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和白银是怎么影响帝国命运的—帝国货币史

原创 读嘉出品 读嘉

文/苏则（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7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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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先进”和“原始”并存的帝国货币史

对古代东亚经济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从一方面看，东亚大陆帝国经济的某些方面显得非常之“先进”，领先外国几个身位，例如纸币的推广。《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中对此有非常简明的叙述：

宋代的纸币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在一国国民经济中使用的纸质货币币制。蒙古人在灭宋近20年后，也采用了宋人的纸币制度，1260年他们发行的“丝币”，以丝绢为本位；这种纸币甚至流通到了高丽（1296年）和波斯（1294年）。1334年，日本人也创立了自己的纸币体系，越南在1396年采用纸币。在西方国家，纸币是个相当晚近的事物，瑞典在1661年，美国在1690年，法国在1720年，俄国在1768年，英国在1797年，德国在1806年才开始使用纸币。

宋、元、明帝国政府都曾一度大力推广纸币的使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先进”的帝国纸币常常遭到“愚民”的抵制，连帝国政府自己也更愿意接受实物而不是纸币，这就表现为一种现象：古代东亚帝国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原始简陋”的实物税和物物交易模式。在最早力推纸币的宋代，除了铜钱、金银，绢帛、香料、茶叶种种实物，都曾是民间重要的交易和支付手段。

宋代文献中记有不少以实物充当交易手段的例子，如王诜曾致书苏轼称：“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苏轼文集》卷68《书黄泥坂词后》）

有学者指出：“（在宋代，）实物形态仍主宰着社会经济关系的许多方面，如地租、赋税等，并在支付、交换手段中也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宋代实物地租仍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恐怕已是史学界的共识。赋税也是一样，直至南宋，农民向官府交纳的主体仍是实物，并由此决定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实物形态仍占最大比重。”①

到了明朝，帝国曾一度大力推广纸币：“明朝初期政府仍然继续发行大量的纸币，把其中一些作为礼物赐给皇亲和贵族，或作为赏赐和俸禄发给政府官员，或作为礼品赠予外国使团和贸易使节。但是，由于纸币在整个明朝早期一直在贬值，也由于纸币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毫无货币价值，所以人们都尽快把手中的纸币用掉，这又导致了纸币进一步贬值。明朝初期政府阻止纸币贬值的努力，包括周期性地禁止在商业交换中使用铜币、贵金属，都未获成功。因此，虽然在明朝的多数时间中，政府发行的纸币在有限范围内仍继续流通，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纸币并未占重要地位。”②

普通平民更愿意使用的还是曾被明帝国多次禁止使用的银两和铜币（甚至是非法的铜币）。明英宗朱祁镇（1427年—1464年）即位（1435年）之初，曾经一度放开民间用银的禁令，结果臣民都开始使用银两交易，纸币根本没有人用。明英宗只能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下严令，罚拒绝接受纸钞者罚款一万贯，全家戍边③。只有在这种严厉的国家公权力的站台下，民间才愿意使用纸钞。

在税收方面，虽然明帝国藉由一条鞭法在原则上把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但这里的货币仍然指的是银两，而不是“先进”的纸币。因为明代纸币早已因为过度的通货膨胀而毫无信用可言了，白银比起纸币还是要稳定一些。但即使如此，在明末部分强行推行一条鞭法的北方地区，把实物税折换为白银的“先进”做法，也导致了众多的人伦惨剧。明末思想家顾炎武《钱粮论》中有一段令人叹息的记叙：

如今关中从陕西鄠县以西到岐山下，农民有很大的收成，谷物众多，但农民们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卖掉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到交税的时候，村民都出来卖儿卖女，称作“人市”。询问当地官吏相关情况，则说，一个县里卖身去军营的人一年就有近一千人，逃亡和自尽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粮食却没有银两（因此交不出货币税）。④

这种“先进”和“原始”并存的古代帝国货币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下面我们就根据相关史料对这一现象略作梳理。

一、宋代纸币的兴起和没落

宋代纸币刚刚问世的时候，还是得到民众的欢迎的。事实上，纸币本来就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产物。

