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受限于训练因素,中国军队单兵作战素质远不如日本军队,日军入伍的新兵每年都要经受6期训练:第1、2期6个月,主要训练射击在内的基础动作以及小队、中队战术配合,第3—5期5个月,主要是训练大队、联队、旅团战术配合。第6期为1个月,参加年度秋季师团对抗演习。
在硬件方面,中国军队也不远不如日军,日军一个大队额定兵力1100人,相当于国军一个营或一个团,拥有4挺轻机枪、8挺重机枪、2门70毫米步兵炮和25具50毫米掷弹筒。国军最精锐的3个德械师,一个营也只配有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到了1939年之后,国军精锐部队经过淞沪、南京、武汉等会战,损失惨重,许多部队师属火力已经拉不出一门山炮,9战区杨森20军,1940年军直属炮兵营只有可怜的10门迫击炮。
难怪冈村宁次在制定作战计划安排兵力时,都是以一个大队来换算国军一个师。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之所以那么狂,就是觉得鬼子45个大队战斗力比九战区27个师强一半。
凡是都有例外,在中国战场横行无忌的日本兵于1940年吃了一次大苦头。
1940年2月25日,盘踞华中的日军第11军制定了汉江作战计划:调派第3、第46、第40、第33、第34、第13、第39师团,第14旅团、第18旅团、临时混成第101旅团及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主力和13军第15、第22师团7个大队,在5月上旬开始攻势,在6月将汉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全歼于水两岸地区。
日军乐观地认为,中国第五战区有50个师,日军这次出动48个大队9万人,配属132门75mm山炮或野炮,60门100毫米及150毫米榴弹炮或加农炮,80辆战车和轻型坦克,火力远超国军,打赢不是问题。
战斗一开始,日军的确攻势猛烈,5月12日,日军以13、39两个师团猛击第33集团军的5个师,5月15日,集团军司令部被日军袭击,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5月19日晨,日军以三师团并列,压迫我军背唐河决战,重创第75军,5月21日,第3师团攻克邓县,第13师团进至老河口,第39师团直扑襄阳,战局对第五战区越来越不利。
然而,鬼子却在5月21日吃了一次大亏。
为了保卫襄阳,李宗仁急调驻防樊城的川军41军奔赴襄阳死守。这样一来,樊城空虚,而李宗仁手头上15个军都已经分配完毕,已无一兵一卒去守樊城,不得已,李宗仁只能打起了湖北省保安部队的主意,调原本负责防守襄阳的湖北省第四保安团换防樊城,第4保安团团长为李朗星上校。
李朗星(1902-1960),又名文斗,宇峰靖,号天行,襄阳县唐家庄人,父李子壮,清未武秀才出身,家境富裕。李朗星喜史书,好拳术,16岁入县立高等小学,18岁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1923年考入北京民国大学。
当时,中国境内军阀混战,李朗星见念书出来也没啥前途,于是没念完大学就南下长沙,到鄂军夏斗寅部当见习参谋兼司书。夏部被叶挺等部打垮后解体,李朗星逃回老家襄阳,投靠西北军方振武部,担任军政干部学校军事教官。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方振武密谋反蒋失败,部队被缴械,李朗星又转投山东韩复渠,任县联防总指挥,自感不被重用,1932年又回逃回襄阳。
当时襄阳一带土匪蜂起,李朗星利用家庭势力组建了一支自卫大队,自任队长,后被收编为湖北八区行政公署保安大队,任大队长。又通过关系进入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参加陈诚组织的“干城社”。受训结束后,被提升为湖北省保安第四团团长,驻守襄阳。
这保安四团其实是土匪和自卫武装、国军散兵的混合体,一营是襄阳民团柳明都部,二营是李朗星自己的人马,三营是剿灭土匪吴兴启、王心典等部后收编的残部,部队只有10挺轻重机枪,3门迫击炮,无论是人员素质还是火力,都远不如日军一个大队,对付鬼子一个联队更是天方夜谭。
可神奇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堪称抗战史上的奇观。
李朗星带队赶往樊城后,李宗仁又认为保安团坚守孤城是送死,于是另外下了命令,让保四团改往距离樊城20公里的白河岸边阻挡日军过河,期望能对日军造成一定杀伤后再撤离,延缓日军南下脚步。
