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名利场》上读到一个可怕的故事。那是一宗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冬天的谋杀案，死者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黑人女孩。有人在坟场边的草地上发现她的尸体，当时她的容貌已被损毁，头骨凹陷，衣衫不整。她在死前曾遭到虐待，致命的东西极有可能是那根刺穿她下体的山核桃树树枝。几天后，又有一个黑人女孩惨死在附近，死法和那个女孩的一模一样。
凶案的地点是密西西比的小城罗斯代尔。嫌疑犯鲁尼因为有身为市长和副警长的两个哥哥的庇护，所以一直逍遥法外。但后来他还是因为性侵一个小女孩而入狱（证据实在确凿无误）。二十四年后，当鲁尼还在服刑时，一个叫安东尼的警察找到了当时到小城出差的《名利场》记者，将那两宗“谜案”的失败的调查过程告诉他，并说如果记者愿意报道这件事，他将全力协助，而这无疑也会为他的生活带来更多麻烦。
“这里是肮脏的南方，兄弟。真正的肮脏。”安东尼说。
夏天我们窝在床上追惊悚美剧《利器》，剧中的风口镇也发生了两起残酷的凶杀案。死者都是少女，生前除了被殴打，牙齿还被残忍地拔光。风口镇是个虚构的地方，“位于密苏里州”，原著作者吉莉安·弗琳是密苏里人，她是在将自己所熟悉的密苏里的人情和风貌移植到了风口镇上。不夸张地说，密苏里离密西西比足够近了，这两个地方过去都以蓄黑奴和保守著称，当女主角卡蜜儿被报社编辑指派回到充满痛苦回忆的家乡风口镇调查那两宗谋杀案时，她的内心是极不情愿的。
卡蜜儿回到风口镇后的那段时光充斥着梦魇、幻觉和黑暗的压抑。镇上总是流传着各种流言蜚语，尤其是在发生了那两宗谋杀案之后。小镇的风光不像真正的南部风光，没有刻板印象中的广袤的棉田或河流（有时这些场景在电影或电视剧中是必要的），但还是准确地营造出一种身处南方的感觉。在第五集里，风口镇欢庆一年一度的卡尔霍恩日（一个也是虚构的节日），以此纪念小镇的创始人齐克·卡尔霍恩。据称这个人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是个英雄人物。节日当天，风口镇举办了典型的南方派对——烧烤和饮啤酒，巨大的南方邦联旗在热风中缓缓飘扬。
因为所听过的那些忧伤的蓝调和南方人福克纳，美国南边总是给我一种生命的张力和生活的绝望、压抑并存的感觉。不久前我在库布里克书店看到福克纳的散文精选集，书的封面是密西西比河的风景，岸边是葱郁的树丛，连河水也是绿的。在散文《密西西比》（长达三十六页！）中，福克纳大量描写了密西西比的历史和一九二七年的密西西比河大洪水，还穿插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家世。当看到他写密西西比的沼泽、臭水沟、蚊群、昏昏欲睡的萤火虫、专业的捕鱼个体户及潜伏的鳄鱼和水蛇时，我大吃一惊，发现原来那些都是从前日日夜夜我在乌拉港所看见的。还有那些老鹰和白色的水鸟（乌拉港的是鹈鹕），它们飞腾而起的姿势和气质也一模一样。
只是乌拉港并不在南边，她是一座中部的小镇，恰好和福克纳的密西西比一样，有沼泽和萤火虫。我们的南方似乎一点都不忧伤，有时还生机勃勃，那儿的人具有“南方意识”，至少我的那几个大学同学是这样的。他们是会叫嚣（并非贬义）和宣扬南方情结的一群人，在不算很大的国度里，却能生出我在中国见到的那种老乡与老乡之间的亲近感、团结和优越心理。
我的“南方意识”却是在我离开祖国后萌生的，而且好像越来越坚固。确切地说，我是在中国生活之后才有了更为清晰和真切的南北之分。我在中国北方生活，常常我会说那是北国，而我是从南方以南的南洋来的，这时朋友会笑说我才是真正的南方人。每年我会跟着夏木南下广州（此刻我正在广州一个叫杨箕的地方）过一段短暂、惬意的小日子，夏木的报社总部在广州，他到这里顶替休年假的编辑。偶尔我会上楼看他们排版，然后在深夜时分去大排档或茶餐厅吃夜宵。那个时候大家看起来疲惫而放松，因为报纸已经在印刷当中，一周的工作又暂告段落了。
在这座南方城市漫步和兴奋地浏览饭馆里的菜单，这种感觉是很微妙的。当看着那些熟悉的九重葛、鬼祟的老鼠、魂牵梦萦的芋头时，我失去了想到南边的乌拉港和更远的南方密西西比时的忧伤感觉，恍惚间坠入到一种错乱的空间感。我究竟在哪里？ | 林雪虹
文章原刊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四日的《星洲日报》。
图片为密西西比河，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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