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新形势下对外开放应更具策略性

　　廖群博士为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近两年来，中美关系不断激化。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中开始打了14轮后到今年1月才暂时休战，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之后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中美两国在抗疫中的不同表现及后果使得美国急于甩锅，意图将美国疫情的灾难性发展及美国政府处理疫情的失误嫁祸于我国，又激化了本来有所缓和的中美冲突。香港的问题又在此冲突中火上加油，去年中以来香港社会动荡中的“港独”及暴力行为无疑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与鼓动，自然遭到我国的反对与谴责，并导致中央政府最近宣布将推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又引发美国发出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及其他惩罚措施的威胁。

　　如此不断激化的中美冲突，使得市场上关于中美脱钩 (China-US Decoupling) 及其后果的担忧泛起并日益加深。从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不时气势汹汹甚至撕破脸皮的态度来看，美国方面的确有不但要与中国脱钩，而且还要拉着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之势。若这一意图实现，对我国经济的打击无疑将显著加大。

　　至于中美会否完全脱钩，以及是否有很多国家跟随美国与我国脱钩，笔者的看法是不会。中美经贸关系已是如此紧密而又给双方带来了如此大的经济利益，完全脱钩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且意味着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出现颠覆性大动荡。对异常重视经济增长的特朗普政府或明年开始的任何一个美国新政府来说都难以承受这一巨大损失及全球颠覆性大动荡所带来的美国经济的持续性重挫。对跟随美国与我国脱钩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所以真正跟随的不会很多，而可能跟随的所谓“五眼联盟”中美国以外的4个其他国家如真要与我国脱钩，它们的损失必定大于我国。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会尽可能地与我国脱钩，以遏止我国的崛起。还可以肯定的是，总会有某些国家追随美国这样做。这虽不致于导致我国与美国及其他某些国家完全脱钩，但一定程度甚至很大程度上的脱钩是不可避免的。如此，意味着今后我国将面临着更多、更大与更深层次的外部挑战，进而一个更为复杂或更具挑战性的国际环境。

　　过去40年，特别是加入WTO后以来的近20年，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很好地应对与利用了国际环境，融入了世界经济，并得益于此使我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从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以前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将将来的成功；应对旧国际环境的做法不一定能应对新国际环境。面对新环境，需要有新对策；面对更为复杂的新环境，需要有更具策略性的新对策。因而今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应该针对新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作出重大的调整，应更具策略性。

　　首先，应更具主动性。以前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是欢迎我国这样一个相对年轻的成员，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不大需太多主动性也能够奏效。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起飞并高速增长，为世界经济既供应了高效的产品／服务又提供了一个庞大的需求市场，世界各国都从其中得益，但也是由于成长中的我国经济尚没有挑战到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因此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相对轻松而被动的，甚至一些时候是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要求或逼迫下展开的。但现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将我国视为威胁，不但不欢迎而且尽力排斥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千方百计地阻挡我国的对外开放，甚至对我国进行封锁。在这种形势下，自然就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一反以前的相对被动而更具主动性。更具主动性，就是要迎难而上，要极力寻觅，要见缝插针，要攻克堡垒，要穿插突围。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美国的阻挡和封锁而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稳住阵脚并打开新局面。

　　其次，应更具选择性。过去我国外汇及技术短缺，所以推进出口不遗余力，吸引外资来者不拒。现在国际环境与国内实力都不同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转为该开放的保持开放甚至加大开放，不该开放的保持不开放甚至减少开放。比如在外贸领域，进、出口的推进都应该更有选择性。进口方面，高档消费与工业商品的进口应该加大，这一方面旨在提高我国消费品与工业品市场的质量，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大国外产品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度，从而使我国在对外经济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导权。近2年来的中美贸易战告诉我们，在现今全球产能过剩的年代，进口方，而非出口方是掌握主导权的。出口方面，稀土的出口应该减少，作为对美国无理限制科技产品的响应，其道理不言自明。而信息产业及其它新兴产业产品的出口应该增加。全球经济正处于工业革命4.0的年代，各国之间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方面的争夺，尤其是在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争夺日益加剧，胜者将引领今后的世界经济。这就是为何华为5G受到美国如此打压的原因。因此应该大力促进以占领国际市场为目的，而非赚外汇为目的的信息产品及其它新兴产业产品的出口。同时，在对外开放的对象方面，对该开放的国家加大开放，对不该开放的国家减少开放。该不该开放，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当然还应有政治方面反击与分化对手的考虑。对那些企图与我国脱钩的国家减少开放，除了反击之义外，也是因为一定程度上的脱钩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保钩不要抱太大指望。对于不会与我国脱钩的国家，应该保持和扩大开放，特别是对于东亚 (包括东南亚及东北亚)、俄罗斯及中亚和大部分欧盟国家。

　　再次，应更具反击性。以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机遇多于挑战，需要对挑衅进行反击的机会不多。但今后来自美国及其他某些国家的挑衅多了，将不得不更多地对挑衅进行反击。比如美国违反世贸规定无故加征我国产品的关税，我们就应尽可能地加征美国产品关税，就像这两年来我国政府做的那样。如果对方是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对我国进行投诉，我国就应该坚定地应诉，并争取胜诉。如果对方无视国际法则任意处罚我国企业，我国应相应地处罚对方国的企业。可能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忍让些，多讲些策略。对此笔者不予认同。从这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忍让是换取不了美国休战的；美国的霸道本性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只有在反击后才可能休战。忍让是一种策略，反击也是一种策略；在当前反击是更为有效与可取的策略。

　　第四，应更具灵活性。要会抓时机，对于外部挑战有些及时响应，有些积蓄反击能力后回应，有些出其不意地回应，有些则不予回应，做到进退有据。要综合性地利用多种手段，当对方使用国际法律手段时，我们当然也利用国际法律手段，但当对方使用非国际法律手段时，我们也应同等待之，除关税、反倾销、反垄断等常规手段外，从国家安全或市场保护等角度出发的非常规手段都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而选择性地加以利用。要善于变化，在多变的国际格局中采用多变的应对策略。多变当然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在当今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过于理想主义必定失败，理想也实现不了。多变，即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与不断地评估形势、反思策略，进而调整策略。比如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顾承诺地多变，对此我们的对美政策也应该不拘于承诺而多变，这不是说随着它的指挥棒转，而是也主动地举起指挥棒，以使音乐按我们的节奏转，即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第五，应更具聚焦性。要尽快集中力量在现阶段对我国经济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开放领域取得突破。金融方面，应重点争取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开放方面的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已推行多年，应该说成效不如预期。尽管难度很大，但如果取得突破对于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所以应尽最大努力并采用一切手段加快推进。金融业的开放，以前害怕外资入股我国金融机构会对国内金融业造成巨大冲击，但这些年下来表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反而会形成外国资金在我国的质押，就像进口一样有利于我国牵制他国，当然也有利我国金融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在自贸区发展方面，也应确定突破口。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尽管很多地方相继推出了自贸区，各自贸区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成效也差于先前预期。为尽快取得突破，应该重点抓住最有希望者进行根本性的开放试验，而最有希望者，短期仍是上海，中长期则在海南。最近中央推出《海南自贸港方案》，是又一世纪大手笔，但需有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推进。

　　要做到对外开放更具策略性，关键在于培养即懂国情又懂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并能熟练地对外交流的人才。在决策层面，需要具高度战略性思维又有深厚国际知识的领袖性人才来设计与推动；在执行层面，则需大量的具国际 / 国内知识又具国际 / 国内操作经验的实干型人才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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