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盐之利”到“农林牧渔商”，古代海岛开发体系是怎样建立的

《鲁滨孙漂流记》想必大家都读过，讲的是主人公鲁滨孙在一次出海航行中，因遭遇海难流落到一个海岛，通过一系列海岛求生手段生存下来并最终得救回国的故事。

书中的主人公，不甘于自暴自弃，他在海岛上所采取的搭建房屋、寻找淡水、种植作物、打渔捕猎等种种举措，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海岛的建设开发。

以上是十八世纪西方小说中的海岛开发。反观古老浩瀚的东方大陆，海岸线漫长、海域广袤、岛屿星罗棋布。那么，在我国古代，海岛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何种地位？古人又是怎样选择开发建设海岛的呢？假如穿越回古代，给你一座海岛，你会是一个合格的“岛主”吗？

古代对海洋的认识

海洋是海岛的物质载体，是认识海岛的必要前提。因此，在讨论海岛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古人对海洋的认识。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惟海神。--《大荒东经》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南经》

先秦时期，限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对于波涛汹涌的海洋，人们内心充斥的往往是对未知的恐惧。由于对其知之甚少，古代先民往往将海洋作为原始崇拜和想象的对象，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就记载海中有海神，并且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其形貌。

到了秦汉时期，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海洋的认知开始从神话传说回归到现实中来。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深了商贸的繁荣，也促进了人们对海外世界的了解。

唐宋元时期，得益于领先世界的船舶工业和指南针在远洋航海中的推广应用，古人的目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近海，而是更加深邃广袤的远洋。此时的海外贸易也是异常繁荣，沿海城市逐步发展为国际性大都市，各国商人纷至沓来，互通有无，彼此交流融合，使人们对海外的岛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明清时期，朝廷虽然施行“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但执行的并不彻底，并且也仅仅是限制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官方的贸易交流并未限制。

明朝永乐年间，还发生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其船队历经西太平洋、印度洋，详细记录了沿途的岛礁分布、风土人情、海洋水文等信息，为后续的海岛全面开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承袭唐宋元三朝对海洋认识的基础之上，明清时期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的海洋贸易逐渐达到顶峰，对海岛的开发也开始迈入正规化与系统化。

海岛开发的历史革沿

我国古代开发海岛的历史悠久，其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贝类采拾。新石器时代时代早期，限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为了果腹，沿海地区的原始人便采集滩涂及陆连岛屿上的贝类为食。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的贝丘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食用后抛弃的贝类化石及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这是关于海岛有人类涉足开发的最早证明。

夏商周时期，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青铜制品的使用和渔船制造工艺的进步，近海鱼类捕捞开始取代贝类采食，成为沿海先民谋生的主要手段。周武王在位时，还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舟楫事务的官职——苍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近海航行能力和渔猎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商周时期，一些近岸岛屿还被作为属地分封给诸侯开发管理，岛屿上采集而来的海产品也成为诸侯朝觐的贡品。

春秋战国时期，捕鱼工具和造船工艺进一步改进完善，人们已经开始开发获取海中岛屿的渔盐之利。在这一时期，木帆船开始普及，渔人的活动范围也从江、河、湖泊逐步扩展到远洋地区。《管仲·禁藏篇》中曾说渔人可以在深达万仞的逆流之中捕鱼、过夜，从这里也可以说明此时已经具备远洋渔猎和简单开发海岛渔业资源的能力。

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海也。--《管子·禁藏篇》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齐国。三面环海的齐国绝对是“靠海吃海”的典范，其海洋经济远远领先于其他诸侯国，也正是凭借这一层优势，最终登上春秋霸主之位。自姜太公吕尚建国开始，齐国就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凭借临海的地理优势，齐国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生产，其猎捕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沿海，而是深入到海内岛屿周边。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

公元前221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建立，从这时起，海岛开发初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行为。汉武帝时期，与匈奴战争不断，为充实国家财政，西汉政府施行盐铁专卖的垄断经营制度。而许多海岛因为光照充足成为重要产盐区，政府便在此专门安排人员负责晒盐。从这时开始，对海岛的开发已经不仅仅是渔业资源，而是渔业捕捞与海盐晾晒并驾齐驱的局面。

