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以物观物”的认识论，具有科学的意义。但是在具体的认识问题上，邵雍又陷入了“以数观物”的唯心主义信仰，这给他的道学思想涂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邵雍对世界观的表述离不开“四”这个数，对方法论的表述离不开“三”这个数。有时候为了合情合理地凑成这个数，邵雍也是煞费苦心。
《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里面本来是不涉及“三”这个数字的，邵雍说：“体者八变，用者六变”，他反对“四象生八卦”这种传统的解读，认为对反的两卦其实是一卦，震艮、巽兑，再加上乾坤坎离是六卦。邵雍说，八卦实际上是由六卦变成的。
邵雍这种解读，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先天学”和“后天学”。他认为伏羲画的八卦是先天学，是客观的。文王画的八卦是后天学，是主观的。客观知识讲“是不是”的问题，主观知识讲“怎么办”的问题。后天学夹杂着人为的主观价值判断。邵雍在解释《周易》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了“用之三”，体现了人这个主体的发挥。
邵雍说：太极是“一”，是不动的，这个“一”可以生“二”，二就是神，“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正是基于“数生象”的思想，邵雍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可以同“数”来表示的。当然这跟西方哲学中的“万物皆数”是不一样的，西哲中探讨的是数量的比例关系，准确的来介绍应该是“万物都可以用公式来表述”。
邵雍的“数”是传统的“数术”，是阴阳五行这个体系的衍生品。有定数，有变数，事物的变化是由定数决定的，万变不离其宗是由定数决定的。因此学术家都孜孜不倦的探寻哪些数是定数，哪些数是变数，以及变数是如何演变的。这是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辨。数往下是象，象有两层意思，在天上的为象，在地下的为形，象形都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到了形而下的具体存在。形而下是被形而上所规定的。
可感可知的象形是“客观存在的物”，物是不能直接为人所用的，因此需要人发挥主体的作用“变物为器”。但是从通篇来考察，“器”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存在，不单单是工具、材料，还包括了治理方法（术）、治理原则（法）。由于“器”是被“象”所决定的，“象”是被“数”所决定的，因此邵雍在介绍《周易》的时候，着重强调蓍法、蓍数、卦数、策数。
在“变化”的过程中，朱熹提到一个“二之半”的问题。大概意思是邵雍把事物发展为1、2、3、4个过程。到了2.5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大约二之半是物极必衰中的那个“极”，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是遵循这个规律的，国运同样也是遵循这个规律。在二之半之前，是奋发图强，在二只半之后是日落西山。数术最大的弊端在于“主观关联法”，即两件事物客观上没有必然关系，或者没有密切的联系，靠主观推论的方法把两件不太相干的事物关联起来，并用数术表示。今人学习，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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