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万超生罚款引起轩然大波，“社会抚养费”这块奶酪到底能不能动

征收32万社会抚养费被强制执行，这对生活在广州市番禺区的刘平（化名）、王芳（化名）夫妇来说绝对是一个晴天霹雳，本来家中固有的困境已让这个7口之家入不敷出，随着银行账户在5月7日被冻结，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被进一步推向绝境。“社会抚养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退出历史舞台？近日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社会抚养费”，说白了就是“超生罚款”，虽然几更其名，但始终脱离不了剥夺公民个人财产的根本性质。如果说，刚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图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那么如今，全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的数据被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不得不让我们对“计划生育”问题做出重新审视。即使全面两孩政策从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人们的疑问就来了：“社会抚养费”还有它存在的必要吗？

事实上，早在2016年“二孩政策”出台的时候，国家卫计委就明确指出：对当时超生二胎尚未处理的，各省市可结合实际妥善处理。这意味着国家已对各地生育政策给予了一定灵活操作的空间。从那时起，我国部分地区已对“三胎”采取了默许态度，社会抚养费也就“名存实亡”了。但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更加明确地全国性文件下发，这也让各地对“社会抚养费”的执行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次广州市番禺区强制执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已经远远超过经济性限制措施，带有明显的行政处罚性质，收缴金额数目之大令人咋舌。远超于年收入的罚金，已将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逼向了绝境。2014年浙江律师吴有水状告广东省卫计委拒绝公开社会抚养费一案，在当时曾掀起过轩然大波，可几年过去了，直到现在“社会抚养费”到底被用到了哪里，仍然没有更明确的法律条文进行明确地说明。

如此“昂贵”的“社会抚养费”到底去向何处，这种换了名称的“超生罚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退出历史舞台，由于“王芳事件”的不断发酵，已经引起了全民的普遍关注。如何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法律法规，也一定是相关部门接下来迫切要面对和解决的事情。

首先，要解决信息不透明化的问题。正是“社会抚养费”的去向不明，才让此次事件发酵的如此之快，作为痼疾，已到了非根除不可的地步。只有将社会抚养费的征缴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中，使社会抚养费征缴的每一个环节都更加公开透明，才能真正建立起群众和计生部门彼此信任的桥梁。

其次，要解决地域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在“二孩政策”实施至今，在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而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方式和金额都不尽相同。而从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看，“二孩政策”并未能真正扭转我国人口不合理的局面，这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统一有很大的关系。制定出健全、合理的统一收缴标准已经迫在眉睫。

最后，各地区在征缴时可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手段。王芳一家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她的丈夫一人承担，除却三个孩子要抚养，家中老人要治病不提，32万的“超生罚款”也已远远超出这个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强制的征缴行为不但会让这个小家陷入困顿，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征缴时，各地域可采用灵活、可行的执行方式，在时间和金额上都应依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今，新出生人口和全社会人口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已显而易见，“社会抚养费”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但在它“寿终正寝”之前，它本身所暴露出的一些痼疾，还需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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