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吹入中国的“节育”风：一位女性发声，一众男性讨论

1922年4月的一天下午，一位身形娇小的美国妇人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听讲的人很多，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爬着的，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儿几乎都给他们挤坏了”。当日，北大教授吴虞在日记中写：“四时过大学三院，听美国女士山格夫人讲演生育裁制方法可行者，海绵三寸，橡皮帽，猪油已熬化者。”
这应该是中国本土发生的第一场有关生育节制的公开演讲，讲演者正是美国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Sanger，Margaret，1883-1966）。国人称之为“桑格夫人”，又译作“山额夫人”、“山格夫人”、“珊格尔夫人”等。

桑格夫人赠《妇女杂志》之照片
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给美国带来了社会结构和观念的转变。女性接受学校教育、进入社会生产体系，甚至投身社会改革的人数大幅上升，这些改变促使她们重新省视自身的社会角色，并要求更多的、与其变化中的社会角色相符的权利。恩格斯曾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数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一众家务劳动中，生育无疑是占据女性大幅时间精力的关键项。在经历了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主要目标的初期女权运动后，1910年代起，一部分美国女权运动者开始追求更为自由的道德观，她们认为妇女解放重在女性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家中兄弟姐妹众多、护理专业出身的桑格夫人自1912年起就确信妇女解放的必要原素不在参政而在能够支配自身。同年，她因震惊于纽约贫民区婴儿的高出生率和产妇的高死亡率，有感于多子女者的痛苦，遂投身于节育事业。她1913年赴欧洲研习避孕知识，在欧洲学习期间创造了“节育”（Birth Control）一词。1914年回到美国，创办提倡男女平等的激进杂志《叛逆妇人》（The Woman Rebel），散发《计划生育》（Family Limitation）的小册子，宣传避孕。1915年在纽约组织全国节育联盟（National Birth Control League），并设分会于各要市。1916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开办全美第一家节育诊所，开业不到10天即因被控“有伤风化”遭逮捕，监禁30天。1921年她创立美国节育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以《节育评论》（Birth Control Review）为机关刊物。1927年协助筹划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节育会议。她曾多次周游世界，宣传生育节制的思想和方法，著述亦颇丰。1922年的中国之行即她早期跨国宣传中的一站。
桑格夫人的中国之行包含北京、上海两地。北京大学之外，她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职工教育馆也做了一场演讲，两场演讲的内容大同小异，传达出的主要观点有：
一、将生育节制问题归结为“新社会哲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即人口问题。
二、介绍盛行于西方各国上层社会的“小家庭”制，提倡通过节制生育，用集中的物力教养少量的子女，以此解决贫困、疾病及儿童教育等社会和家庭问题。
三、主张“人种改良”，即优生。
此外，她还介绍了几种生育节制的实行方法。
虽然桑格夫人造访中国不过大半个月，但她的一篇讲演——《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一篇著述——《生育制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她逗留期间就开始转载于不少报刊杂志，几成经典。《学灯》（《时事新报》副刊）、《妇女评论》（《民国日报》副刊）、《妇女杂志》、《家庭研究》等刊物也很快推出了有关节育问题的专号，就节育问题的历史、原理、方法，及其与社会、道德、宗教、优生、医学、恋爱、妇女解放等问题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时间，相关论文和著作呈井喷式涌现。此后几年中，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法》、《节育主义》、《女子应有的知识》等书亦被译成中文出版。

《妇女杂志》第8卷第6期（1922年）“产儿制限号”书影

《家庭研究》第2卷第2期（1922年）“产儿制限问题号”书影
对于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论，一批有识之士首先表示了认同。在桑格夫人访华期间，陈望道曾多次在《妇女评论》上发文，介绍桑格夫人。他将桑格夫人称为“母性自决先驱者”，推崇她女性自由支配自身的理念，在他看来，“母性自决的曙光所到，必有‘产儿节制’的问题发生。而绝叫产儿节制的人们，必便是祝福母性自决的人们”。推到更深的层面——“承认母性自决和恋爱自由，为女子解放的两大基础”。桑格夫人在华期间，陈望道还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发表了题为《桑格夫人及节制生育》 的演说，为其在上海的演讲铺垫，足见推介之力。
不过像陈望道这样以妇女解放为本替桑格夫人站台的学者在当时只是极少数，更多人则基于桑格夫人著述之观点，从人口和优生的角度出发，表达见解。事实上，“生育节制”（简称节育，或称产儿制限、生育制裁）一词的流行虽始于桑格夫人的北大演讲，但在此之前，它就已经被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所提及，与之形影相随密不可分的，便是“人口”二字。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广泛接受、引进和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将立足于解决人口和生活资料矛盾的马尔萨斯主义与在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基础上衍生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概念引入中国。1918年，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书中依据马尔萨斯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人口问题是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根本，以此提出节育和优生的生育革命。1920年，邵飘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避妊问题之研究》，分析了避妊问题发生之原因、与人口问题的关系，称“新马尔萨斯主义之要点，谓实行避妊之法，则儿女不至无限产生”，在介绍欧美各国有关避妊问题的现状时，则以“散革挨夫人”（即桑格夫人）为美国的代表人物，并结合“我国下层社会悲惨之现象”，得出了“积极救济之方，固应注全力于教育；消极整理之法，则避妊问题，实大有可以研究之价值”的结论；1920年3月，《新青年》第7卷第4号推出“人口问题号”，发表相关文章9篇，是中国第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公开讨论，其中，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提出了7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法，最后一项便是“限制人口”。同年，自法国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一上岸就找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递上他在归途中写成的报告，建议中国限制人口发展，实行避孕节育，提高人口素质，并首先从广东实行。
当然，上述讨论和建议在当时犹如星星之火，远未成燎原之势，真正将生育节制的风潮带到中国来的还属桑格夫人，她的生育节制观在当时引起了支持、反对和中间者的热烈讨论。
“留学法国许久，濡染于节育的风气甚深”，“素主张减少人口”的张竞生，归国后不久便入职北大，并曾在桑格夫人北大演讲时候和胡适一起担任陪同，他“极力介绍她的主张”，“是最赞成‘节育’之一人”。
陈望道、张竞生这样坚定的支持者之外，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显示出一种审慎的接受。比如《产儿限制论》（商务印书馆，1922）的译者李达表示：“我是赞成产儿制限的，我承认产儿制限是社会问题的临时补救方法，然而我不承认这是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手段。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所以不赞成产儿制限，是因为不肯用这种消极的姑息的手段，忘却根本的改革社会的目的。”就桑格夫人的一贯的言论来看，她所表达的一些理念的确让她更接近于一个“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因此无法被反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接受。

