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昆体的流行，是宋朝科举发达和商业发达双重现实下的必然

北宋的诗坛上，流行着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三种诗歌风格，而西昆体则是宋朝真正意义上自己发展出来的诗歌风格。西昆体是宋初馆阁之间唱和的产物，由杨亿为首的馆阁士大夫在工作之余的唱和诗作被收录到了一个集子《西昆酬唱集》中，西昆体诗歌自此慢慢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开来，其后又逐渐传到了民间的文人群体中，与白体和晚唐体一起形成了宋朝初年诗坛“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昆体与白体诗和晚唐体诗歌有着显著的差别，它不仅是宋朝继承唐朝文学的产物，更是宋朝自身发展过程中客观需要的产物。以王禹偁等人为首的白体诗人，所向往与继承的是唐代文化的遗风，它并非是宋朝独有的诗歌现象，晚唐乃至五代时期的诸多文人都以白体为载体表达了对盛唐的怀念与追思。而所谓的晚唐体与白体的流行过程也是大致相似的，它同样是宋朝人对于唐朝文化遗产的继承，并非是北宋文人独创的诗歌风格。

西昆体虽然是以李商隐以及唐彦谦等人为宗主的，但是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首的昆体诗人并非完全继承李商隐，西昆体在形式与内容上与李商隐的七律诗歌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昆体对于江西诗派乃至宋诗整体风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白体与晚唐体所不能比拟的。无论是它开启的北宋七律“以才学为诗”的风气还是对北宋文坛整体审美和士大夫意趣的指引，都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西昆体历来为不少人所诟病，但它是北宋初年科举制度发达与商品经济发达双重现实下的必然，它的流行所反映的不是宋朝的悲哀，而是宋朝文化繁荣的真实写照。

北宋初年西昆体的流行与特点

《西昆酬唱集》中共收录了诗歌250首，其中除了占据大部分篇幅的七言律诗之外，五言排律有51首，五言律诗有25首，七言绝句有29首，这些诗歌无一例外都是近体诗。西昆体在诗体上呈现单调的近体诗风格是唐末五代以来的风气使然，即便是在白体诗歌与晚唐体诗歌中，也几乎不见古体诗的踪影。更为重要的是，西昆体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李商隐本人存世的诗歌共有594首，其中近体诗就有550首，而七言律诗更是占了122首之多。

西昆体诗歌的题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咏史、咏物、爱情以及时事，但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前三者。表面上看来，西昆体在题材方面与李商隐的诗歌有着高度相似，李商隐诗歌的题材也是以咏史、咏物以及爱情和时事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昆体的诗人们显然更加关注现实，他们所选取的吟史对象虽然与李商隐大同小异，但在表达的意义上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

以《明皇》、《汉武》、《始皇》以及《成都》、《南朝》等西昆诗歌为例，李商隐更加注重的是关注自身的命运，颇有屈原的“骚体”的意味，而西昆体诗人则注重“劝百讽一”，力图在铺陈的叙述中达到劝诫的目的。而西昆体的咏物诗也不如李商隐的诸多无题诗，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类的话语，或是以实物为题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西昆体在咏物诗上表现出更多的是写实与铺陈，具有独特的馆阁风格。

李商隐是用典的高手，但是他从来不拘泥于典故的细节，无论是“蓬山”、“青鸟”或是其他的一些典故，李商隐都不大爱抠字眼。但是到了西昆体这里就有了明显的不同，它开启了北宋中期以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主张的“无一字无来处”的先河，所有的典故都要仔细考究其来处，并且还要讲究新奇与诗歌意思契合。西昆体在手法上也吸收了白体与李商隐诗歌的特点，一方面它极善于铺排，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散淡的白体，呈现出了对仗精美的“密丽”特点。

北宋初年，西昆体的特点呈现出不同于白体“直白如话”的散文式的特点，在格调上也打破了晚唐体的枯寂冲淡，在继承了李商隐的诗歌特点的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具有着华丽辞藻与精美对仗的诗歌风格在北宋初年的诗坛上很快压倒了白体诗，并且在北宋初年流行了四十余年。西昆体的流行不是历史的偶然，北宋士大夫们一扫白体诗的直白如话以及鄙俗，有着深刻的客观现实背景，西昆体的流行是这一种现实下的必然。

“寒门士大夫“的涌现与商业以及科技的发达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不是别的朝代，这句话描述的正是宋朝高度发达的科举制所产生的独特现象。宋太祖赵匡胤在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之后，北宋初年的政坛为之一变，大量的“寒门士大夫”阶层开始涌现了出来。北宋的科举制度与唐朝的科举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经过唐末五代的大洗牌之后，魏晋时期遗留下的门阀观念与唐朝仍然存在的门阀世家早已荡然无存，北宋的科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寒门的崛起。