自隋朝开始，海岛开发逐步上升到制度化层面。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其中隶属于“六部”之一的工部负责全国的山泽、屯田、水利、交通以及各项工程建设，此时的海岛开发建设自然而然也纳入其职责范围。唐承隋制，在三省六部制的管理基础上首次运用户籍制度将海岛纳入地方管辖范围。比如曾通过实行“徙闽民于合州” 的方式，将沿海地区的百姓迁往海岛定居，以此来加强对海岛的开发。

古代海岛开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及以前，对海岛的开发往往都处于比较基础的层面，对海岛的认识无非就是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从宋代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海洋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加之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的进步，促使海岛开发体系开始由单一的“渔盐之利”向“农林牧渔商”全面发展。

那么，古代海岛的“农林牧渔商”开发体系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呢？又要克服什么困难呢？

我国沿海区域岛屿普遍面积较小，大部分资源匮乏、缺乏淡水，本身不具备开发的条件和基础。所以，古人在进行海岛开发时，往往会先对海岛进行初步考察后再决定是否开发。比如，当行船至岛屿附近时，官府、渔民会登岛查看是否有淡水等必需的自然资源、土地是否平坦开阔等等。如果条件合适，那么这个岛屿就有可能会逐步发展起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海岛具体是如何开发的。人口是海岛开发的第一要素，也是先决条件。从唐代开始的人口向海岛迁移大致解决了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所以海岛的后续开发才得以进行下去。

首先是海岛农业和畜牧业开发

民以食为天，想要在海岛上定居生存，食物和淡水是最基础的要求。由于部分岛屿离陆地较远，频繁地由陆地向岛屿转运粮食是不现实的，成本太高并且难以为继。因此，因地制宜地发展海岛农业是海岛开发的最基础要求。

土瘠民贫，自本分农业外，惟赖渔樵。--《崇明县志》

万历中年，同人有贾于吕宋者，密截其蔓置小盎中，归而种之，即敷荣蕃植。--《番薯序》

由于常年受海水侵蚀，海岛上的土壤往往呈沙性，比较贫瘠，酸性较强，不适宜小麦、水稻等作物的大面积耕种。所以，海岛农业往往以抗旱、易成活的农作物为主，比如番薯。自从明代万历年间引入中原地区后，番薯便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在海岛农业生态中扎下了根。

《闽小纪·番薯》中有这样描述的：“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瘩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早、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海岛开发体系中的农业开发主要是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抗旱作物种植。

番薯等粮食作物的产量上来以后，除了可供定居海岛的渔民食用之外，多余的可以做成饲料喂养家禽家畜。一来丰富了岛上居民的饮食结构，二来饲养的牛羊鸡鸭等家禽家畜也可以进行商业买卖或者物资交换，增加收入。比如在明清时期福建附近岛屿，世代饲养母麻鸭，其外壳呈青色或灰白色，口感优良，广受好评。

其次是海岛林业开发

粮食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便要解决住的地方。位于茫茫碧波中的海岛，白天光照强烈，夜间则寒冷刺骨，并且部分岛屿尚有蛇虫猛兽出没。因此，想要在海岛长期定居，必须要解决住宿问题。

海岛上的房屋建造材料大多就地取材，一方面砍伐树木建造房屋，另一方面可以开垦耕地，一举两得。但是，海岛的自然生态系统往往比较脆弱，如果不加以保护，很容易将其破坏。

以金门岛为例，在宋元时期，由于定居人口较少，金门岛的森林覆盖率很高。但自明朝开始，海岛人口大量增加，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严重破坏了海岛的植被，随之而来的是”海风众骤，飞沙滚尘”，导致水土流失、进一步加重旱涝灾害。所幸，古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通过适度的植树造林予以弥补。

接下来是海岛渔业捕捞与养殖。

我国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优良港口遍布，渔业自古以来便是沿海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随着近海地区鱼类资源的减少，许多渔民的目光都投向了远海。当渔民驾船到离陆地较远的海域捕鱼时，如果偶遇暴风雨等恶劣天气，往往会就近停泊在附近的岛屿进行躲避。此时的海岛，俨然成为了抵御灾害的避风港。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调整休息，又可以修补破损的渔船、渔网，久而久之，许多渔民便定居在海岛之上。再加上海岛附近珊瑚礁较多，丰富的饵料吸引了大量的鱼类来此觅食，渔民在海岛附近进行渔猎的收益要比在近海地区高得多，所以又吸引更多的人来此定居捕鱼。