北宋初年征服富庶的后蜀之后，一面让灭蜀将领沈义伦（909—987，因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也称沈伦）等人掠夺四川的铜钱上贡，一面大量铸造成本更低的铁钱替换四川民间的铜钱。除此之外，宋帝国还下令“禁铜钱入两川”，这当然导致了四川铜钱的严重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北宋官僚为了谋求私利，还上报朝廷说：“四川民众听说用铜钱的形式缴纳税款，欢欣鼓舞，非常高兴”，于是朝廷继续让蜀民交纳铜钱。铜钱在四川早就已经不够了，民众怎么可能希望用铜钱的形式缴税呢？这些官僚之所以睁着眼说瞎话，是因为这么做可以进一步哄抬铜钱的价格，方便他们剥削四川地方财富。他们自己从大宋官府拿到的官俸是铜钱，所以他们趁此机会，把铜钱以溢价百分之三十的高价卖给四川民众。即便如此也还不够，四川民众只好用盗墓、融化佛像的方式获取一点铜铸成钱交税。⑤

宋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宋）太祖、太宗因其蓄藏”，人们津津乐道的北宋经济，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些地方的剥削。

这么一来，原本就缺乏铜钱的西蜀的货币当然就更少了，非常不方便商业贸易。所以至晚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之前，西蜀民间已经有不少民众私下用“交子”——即早期的纸币进行交易了。牵头做这件事的，是西蜀本地的豪强富民。李攸《宋朝事实·财用》中对此情形有极为详尽的描述：

一开始，四川豪强富民十几家，共同作保发行交子。每年他们给政府提供夏、秋粮仓储存和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力。各豪民按时聚会，用同一种颜色的纸张印造交子。印文使用屋木人物的图案，上面有商户押字，并各自用隐秘的题号和图案纹路作为记认。交子上的数额不限多少，交子铺收到现钱就把交子给对方，不管远近都可以使用，其面额动辄达到百万贯之多，可以在街市进行交易。如果要用交子换成现钱，每贯（一千文）需要缴纳三十文的手续费用。每年丝蚕米麦将要丰收的时候，就印一两批交子，和铸造钱币一样便捷。交子铺用这些钱“收买蓄积”，投资各种土地、房产、田园、宝货。⑥

可见当时交子铺和交子流通的兴旺景象，后世艳称的北宋纸币的种种防伪制度和流通制造，并非帝国官吏发明，而来源于普通的商人富民。当然，这种情况不久就遭到了官府的注意，帝国官吏们要主动来 “为人民服务”了。四川地方官吏一开始借口交子行业存在欺诈、挤兑等金融业必然存在的问题，软硬兼施地关闭王昌懿等四川富民开办的交子铺，并且准备完全废除民间交子行业——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手段很快导致了民众生活的不便。大宋王朝的四川地方官只能一方面承认“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四川缺乏铜钱，不能没有交子，一方面则把交子行业完全纳入到官府的控制之中。⑦民间的智慧于是成为了官方的伟绩，这也是帝国历史上的“传统艺能”了。

大宋帝国“四大发明”之官办纸币

既然官吏宣称民营交子信用不够，滋生奸弊，那么帝国交子信用如何呢？按照《文献通考》和《宋史·食货志》的说法，大宋帝国一开始还是设立了不少维持交子信用的制度的。帝国规定以三年为一界发行交子，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每界准备三十六万缗的本钱（相当于现代的准备金），这么看起来，似乎也是井井有条的，不过很不幸的是，在发行一周之后，帝国就不再遵守这些制度了。

宋帝国发行第一界交子，是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过了一周之后，就发行了第二界交子，发行额度是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超出原定每界发行额的三倍，不但发行期限违背了，发行额度也违背了。⑧那么准备金的情况如何呢？李攸《宋朝事实·财用》录有一段皇祐三年（1051年）三司使（帝国财政最高长官）田况的奏章：

自天圣元年薛田规划兴办官营四川交子，至今已经有不少官员讲求利害，希望废止这一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沿用已久，难以改革。秦州（今甘肃天水）两次借取交子六十万贯，并没有现钱充作准备金，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最近这笔交子散在民间，难以兑换，这已经是破坏了原有的制度，为弊至深。当地转运司（宋代地方财赋机构）虽然用历年积存的钱还这笔钱，还了五到七年，至今没有还完，让那些官吏造交子，“凭虚无信”，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希望之后不要让秦州再向四川借交子了。⑨

