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散文：邻居王大伯的苦难人生

笑对人生方圆

王大伯生于1935年，如果活着，如今也是八十五周岁的老人了。

王大伯是我家的邻居，他家的老院子在我家的北面，相距有一百多米。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是个小老头。因为离得近，所以我经常去他家里玩。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记忆里他没有穿过新衣服，冬冬夏夏外面就是一样的穿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两只小小的眼睛有点浑浊，他的手，有小薄扇那么大，每一根指头都粗得好像弯不过来了，皮肤皱巴巴的，有点儿像树皮。

王大伯身子不高，大约就是一米五六左右。他的脸型是四方模样，一双浑浊不清的小眼睛经常笑眯眯的，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最让人难忘的是他满脸的胡须，没有一定的章程，看上去乱七八糟的，他的胡须特别硬，记得小时候，他经常用胡粗茬子扎我的脸。

王大伯的老婆也姓王，我那时候小，经常偷偷琢磨，他们是同姓，怎么结婚，长大了才觉得自己可笑，此王不是彼此王。他们一生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他的兄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弟弟为了安慰哥哥，把自己最小的儿子过继给了他，可命苦，到上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过早就夭折了。我经常去他家，主要是和王大伯的养子玩耍，不管我们怎样闹腾，两个老人总是不言传，太吵了就让我们去外面折腾。大伯的侄子比我小一岁，已经上三年级了，因为有病，脸面呈紫色。后来病情严重了，要去大医院看，我清楚地记得，他穿一件蓝色的超过膝盖的棉大衣，当时我还小，只记得大人们表情特别严肃，屋子里有很多人，但是说话的人没有几个。

当时我们村由于没有通班车，坐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大滩村去，所以有二辆自行车把人送走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玩伴的最后一次见面，住院没几天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就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走了，打击最大的就是王大伯二老。老人哭着说："自己福薄，命里合该无子，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接受弟弟的儿子。"至于王二婶不知哭得昏厥过去了几次？

时间是是最好的淡化剂，经过一年多，两位老人慢慢走出了痛失儿子的那种哀伤的氛围，生活也恢复到了原来的平淡无奇中。日子不紧不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悠悠前行。不管你怎样困苦，时间对谁都是一样的公平，长短相当。

王大伯自小就丧父，家境特别困难，没有读过一天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连当时的纸币都不认识。在我的记忆力，他一辈子都在生产队里喂大牲口（牛、骡马）。他就像我在小学里学的一篇课文《饲养员赵大叔》里的赵大叔，干活从不惜力，而且特别爱惜那些牲畜。他按照牲畜的毛色、体格，给它们起了名字，当他给这些牲畜刷毛、添草时就会喊着它们的名字，有时候还用自己的脸蹭它们的嘴巴，拍拍牲畜的脑袋或屁股，好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和它们说话。

七十年代末，生产队耕地、打碾粮食都靠大牲畜，在活最重时，队里还要抽调一位社员，帮助饲养牲畜，也就是临时的副饲养员。社里规定副的一周换一次，那次轮到我父亲了，我也跟着他去饲养院，恰好有两只死了的胎羔子（社里放羊的人懒得做，一般死了羊羔就会送到饲养院），父亲和王大伯把肉洗净煮在锅里后就去给牲口添草喂料。我敢打赌，饲养院里的土炕是全村最烫的，因为有足够的粪料烧着。一盏煤油灯发出昏暗的光，我坐在烫屁股的、只有毛毡没有床单的炕上，盼着肉早点熟了。馋啊！一年四季不知肉味。

王大伯在生活上是个拉拉呼呼的人，肉半生不熟的就开始吃了。父亲一再嘱咐我，吃了肉不能喝凉水。可我看见王大伯筷子还在手里就喝凉水了。他的肚子就是好，听父亲说，王大伯是个急性子，吃饭时如果饭烫嘴，他就会在饭里倒些凉水，然后狼吞虎咽几下就吃完了。也许是那个饥饿的年代，王大伯吃饭总比别人快。有一次，王大伯和几个人打赌，吃了一斤点心，要不是人们拉着在场院里溜达活动，那天就会胀死的。吃饱喝足了，他就开始挠痒痒，工具是自制的，就是芨芨草去头留尾扎成的简易刷子。由于经常铡草喂马，没有条件洗澡，身上痒，他拿着那股芨芨草，使劲地左右、上下刷，我看见他胸前和后背被划拉了一条条白印子，看他那样子舒服极了。这是他每天睡觉前的必修课，做完了就呼呼大睡。那一夜我听见马厩里骡马在互相踢腾，铃声、嘶鸣声加上王大伯的鼾声我没有睡好，半夜三更，父亲和王大伯又去给牲口添夜草。一个人如果与世无争，不计较生活，就会融入自然，王大伯就是这样的人。

王大伯一辈子只学会了饲养牲口，铡草喂马。包产责任制后，由于不会操作播种、保墒，他的庄稼总比别人的差。但这些没有使他发生变化，他还是乐呵呵，不管去谁家里，他总是像变戏法的，能从口袋里摸出糖块给孩子，如果这家养狗或者猫，他必须逗着玩，和小猫小狗亲嘴，嘴里念叨着：坏家伙。王大伯经常随身携带着一根鞭杆，走路时常常背着双手，手里紧握鞭杆。王大伯是个热心肠的人，村上不管谁家过红白事他都去帮忙，生炉子、拉水经常包在他身上。他既不怕脏也不怕吃苦，干完自己的活就蹲在地上拿出眼袋吧嗒吧嗒抽旱烟，从来不抽纸烟。

人老了就变得懵懂，他三女儿接他去城里楼上住，他不会用马桶，最后把大便拉在了卫生间的地上，打那以后，他死活不去城里姑娘家了。

二零一三年夏天，正当扁豆开花时节，满地的扁豆努开了白的和鹅黄色的小花，王大伯走了。其实王大伯就是一朵及其平凡的扁豆花，老天爷一连下了几天小雨，我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来的人很多，他的女儿、女婿、侄子侄孙们还请来了城里的文艺表演队，事情过得既热闹简约又体面。我跪在他老人家的灵前，点燃了纸钱，一缕青烟飘过眼前，那是我对王大伯的祝福：大伯，您一路走好，祝愿您在天堂里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