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宋朝以士大夫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使得宋朝的文化需求开始从朝堂流向底层。“及第即授官”是北宋初年开启的宋朝科举制度“不问出身”的先河，在这种刺激之下的北宋底层读书人乃至老百姓，开始真正地走上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宋史》记录了宋太祖时期取士的盛况：“连辟礼闱，收采时俊，每临轩试士，中第者不下数百人”，而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了宋朝灭亡。《儒林公议》记载，在整个宋朝320年的国祚中，登科的进士大概有6万人，其中正奏名的约为43000人，合计每年平均188人左右，是唐朝时期的2.4倍。

“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常，谓固得之也。”，科举制度严重地影响了宋朝的官职制度，据《宋史》记载，在宋朝的71名宰相中，进士出身的占到了64名，其中还包括了赵普在内的开国功臣等三人，实际上未及第者只区区3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寒门士子的典范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都是当时群臣的典范，也是天下读书人的典范，宋朝也由此出现了应举的高潮。

宋朝民间文化繁荣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私人藏书家的盛行，宋朝的私人藏书事业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以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为例，里面的9000多首诗歌全部是由陆游家族的私人藏书院收录以及刻印的，这表明了宋朝的私人藏书风气之盛。北宋初年的藏书事业虽然不如中后期以及南宋时期发达，但是也大大地超过了唐朝及之前的诸多朝代，这与宋朝的经济发达与科技发达是分不开的。

北宋初年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实行的就是“重农不抑商”的方针，《宋史·本纪》便记载了后世史学家对赵匡胤的高度赞扬：“务农兴学，慎摇薄敛，与世休息，迄于王平… … 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宋刑统·贼盗律》更是出台了保护商人权益的相关法律，除却严禁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之外，还严禁官员对商贾进行横征暴敛的行为。商人的地位以及权益得到了保护，使得北宋初年就实现了商业的高度繁荣，这种繁荣解放了一部分人的生产力，使得宋朝的科技也出现了高度的发展。

《宋史》记载了宋朝初期的四十余年中，全国的耕地面积由两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增加了近一倍，而单位面积的产量也较唐朝时期有了一倍以上的增长，个别灌溉业发达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四五倍的增长。宋朝农业的发展除了官方政策的扶植之外，与宋朝的灌溉业与农业科技发达是分不开的。除了农业和灌溉业之外，天文、航海、印刷、火器等诸多科技领域，宋朝都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印刷业的成熟与发展，加速了民间文化普及的步伐。

文化、商业与科技的多重因素下，西昆体流行是必然

西昆体的特点相当符合北宋初年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它“借古讽今”的政治意味还是那些繁琐而又细密的典故的运用，都不能离开宋朝这块肥沃的土壤。北宋初年确立的“文人政治” 的传统使得宋朝的政治氛围极度宽松，即便群臣们以诗歌或者其他形式来讽喻时事也不会惹来大麻烦。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繁荣打开了寒门士子上升的通道，这些自底层而来的寒门士子身上有着对民间的同情与渴望建功立业的朝气，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唱和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对于朝廷政事的看法。

而西昆体中绵密的用典乃至富丽堂皇的诗歌风格，与宋朝时期的文化繁荣是分不开的。科举制度的公平公正使得人们对于文化开始重视起来，“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在宋朝成为了民间的集体意识，而商业的发达与科技的繁荣在客观上给了文化繁荣以物质条件。尤其是印刷术的发达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民间出现了大量刻印书籍的小作坊，这无疑是大大降低了北宋底层人获取知识的成本，文化事业在底层也开始极度兴盛了起来。

西昆体虽然在格调上有着先天的缺陷，但它的流行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所代表的是宋朝人对于知识的渴望以及宋朝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缩影。西昆体这种雍容华贵而又富丽堂皇的诗歌风格奠定了宋诗的基本格调，虽然后期的江西诗派有意扭转这种格调，但宋朝与生俱来的富贵之气并未因此而完全消亡。西昆体是最能够代表北宋初年士大夫风骨的诗歌风格，它既不同于白体诗的时代使然，也不同于晚唐体的在野对象，它是北宋初年士大夫群体在客观条件下自发创新而成的全新流派，这种流派的流行是时代的必然。

结语

西昆体在北宋初年流行了四十余载，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现在的学者大都不重视这一诗歌流派。西昆体虽然不能够代表整个宋朝的风气与士大夫群体的精神样貌，但是它背后所映照的客观事实是不容忽视的。这一客观事实就是宋朝初年经济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间的寒门士子不断向上流动，而以往朝代处于上层的文化在科技和商业的促进下开始向下流动。是这种双向的流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时代就是风雅而又华丽的宋朝，它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心之所向，也是中国千年以来人们的心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