这段奏章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宋代官办纸币——交子不仅仅局限于缺少铜钱的四川地区，已经向其他地方蔓延；第二，这些交子不但并没有遵守帝国原定的发行额度、发行时间发行，而且连准备金都不足，民间持有者难以使用这些纸币兑换为现钱。这还只是官办交子发行前二三十年的情况，后续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四年（1071年），宋帝国在潞州（今山西长治）、陕西推行交子，地方官都认为造成不便无法推行。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第二十二界的交子将要到期，但第二十三界交子已经有不少用出去了，朝廷只好下诏造第二十五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补完第二十三界的交子的数量，于是每界交子法定流通时期事实上都有两界交子行世，纸币的数量骤然增加一倍。于是交子数目过多而金属货币太少，交子价格大为下降。

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四月-1098年五月）及以后，每界交子都要增造，以供帝国在陕西边境购买粮食和募兵所用，少则数十万缗（一缗合一贯，即一千文铜钱），多则数百万缗，从此每界交子的定额也被取消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帝国用兵青海、甘肃，用新交子——钱引支持边境军事支出，比宋仁宗时代的交子发行额度增多二十倍，而交子的价值则自然更加低下了。到了交子换界的年份，就用新交子以一比四的比率换回旧交子——相当于民众手里的交子在一年里贬值了75%。大观二年（1108年）威州（今四川阿坝）知州张持的报告显示，当地票面价值一千的钱引，在市面上的价值不过十分之一。此后钱引价格越来越低，大宋帝国干脆直接换用了新的官方纸币印记，那么盖着旧印记的纸币呢？当然只是过时的文件，不予兑现啦！也有官员认为这个做法是非法的，但结果是被贬谪去了远方。⑩

到南宋，官员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但纸币的快速贬值也是类似的情况。下面是一张当代学人整理的南宋会子币值变化表，我们可以看到，在1168年到1268年这一百年时间里，会子相对铜钱贬值了75%之多，不及其票面价值的20%。

对宋代纸币的史实梳理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

第一，宋代纸币的发明源于帝国干预造成的不自然的货币短缺。有人说，纸币的发明乃是宋代商业繁荣的自然结果，这是非常可疑的。因为真实情况是，四川民众为了解决货币短缺的现实问题，作为应对手段，才创造了纸币；如果宋代官僚没有在征服后蜀后大量汲取四川民众的铜钱和财富，他们是不是还会多此一举地发明纸币，都是一个问题。

北宋交子的流通情况则显示，虽然官方强力推动交子在四川以外的地域通行，但在各地都受到阻碍，除了缺乏铜钱的四川地区，北宋纸币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获得类似的接受度。按照《宋史·食货下·会子盐上》的记录，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官方推行的纸币“钱引”唯独不见于福建、浙江、湖广，而这些地方不乏商业发达的地区，如果北宋纸币是因商业发达而兴，那么这些地方的商民也应该趋之若鹜。而在更早以前的宋神宗时代，当帝国在陕西推行交子的时候，到当地考察的京官张景宪返回朝廷报告，也指称交子“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陕西”，可见北宋纸币在四川自然发展起来，很可能是缺少铜钱的特殊环境下的产物。

宋代官办纸币基本是依靠帝国政府的强行推动才能推广的，南宋著名文人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说得很清楚：南宋纸币“会子”只能在京城临安和军队驻扎地附近的几个地方才能通行，到了村镇乡落和稍远的城市中就没有办法通用了。南宋会子的市场价格（见下表）从帝都向外递减，显示这种货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帝国权力。南宋军队驻扎地附近交子通行，当然也不是因为什么商业繁荣，而是因为南宋军队普遍用会子充当军饷。纸币在南宋军队也是依靠帝国强力推动的。比起动辄贬值的纸币，南宋军人一般更愿意接受实物充当军饷。南宋大臣真德秀（1178- 1235）曾经处理过一次军士哗变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军人就是因为往常用一半现钱和一半纸币支付的冬衣补贴改成了全额纸币支付，于是他们感到不满，“相率出城”，“劫掠郡民财物”，最后还是真德秀一方面为他们免罪，一方面按照旧例发放补贴才平息这件事。

第二，除了宋初四川的特殊条件下，宋代纸币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恐怕是负面大于正面的。宋初四川缺乏铜钱，铁钱价值低廉，携带不便，在此期间，纸币显然有利于社会，这才能自然形成和发展；但在官方接手纸币发行，并将之大力推广到全国各地之后，纸币的生命力似乎就下降了。交子的票面价格不变，但实际价格不断下跌，这就是民众不信任交子，不愿意使用交子的明证。在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年-1110年），票面价值一千文（一缗）的交子曾经贬值到十几文钱（《宋史·食货下·会子盐上》）。