5月20日下午,日军第39师团步兵第233联队抵达白河北岸。这233联队来头可不简单,虽然到1939年9月13日才在日本山口县成立,但骨干都是是第五师团的退伍老兵。
大佐联队长神崎哲次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步兵科,奋斗了20多年,从少尉升到大佐,几乎是没上过陆大的日本军官天花板了。此人能升到大佐也绝非侥幸,1939年,第五战区发动冬季攻势,此人一个联队力战刘汝明68军和李仙洲92军共4个师进攻,不落下风。此次会战如果能拿下夺取襄阳、樊城的头功,那么晋升少将指日可待。
白河是唐白河的组成部分,日军要攻樊城,势必经白河,李朗星决定将部队拉到白河南岸的洪山头,居高临下的实施阻击。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为了顺利渡过白河,神崎哲次郎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工兵第39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大尉中队长山田藤之助、中尉小队长坂本常雄、少尉小队长浜崎守侦查对岸敌情、寻找登陆点,结果这三人坏了事。
由于对面有零星射击,山田藤之助和坂本常雄就地扒下侦察,只有浜崎守站着侦察。等侦察完后,三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结果,山田藤之助和坂本常雄认为对面是沙滩,可以登陆,但浜崎守判断,这两人发现的所谓沙滩其实是河流中间的江心岛。三人争论不定,索性提交联队长决策。
神崎哲次郎听完报告后,又对比15日航空队拍的航拍照,判断发现的地方就是沙滩,适合登陆!下令233联队于21日午夜登陆。
盲目相信飞机航拍的神崎哲次郎不知道,连日暴雨,竟然硬是在白河中间冲出了一个岛屿!
21日拂晓,日军开始渡河,保4团的哨兵很快发现渡河日军足足有数千!李朗星吓坏了,自己才是一个地方保安团,碰敌人一个联队不是送死吗,马上下令撤退,传令兵还没离开,李朗星在望远镜中突然看到:日军并没有朝岸上登陆,而是跑到河中央的江心岛!
李朗星立即打消了撤退的念头,叫传令兵改传命令:集中部队所有的10挺轻重机枪和3门迫击炮,向聚集在江心岛的日军扫射!
日军那边,神崎哲次郎登上沙洲就发现了,哪里是什么沙滩,分明是江心岛,急忙命后续部队停止渡河,可为时已晚,对岸的保安团已经开火,江心岛上的日军犹如移动的靶子,一个个被打死,顿时大乱。
为了稳定部队,神崎哲次郎直接跑到高处大喊:我是联队长神崎,我命令你们现在马上乘船返回。”
倒霉的是,由于表现太明显,神崎被保安团一名神枪手盯上了,一枪过后,神崎脑部中弹,直接死了。
联队长死后,部队彻底失去了控制,中队长和小队长各自带队跳水逃生,由于天黑,加上很多日军不习水性,又被淹死了一批。
经历此败后,惊魂未定的日军一直到21日下午才重新组织攻击,登陆沙滩后,保4团早已不见踪影。原来,当天中午,李宗仁认为保4团无法阻挡日军,命令该部立即撤往襄阳。李朗星接此命令后马上转移。
日军可谓是损失惨重,据日本防卫厅在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载:联队在毫无掩蔽体的河中沙洲上不断出现伤亡,瞬间就牺牲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以下三百数十人,配属给233联队的步兵第231联队第1大队阵亡约50余人,工兵第39联队第1大队的阵亡20人。
这一累计,日军阵亡400人以上。
为了掩饰此次失败,日军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居然谎称对岸之敌是汤恩伯第31集团军主力,233联队力战整天,组织两次进攻才顺利登岸,击退数万国军,脸皮真够厚的。
湖北省保安第4团后来扩编为第5战区第9挺进纵队,抗战胜利后缩编为湖北省保安第4大队,于1947年裁撤,李朗星在抗战胜利后担任哈密专员,襄阳督察专员,国军暂编第八军军长。
1949年11月,李朗星率部撤到四川,假称率部打回老家去,到重庆领取全军军饷10万银元券,之后携款携眷逃往台湾。
1960年1月的一天,李朗星在台北家中突发中风,全身瘫痪,此时,他的一儿一女都在美国定居,无法回台湾照顾,自己的妻子也于前几年病逝,身边无亲人照顾的李朗星产生了悲观厌世的念头,4月7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杀身亡。
本文作者:天权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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