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之下，海岛渔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业人数的规模与日俱增。比如我国自古以来著名的渔场——舟山群岛，“渔箔横列，以海为田，捕鱼为生，从业者几占全部”。

亦复有细民，并海施竹牢。采缀中其间，冲激肆风涛。咸卤与日滋，藩息依江皋。--《食蚝诗》

除了出海捕鱼，在非鱼汛期，定居海岛的渔民还积极发展水产养殖业。由于岛屿四面环海，可供养殖的滩涂、水域面积更大，因而所养殖的海产品种类更加丰富。从宋代开始，牡蛎养殖业就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渔民以石、竹为原材料，将其放入海水中进行养殖。除了牡蛎，鲜贝、蚌类、紫菜等藻类也大都通过海水养殖获得。

最后是海岛商业贸易的开发。

在前面所说的淡水资源、渔业资源、农业资源满足条件的前提之下，在海岛的定居人口持续增加，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而商品贸易也由此得以开展。许多岛屿上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集市，售卖粮食、木材、鱼类、家禽家畜的商贩络绎不绝，商业买卖的繁荣又促进了制盐业、制糖业、屠宰业、造船业等手工业的发展，海岛自身的商业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此外，许多做远洋贸易的商人也会选择航线上的海岛作为中转地，部分大型岛屿得以发展成为商人和货物的集散地。在与海岛居民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各取所需，互利互惠。

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海贾，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门中。--《明经世文编》

对古代海岛开发的思考

一、海岛的开发促进了经济贸易的繁荣，为古人探索远洋提供了铺垫

得益于开明的经济政策，自宋代立国伊始，商品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商业贸易逐步繁荣。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极大促进了远洋贸易的进行，许多海岛成为我国与各国间贸易往来的中转站，获得了全面的开发。同时，限于古代生产力水平，远洋航行风险较大，开发后的海岛恰好可以作为航行的补给站与休整地，成为古人探索远洋的坚实后盾。

二、伴随着海岛开发，也带来了海盗倭寇猖獗、海上走私等不可避免的问题

从元代以来，倭寇为患已经屡见不鲜。明朝立国之初，少数反明的残余势力流窜至沿海岛屿，化身为海盗与朝廷相对抗。同时，他们又与倭寇相勾结，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沿海居民苦不堪言。朝廷虽然数次派兵围剿，但收获不大。原因是海内岛屿众多，海岛上的海盗和倭寇一看官兵前来便立即驾船逃散，待官兵走后又重新在海岛盘踞发展，朝廷一直无法觅得其确切踪迹。

舟山有五谷之饶，鱼盐之利，可食数万人，不待取洽于外。--《舟山志》

那海禁政策为何困不死海盗与倭寇？还是以舟山群岛为例。由于海岛大多数已经得到较好的开发，岛上淡水、耕地、粮食充足，屋舍齐备，这些资源完全可以养活数量庞大的海盗。所以，海岛的全方位开发实际上为他们的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导致海盗倭寇难以彻底铲除。

此外，明初施行“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禁止一切形式的民间私人贸易，企图断绝海盗与倭寇之患。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生活日益艰难的沿海渔民与商人开始铤而走险，私造商船，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此时的海岛，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海上走私的商品中转站与贸易基地。

三、古代海岛开发对当代的指导借鉴意义

我国陆地面积高达960万平方公里，领海广阔，海岸线曲折、漫长，岛屿众多。海岛既是宝贵的政治资源，又是不可再生的经济资源。凭借着较为丰富的渔盐之利，海岛为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农林牧渔商”的开发模式也为当下开发建设海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从经验来看，在当下的海岛开发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开发农业、林业资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探索海岛旅游新模式，形成积极、健康、和谐的良性循环。

结语

我国古代的海岛开发史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最初的“渔盐之利”发展到“农林牧渔商”多层次开发，海岛在我国古代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辨证来看，海岛为古人的远洋贸易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对海岛的开发也带来了诸如环境破坏、走私、海盗等负面问题。对于当下来说，保持海岛的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与海岛的和谐共生，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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