这种不信任感从何而来呢？显然源于宋帝国政府在没有充足准备金的情况下过度印钱的倾向。如果宋代民众手中的纸币随时可能大量贬值甚至成为过时的废纸，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持有这种纸币呢？辛弃疾的《论行用会子疏》说得非常清楚：金属货币质量较重，携带不便，纸币原本可以便民，应该流通才对；但南宋纸币会子发行以来，民间纷纷表示纸币反而造成了不便，军队也不愿意接受纸币作为军饷，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朝廷一开始就把纸币当作一种廉价的货币来使用的缘故（“盖由朝廷用之自轻故耳”）。这就表现在宋代朝廷和官僚在收取民众税收的时候，不愿意接受纸币，而希望接受更多的金属货币；而在财政支出的时候，却发放更多的纸币，不愿意发出现钱——显然，宋代朝廷是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工具来使用，计划利用可以无限印制的纸币，汲取民间价值较为稳定的金属货币。

《宋史》：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宋代朝廷之所以有利用纸币频繁敛财的欲望和举动，一方面是因为宋代官僚体系极大扩张，“冗官、冗兵、冗费”使得宋帝国政府有巨大的财政压力。我们细勘前面梳理的北宋交子贬值的历史，可以看到纸币超发往往伴随着帝国对外用兵或者增加募兵的举动。随着三冗问题的严重化和财政支出的增加，宋帝国对纸币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发给官吏和军队的俸禄军饷，往往依赖于超发的纸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九，绍兴三十一年三月甲午条记载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南宋朝廷要给官员发饷，户部上奏：国库现钱不多，于是“所有月支、券食等钱”种种官员俸禄，40%要用纸币会子的形式发放。前面提到的南宋军队尝试改革现钱和纸币各一半的旧例，改用全额纸币支付军饷，造成军队哗变的事件，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例子。

大政府扩张—财政压力增大—超发纸币—大政府继续扩张—继续超发纸币—恶性通货膨胀，这是宋朝纸币这一民间智慧被官方接管后，逐渐变成民众排斥、贬值严重的劣币的基本线索。元代纸币重复了和宋代纸币类似的命运，按照《元史·食货志·一》和《经世大典·钞法》记载，元代早期纸币发行“印造支发，岁有经数”，发行数量有一定的限制，每年印发纸币数量确实稳定在十万左右（见下表），并且元政府都有相应的准备金，因此这段时间里币值稳定，商业繁荣，经济兴盛，但自元顺帝至元年间（1335年—1340年）后期开始，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帝国疯狂印钱，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分别印钞二百四万三千八十锭和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通货膨胀恶化，造成严重社会灾难。元末昆山文人顾瑛（1310年-1369年）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带号新军识未真，

拦街作队动生嗔。

官支烂钞难行使，

强买籴粮更打人。

——帝国用已经严重通货膨胀的纸币充当军饷，士兵用这些纸币强行购买民间的物品。

通街不使新交钞，

到处都添滥设官。

——民间不愿意使用新的纸币，商业萧条，而官吏的数目却越来越多。

这非常类似宋代纸币贬值的情况。“通街不使新交钞，到处都添滥设官”，更是点到了帝国末年政府扩张官吏增多和疯狂印钱通货膨胀互为因果的关系。

中统元年到至元十八年中统钞的发行数额表

二、明帝国的货币政策和白银短缺

说完了宋代和元代，我们再来看看明朝。大明帝国的货币史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近年来网络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明帝国亡于白银短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学者韩毓海解释说，这都是美洲白银供给萎缩造成的问题：

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正好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并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韩毓海把明朝灭亡归因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这对不对呢？我们不妨首先来探讨一下明代缺少白银的原因。

其实，早在明朝初年，美洲白银还没有影响国内货币的时候，帝国白银紧缺、白银价格偏高的情况已经存在了。有学者指出：“14世纪中期元王朝的货币制度崩溃时，中国的银价急速上升。例如在1346—1475年期间，金银比价从1∶10降到1∶4，中国银与金的比价比欧亚大陆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此时，银价急剧上升并不仅仅限于它与金的比价上。例如，全汉昇的研究指出：把明初与宋元的大部分时期相比，一个单位的白银可购买的大米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可换到的丝绸为三倍。”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合理做法，应该是鼓励开采金银，以平抑银价。但是伟大皇帝朱元璋毕竟拥有无限的智慧：白银的价格不是太高吗？我干脆废了民间的白银交易，让他们只能用我规定的货币交易，事情不就一劳永逸地了结了？于是朱元璋斥退甚至罢黜了要求开放民间开采银矿的臣民，并在洪武八年（1375）三月明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事见《明史·食货志》五）。《剑桥中国明代史》总结说：“因此在其（朱元璋）统治的30年（1368—1398年）年间，他只允许官方有限制地采矿。14世纪晚期，中国每年银产量可能从未超过10万两（约合3750公斤）。其中一些年份，银产量也许远低于此数。”