桑格夫人北京大学演讲期间与胡适（左一）、张竞生合影
作为优生学家的潘光旦对于节育的态度更为中立冷静，他在《生育限制与优生学》一文中对生育限制论者的偏颇之处有过详细而中肯的论述，他的意见是“优生学者并不反对生育限制本身”，但在他看来，“生育限制发轫之初是很少理性的根据的”，援举的例子就是1925年3月下旬在纽约召开的万国生育限制会议时，桑格夫人（时任会议议长）登坛发言，她自己也承认：“我们发起运动的时候，果然一大半为感情所移，不能自制；学者先生们都教我们等候，俟理论的根据充实后，再开始运动不迟；然而我们目睹因生育过度而发生之种种母性的惨痛，我们又怎能忍心不救呢？”而他最不能认同的则是将节育与优生混为一谈：“生育限制论者若美之鲁滨孙、山格夫人、英之崛莱斯德（V.Drysdale）、士徒魄司夫人（Mrs.Stopes）等莫不以生育限制与优生学二事相提并论，甚者竟有并二事为一谈者。”在潘光旦看来，人口问题构成复杂，涉及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并不是仅仅通过简单的节制生育就能言明解决。
而在思想相对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桑格夫人的理论遭遇的误解和质疑也不少，如邵力子所言：“生育节制这个学说到了中国，固然受着有识人士的欢迎，却也引起了一部分的恐慌。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见有怀疑的论调；在北京报纸上，我更见有诬蔑的言词；至于社会里的反对，那更随处可以听到。”
反对的声浪，首先来自一干道学家。“反对产儿制限者最有力的理由，就是以为如果行了产儿制限，于贞操定有危险”，类似见解中“最聪明的一种反对法”以为：“试放眼观看四周环境，伊们现今须得冒险‘打胎’，尚且要结不正的男女关系，如更有了节制生育之科学的方法，得在无痕迹无危难中过去，那将更无忌避，风化凌夷而人道的光明也几乎熄灭了。”虽然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可笑理由根本“不值一驳”，但陈望道仍用一种近乎调侃的语气写道：“如照他们底话，单许以生育而有男女关系，那么，下等动物是如此的，下等动物便该是最道德的了。”瑟庐更是清楚地表示：“防止男女间性的道德的放纵，决不是法律名誉等消极的外来制裁所能奏效；必须积极的从根本上入手，如实施青年男女的性教育，提倡恋爱的神圣，尊重女子的人格……产儿限制与贞操问题，可说一点没有关系。”
另一种非议则来自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捍卫者。中国人历来以多子为福，由家及国，进而视多子为民族兴盛之根本。教育家胡晋接在一次讲演中就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他认为桑格夫人的节育法，“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这类完全无视节育要义的论调，被邵力子直斥为“毫无是处”。
自此，由节制生育引发的以人口问题为主的各种讨论，陆陆续续，不曾间断。可以说，桑格夫人带来的生育节制观撼动了中国传统生育观，以节制生育为核心的生育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为一部分有识之士所认可。但与桑格夫人在其本土推动的节育运动具有和美国女权运动的时间、规模高度切合这一特质不同，她对生育节制的宣教似乎并未让当时的中国女性亲手收获可用于争取妇女解放的理论武器，以至陈东原在他二十年代中后期写就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都忍不住呼吁，鉴于节制生育的益处，“对于女子终身的幸福是尤其重大的，所以制育的事，女子实在应当居主动的地位。最好是妇女们自己研究、自己主张、自己实行、自己互相传告……更进一步说，在今日的中国，至少，须要有一位像山额夫人这样的女子，苦口婆心，以殉道的精神，为同胞妇女谋幸福的！”
由一名女性带来的生育节制观在中国所搅动的思潮竟完全由男性主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遗憾的造成自有其客观因素——在桑格夫人访华的1922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商学院、中国大学、厦门大学等几所院校共招收女生112人，仅占男女大学生总数的1.82%，对比在1900年就有高等学校女学生28.3万人、女生占全部学生比例高达47.3%的美国，彼时中国女性近乎失声的状态也就让人不觉得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