当然也有例外，沈之岳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沈之岳19岁就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活动，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中共外围组织，是戴笠很器重的干员。

抗战爆发时，沈之岳就奉命打入延安，他化名沈辉，并由军统精心安排了一个假身份。1938年，他跟随访问延安的进步教授进入延安，然后主动留在延安。当时中共也很清楚国民党方面正千方百计想要派人渗透进来，所以对来自国统区又没有组织介绍的人员还是相当谨慎的，沈之岳先后经过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中共社会部部长康生两人的亲自审查，能够通过周兴和康生这两位中共安全保卫系统大佬的亲自审查，说明沈之岳绝非等闲之辈。而且他深得康生肯定，被认为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青年表率。

通过审查后，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抗大入党，还被评为抗大第二期优秀学员，毕业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随后，他跟随叶挺转到新四军工作，在皖南事变前夕回到国统区。他的这段成功渗透又全身而退的经历，成为他在军统最大的资本，此后在军统平步青云，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高层人物。

至1942年5月，仅被中共保卫部门查获的“汉训班”学员中，胡士渊、杨效卫、夏秉已打入中央军委二局；王治和打入陕甘宁联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打入边区保安处；马鸣、赵西湖、刘一平考入抗大；冯善述、朱浪舟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石进中、宫兆丰进入绥德专署；张秉均进入安塞兵工厂；政治教官朱增福1938年6月潜入延安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共的。

“汉训班”从1939年9月成立到1941年3月停办，总共招收学员9期，除第9期学员转入重庆白公馆特训班受训外，共毕业8期631人，因此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被中共查获。但由于戴笠1946年飞机失事丧生，这些由戴笠单线领导的潜伏人员就再也没被“唤醒”。直到建国后好几年，公安部的一号大案始终就是代号“戴案”——抓捕由戴笠一手组织的“汉训班”潜伏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