朱元璋：金银不听话，禁了它不就完了吗？朕真聪明。

朱元璋禁止民间采矿、禁止民间金银交易，显然是为了推行在宋代和元代都曾经造成社会危机的纸币。禁止民间金银交易，是他推行帝国纸币“大明宝钞”政策的一部分。但是，朱元璋虽然有禁止臣民使用金银的权力，却没有逼迫臣民使用“大明宝钞”的能力。《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

当时，两浙（浙西、浙东，唐肃宗时析江南东道为浙江东路和浙江西路，故称两浙）民众“重钱轻钞”，票面价值一千文的纸币，在市场上只能卖一百六十文。福建、两广、江西各处基本就是这种情况，物价大为上升，纸币难以通行。

要注意：两浙、福建、两广都是当时经济较为发达，商业贸易较为兴盛的地方。明代的官办纸币再次重复了宋代的情况，理论上更为“便捷”的纸币，却不能够被市场接受，这里的原因显然也是类似的：民众不能信任没有准备金、无法兑换成现钱的“大明宝钞”。

朱元璋勃然大怒，当然，伟大的皇帝是不会犯错的，如果纸币没能通行，那就是“比年以来，民心刁诈”的缘故，都是刁民的错，把朕伟大的蓝图搞砸了。那么怎么解决纸币贬值的问题呢？伟大皇帝的智慧是无限的——当然还是下禁令啦！朱元璋下令：

政府有关部门把铜钱都收上来交公，按照规定的比例兑换成纸币，不许再用铜钱进行交易等活动。限半个月以内，军民、商人的所有铜钱都送到官府上，敢有私自使用以及埋藏弃毁，都要以犯罪论处（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大明宝钞：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绝无近现代的存款准备金意识，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

明代前期的皇帝们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朱元璋的货币政策，如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朝廷颁布了更为严厉的金银禁令，并且直接点出了禁止金银交易的目的：

因为纸币不能通行，（朝廷）下令禁止金银交易，违反这一规定的以奸恶罪（死罪）论处。能够举报并捕获的，以被捕者所交易的金银充当赏金。交易双方中有一个自首的可以免罪，并且和举报者并捕获的赏赐相同。（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

然而，皇帝的威权还是只能禁止明面上的金银交易和铜钱铸造，无法长期维持大明宝钞的市场价值。到同化年间（1465年-1487年），票面价值一千文的新发行的大明宝钞，在市场上只能卖十文钱，旧钞只值一两文钱，甚至到了堆积在市场上，经过的人看都不看一眼的境地。市井平民的金银、铜钱交易仍然在地下存在，明帝国的货币政策只是使得白银的市场价格大为提高。

《剑桥中国明代史》总结说：“由于早期明朝政府劝说中国人使用其纸币的努力普遍遭到失败，因此限制采矿政策的最严重的后果是遏制了货币的增长，并使中国白银的价格保持在大大高于世界的水平上”。这才是明代白银价格高昂的真正原因。纸币无法使用，明帝国也只能慢慢放松了对民间用银的管控，但采矿权仍然把持在帝国手中，这使得明代银价长期处于高位（见下表），也远远高于宋元时代的平均价格（明代平均水平大约是宋元平均水平的63 %），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大致回复世界平均水平。

16-18世纪各国金银比价表

在“中国白银的价格保持在大大高于世界的水平上”的情况下，明穆宗隆庆帝在1567年开启了“隆庆开关”（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并且面对帝国纸币事实上不能通行的问题，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首次明确了白银货币的地位。此时明帝国内部畸形的高物价、低银价，自然会导致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得知：在马尼拉的中国商品的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得到它们几乎不用花钱”。1594年，秘鲁总督写给西班牙马德里政府当局的信中提到：

