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后，正始年间的玄学名士几乎被一网打尽，洛阳的清谈之风戛然而止。但是王弼首创的“贵无论”思想，在何晏等人的推广之下，早已声名远扬。一批远离政治核心，隐居山林的名士，继承了正始年间形成的基调，并进一步地推动了玄学的发展。
竹林七贤，其实没有七个人，王戎明显是凑数的，在思想境界和文化造诣上远远不如其他几位。一般认为嵇康和阮籍是竹林名士的核心人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黑暗，天下读书人无论选择支持曹魏，还是支持司马晋，都是悖于道义的。在具有正统观念的人看来，司马家和曹氏都是篡位的。既然政治没有出路，索性就不要出路了。
在很多人看来，竹林七贤的浪荡行为是对“礼法名教”的破坏，其实不然，至少在嵇康看来，名教是非常重要的，之所以放浪形骸来对抗名教，是因为司马家的名教有名无实，是假名教，虚伪的名教。他们自己根本不遵循圣人之道，却口口声声的要求其他人要遵循圣人之道。
“名教本于自然”这个命题被当时反复讨论着，总之一句话，司马家搞的复兴儒学的那一套不是真正的名教，而真正的名教是法乎自然的。为了维护真名教，他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对抗。但是由于都是名门世族，又从小接受很好的教育，即便是主观上想颓废，也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
在当时看来，酗酒和读《离骚》就可以成为名士，这跟今天酗酒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历数劣迹，最放荡的，也仅仅是刘伶喝醉了之后，在家脱个精光。有客人来了讥笑刘伶，刘伶反讥道：我以天地为屋，以房子为衣裤，只是不理解你们为何钻进我的裤子里？刘伶嗜酒如命，他命仆人拿着铁锹跟随，并交代醉死在哪里就地埋。
竹林清谈以嵇康被杀作为结束标志，前后跨度十五年。由于没有何晏、夏侯玄等人的政治身份，这些名士的组织力量并不强，参与者主要是一些慕名而来的学者，总体来说规模小很多，也比较松散。再有区别的话，就是何晏那班人是嗑药的，这帮人是酗酒的。黑暗的世道，总得有一些麻痹人才能过得下去。
阮籍的思想主要表现为调和庄子和儒家的矛盾，在阮籍看来六经和庄子并不矛盾，只是六经侧重辨析事理，使人们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所以格外强调差异性。而庄子则是以宇宙天地为视角，主要探讨人生境界和精神。那么孔子和庄子之间的矛盾，便不再是世界观的矛盾，而是看问题视角的偏差。
山涛好老庄之学，为人谨小慎微，大不如嵇康等人超脱。他是主动出仕的，跟阮籍被迫就范不同。山涛拜见司马师后，得到赏识被重用，随机想要推荐嵇康出仕。嵇康不去也就罢了，酒气所致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绝交也就罢了，还“非汤武而薄周礼”。这种直指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引发司马师的不满，后来因为吕安案被冤杀。在临行之前，嵇康把儿子托付给了山涛。山涛不仅举荐了嵇绍，还提拔了很多玄学名士，为后来玄学东山再起奠定了人才基础。
阮咸跟刘伶一样，属于放浪派的，在嗜酒狂放上面不输刘伶，他还有很深厚的音乐造诣。嵇康善琴，阮咸善琵琶。向秀是这几个人之中思想造诣最高的，虽然生平事迹不多，但是他的《庄子注》在哲学史史上地位很高。在嵇康死后，向秀也入朝为官，从他跟司马昭的对话可以看出竹林玄学朝着“修正”的方向发展，开始放弃自由逍遥，而贬低世俗起来。
王戎在七贤之中，明显就是凑数的，他比阮籍要小24岁，原本就不是同一代的人。他既没有嵇康、向秀的才华，又不如阮咸、刘伶的洒脱。是个实打实的地主老财，而且特抠门。史书评说“吝啬寡情”，而且为官受贿名声很是不好。他只是家世渊源跟着阮籍去过竹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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