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送按语：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作者李时岳先生（1928～1996）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汕头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副校长及历史系主任）。
李时岳教授与宝成关教授在南海（照片中其余5人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在史学领域里，不论多么精彩的记述，如何宏伟的议论，如果脱离了真实，就只能成为虚妄的东西而失去其价值。
但是，要做到完全真实又是很不容易的。历史属于过去，即已经消逝，不复存在的事实。人们要了解那逝去的事实，无非凭借事实所遗存的残片和事实见证人的叙述，而这二者如不经过认真审查都可能存在着不足置信的地方。
事实的遗存有文字的、非文字的，前者如公文、契据等，后者如器物、遗址等。遗存是事实的物证，遗存的存在即证明事实的存在，有很高的实证意义。但是，遗存只是事实的残片，它无法提供事实的原委；通过遗存去逆推事实，往往需要附加种种解释，在解释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里都可能渗入解释者的主观判断；而且，遗存中还可能掺杂着伪造的赝品。
事实见证人的叙述也有文字的、非文字的，前者如奏报、回忆录等，后者如口头传说、画像等，它们是事实的人证，即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为了解事实及其原委所不可缺少的材料。但是，见证人的叙述只是事实在当事人或同时代人头脑中反映的表述。反映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表述可能恰当也可能不恰当。当时的报告存在着因“当局者迷”而失实的可能，事后的追忆存在着因记忆难周而错漏的可能。而且，既属主观的反映和表述，就难免有所取舍，有所隐讳或夸张，乃至有所歪曲和捏造。至于根据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的叙述而编撰的各种记载，更难免掺杂着编撰者的主观取舍、推断臆测，辗转相传，转手愈多则失实的可能性愈大。
因此，史实的考订是细致、烦琐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是史学的基础。
廖宗麟同志新作《抗法名将刘永福》的贡献，首先就在于蒐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认真的勘比考核，订正了以往奉为信史的《刘永福历史草》的讹误，展现了刘永福抗法斗争的真实业绩，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实。
《刘永福历史草》是刘永福晚年口述、由家庭教师黄海安笔记的生平事迹。因为属于本人的回忆录，向来为研究刘永福的学者所重视。香港罗香林《黑旗将军刘永福传略》，台湾李健儿《刘永福传》，刘汝锡《刘永福》，国内杨万秀、吴志辉《刘永福评传》，施宣圆、吴树杨《刘永福》等有关传记，均以《历史草》为蓝本。从史料学的角度考察，回忆录是历史事实在当事人头脑中反映的追述，虽有很高的价值，但也难免蔽于主观的好恶爱僧，加上事隔久远而淡忘、“事后已知”而粉饰、有心流传后世而夸功扬善，失真失实的可能性比当时的文书档案要大得多。刘永福的文化水平不高，黄海安的知识有限，更增添了《历史草》中存在讹误的可能。廖宗麟同志不囿于《历史草》，广泛查阅《中法越南交涉档》、《大南实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等等，从中辑出刘永福的文件书信及有关资料，辨讹正误，去伪存真，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廖宗麟同志是中年学者，治学刻苦、长于考证，写作上略人所详、详人所略，常有新意，但在理论功底、对史料的驾驭能力等方面，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相信廖宗麟同志一定能够不断奋进，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
（责任编辑 雷颐）
（作者李时岳，1928年生，广东社会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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