中国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贵，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将这种贸易扼杀到没有一件中国商品在这个国家消费的程度。既然一个男人能让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亚尔（合25个比索）就穿上中国丝绸，他就不会花200比索给她穿西班牙丝绸。

明帝国早期货币政策造成的高银价、低物价，形成了著名的白银经济，赚取了大量海外白银，但这种模式并不是自然的经济发展，在帝国很多地区造成了商业投机和通货膨胀的现象，帝国税收和外贸商人通过这个途径获取了大量白银，这一点可以从明代政府中后期的财政支出基本都用白银支付看出，但是民间社会留存的白银是非常有限的，一旦海禁重启或者美洲白银产量下跌导致外界输入的白银减少，而帝国仍然因为官僚体系的惯性继续以白银的形式汲取税收，平衡就会崩溃。这就形成了顾炎武《钱粮论》中所写的那种情况，普通民众没有白银用来交税，只好卖儿卖女。

顾炎武：海舶则既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虽尽鞭挞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得也很清楚：元代设立了冶炼白银的专门管理部门，设置淘金户，开设金银场，各路准许百姓冶炼金银，所以黄金白银由民间出产的数量还不少。现在明帝国封闭了银矿，偶尔开采，又让宦官监督管理，开采冶炼的金银也都流入皇宫，不在民间流通，所以白银的供给已经枯竭了。

明代二百多年来，天下的金银，就像水入沟渠一样，被编组搬运到北京。天下太平的时候，还能有商贾和官吏将流到中央政府的白银中十分之二三通过经商、消费、接受俸禄等渠道带回民间，可是自从明末战争爆发以来，北京的金银都用作了边境的军费，那些富有的商人、狡诈的官吏又自北向南，凭借其势力将天下的金银全部聚敛而去，这些金银还有去而复返的可能吗？

白银的供给已经枯竭，而赋税仍然要征银，市场交易也仍然要用银，大家都在惶恐地到处搜寻白银，哪里有那么多白银呢！所以如今田地的价格已经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难道是因为土壤贫瘠吗？“不是，是因为无法负担应交的赋税”；各类货物的价格也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了，难道是因为商品极其丰富吗？“不是，是因为市场交易没有足够的货币。”

民间积存白银少而官僚系统继续以白银形式征税，是明末社会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说，确实可以说明代亡于白银短缺，但这仍然可以通过开放民间采银和停止白银税的方式缓解或者解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主张用铜钱代替白银交税（“一切从钱为税”）；顾炎武主张各地因地制宜，白银不足之处，按实物税或者铜钱的形式交税；王夫之更为激进，主张全面废止白银。

明末银荒，固然有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白银内流减少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明末官僚体系采取了错误的税收政策、对外贸易赢取的白银没有能够充分惠及民间，并不能归结到“与世界接轨”、“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问题。如果没有“隆庆开关”和白银内流，明朝的商民们可能还在用长达30厘米、宽达20厘米，但市场价格只值几文钱的巨大的“大明宝钞”做生意呢。明末货币不足，与世界并不接轨的明初货币又何尝充足？如果一个饥饿的人因为吃饭方式不对而噎死了，不能把黑锅都甩到饭的头上。明末清初思想家们——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等——在论及明末帝国财政的时候，几乎都把矛头指向以白银纳税的税收政策，指向攫取民间财富的官僚胥吏，这揭示了明末经济崩溃的真正缘由。

王夫之：法之最颠倒者，农所可取者粟，而条鞭（一条鞭法）使输金钱（指银）……粟可博金钱，官不移丰以就欠，而责之易金钱以偿官，其不交困，得乎？

三、古代帝国控制货币的野心和失败

在梳理了宋、元、明三代帝国货币史之后，我们可以回过来解释古代东亚帝国财税货币领域中“先进”和“原始”并存的现象了。

宋、明两代的纸币史说明，东亚王朝最早推广纸币，未必是一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源于东亚帝国对民间社会的经济控制，是帝国的财政工具，因此帝国纸币往往是超额印发，无本印发，最终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社会灾难。刘方健对比中西纸币源起时认为：

从主观原因看，（东亚帝国的）纸币的产生也充分体现着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意志……而欧洲纸币产生时，各国的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在发行纸币之前，欧洲一些城市国家或王公，为了获得货款，往往支持一些经营汇票业务的银行，这些银行或者是作为一种公共企业而出现，或者是由私人经营的形式而出现……更重要的是，欧洲的这些信用机构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远比宋时富商的“交子铺”牢固得多。无论是当时的重商主义时代的封建统治者，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它们主要是通过扶植或支持工商业及信用业发展来获得其财政收入的。这种条件下的信用机构，自然会比较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它也较容易转变为资本主义近代银行。它不会象“交子务”那样一旦由封建政权控制，就马上转变为单纯的财政掠夺工具而基本丧失了它原来促进流通的作用。

正因为帝国纸币往往只在帝国剥削民众的角度上非常“先进”，因此长期不能得到帝国民众的支持。从宏观上看，长期垄断了铸币权、制币权的东亚帝国很难抵制利用币制改革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大量搜刮民间财富的诱惑，这自然会造成帝国民间社会对官方货币的天然不信任。纸币和铜钱是可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币制改革变成废铜废纸的，金银贵金属自古以来操纵在帝国手里，相对货物价格极高。东亚帝国民众如此执着于以物易物（用绢帛作为准货币的做法在历史上从未断绝）和实物税，这是一种帝国环境下畸形的智慧，这确实有效地弱化了帝国对自己的剥削，当然这也会极大阻碍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王莽是帝国试图控制经济和货币的典例，他统治期间，严禁民间铸币，多次通过币制改革汲取民间财富，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汉书·食货志》）。

隆庆开关造成的白银涌入和白银结算的海上贸易实际上短期内消除了这种状况，稳定的西班牙-美洲白银供应意味着他们突然有了可靠的货币可供使用。这就好像本国货币并不靠谱的某些现代国家的民众更愿意私下使用美元那样。进入明朝的白银是巨量的，结果是形成了所谓的白银经济（利用帝国控制金银生产、刻意压低民间商品价格而造成商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对外优势）。但民间获利有限，这种货币经济无疑会随着西班牙白银供应减少，帝国重回废钱废铜少金少银模式而破灭。但很清楚的是，这在根源上绝不是进口白银的问题，也不是外来白银减少的问题，而是帝国意图垄断货币的结果。

纸币、货币税并不完全是什么坏东西，至少，如果遵循经济规律处理得当，在一定时间段稳定纸币的价值是做得到的，元朝初期和南宋宋孝宗在位时期，纸币币制和物价是相对稳定的，原因就是没有滥发纸币。宋孝宗在位期间多次买入纸币以稳定币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民众私人采铜，以增加铜币数量，从而稳定纸币和铜钱的兑换率。但是，古代东亚帝国的绝大多数君主和官僚野心勃勃，自认为能垄断经济，不顾市场规律。南宋鼓吹纸币的官僚杨冠卿就认为：“物无轻重，物物者，能为轻重。物物者，执物之权者也。故轻重不随乎物，而物之轻重不得不随乎我”，这句话听起来很绕，其意思就是，经济货物的价格完全操纵在掌权者手中，只要掌权者大笔一挥，这个物品的价格就定下来了。朱元璋任意依靠行政手段禁止金银、铜钱，也是类似的道理，但现实是残酷的，经济原理和市场规律最后颠覆了他们的帝国，给他们的狂妄野心以重重一击。

注 释

① 包伟民. 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3):23-31.

② 牟复礼，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③ 《明史》卷八十一：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④ 顾炎武《钱粮论·上》：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

⑤ 《宋史》第一百三十三：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明年，转运副使张谔言：「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请市夷人铜，斤给铁钱千，可以大获铜铸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输银绢，候铜钱多，即渐令输。」又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然铜卒难得，而转运副使聂咏、转运判官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则全取铜钱。诏如所请。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益以为苦，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

⑥ 李攸《宋朝事实·财用》：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问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

⑦ 李攸《宋朝事实·财用》，文多不载。

⑧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十五章，宋元明之货币。

⑨ 李攸《宋朝事实·财用》，文多不载。

⑩ 均见《宋史》第一百三十四，文多不载。

季克佳. 宋代纸币信用变迁原因探析[D]. 南京财经大学，2014.

事见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卷17《按奏武冈军知军司马遵状》。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M]. 九州出版社，2009.

牟复礼，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 “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

《明宪宗实录》卷27，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

转引自牟复礼，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陈昆，汪祖杰. 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与套汇: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的考察[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06):87-9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文多不载。

刘方健. 东西方纸币产生条件的比较研究 [J]. 中国钱币, 1994, 04，24-26.

原标题：《纸币和白银是怎么影响帝国命运的—帝国货币史|读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