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村落】——引镇街道东庄村

谨以此文，献给大西安建设中，即将消失的长安村落文化！

地处引镇老正街东南，包括引镇如今几乎全部的单位、街市和门店。然而仅在30多年前，这片繁华地段大多还是一片贫瘠的庄稼地。2010年，8个村民小组，305户，1200人。耕地锐减到694亩。

“东庄”作为村名，仅有近50年时间。然而其历史，则可上溯汉唐以至更为悠远的年代。

东庄原属古“引驾回”村社的分支，西汉末年，草荒林深中已落人居。方圆至今仍流传王莽赶刘秀的遗址。至唐初，始命名为“引驾回”。明初又以“尹家卫”为地名。1958年人民公社时，正式简称“引镇”。

相传祖先从山西洪桐大槐树而来。“文化大革命”前，引镇仅有一条宽约丈许、长达2华里的南北老街，沿街字号与店铺平行相望，木楼飞檐与砖雕翘脊穿插招摇。其扫帚、食盐、山货、骡马生意曾远涉至山西、青海、甘肃、安康、汉中，其吞吐之广，吸纳之多，聚客之众，堪称旧时关中之最。清末，引镇又建起长安最早的基督教堂，其尖顶与本土的大庙、财神庙、瘟神庙遥相对望，极尽辉煌。每逢农历三、六、九月，万客云集，曾盛极一时。

民国某年，陕南土匪王明山率众突袭引镇，烧杀绑抢，曾致街道沉寂。新中国成立前后，引镇再度兴旺，形成张、赵、姬、刘四大官绅和财东。东庄的前身，也已形成了董家巷、饥家台台、巩家巷、陆家场、田家马房、刘家大院、王家门房、盐碱坑、涝池沿等20多个姓氏的近百户人家。其中董、巩、刘、门四大姓，已拥有砖雕的四合大院，陆姓人家几乎都拥有跑长途的胶轮马车。每到冬闲，村中类似业余戏校的“同乐社”便在大庙戏楼粉墨登场，大唱特唱传统秦腔本戏。然而大多村民生活依旧清苦贫寒，村民中全家拥一土炕，十户挤一杂院，兄弟争占碾棚，甚至蜗居暗房斗室终年不见天日者，比比皆是。

土改不久，村里组成多个小型初级农业合作社，1957年合并为高级社。全村牲口被牵到3处老地主大房下，合槽喂养。至此，开店、批发、作坊、驮运等很快消亡。

那时村民居住相当分散，多为青瓦土坯或草棚的单门独户，联通这些农户的交通只是几条车碾人踏出的沟坡士路。由于农舍穿插于引镇老街周边，因此虽显贫穷，却全无冷清，每逢集日，人拥车堵，摊点封门。为村民谋生创造了商机，于是低买高卖，凭眼力挣钱成了村民天然的技能。市场上的吸纳吞吐，又使得民风包容兼蓄，后来又有山西相公，河南铁匠，甚至游街叫卖老鼠药者，也落户当地。

村中原有一大涝池，为全村雨水汇积之池。涝池南岸是全村最为高大宽广的刘家深宅。刘家大院在社教中被收归公，成了东庄大队的办公场所。“文化大革命”之初又退还给了老主人的孙子私人所有。那座涝池早已填平，盖起仿古式的彩绘四合院，成为两委会的办公室，并兼做村老年活动室。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东庄的前身属于引镇公社第八管区。紧接着实行军事化和食堂化，又成为引镇八连，八队。1963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八队遂改为东庄生产大队，大队下辖8个生产队，东庄村便由此而得名。

此后，引镇集市贸易几次遭到政策性打击和取缔，东庄便成为全公社最穷最烂的村子，曾以“烂八队”闻名于长安东原。尽管如此，村民还是慷慨接纳了大批下乡知青和几批精简下放的国家职工、干部和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使吃粮困难更为加剧。

“文化大革命”中，村民不断有人遭到批斗，亦不断有人成为专门斗人的“运动红”。村党团支部坚持了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先后组建专业队、突击队，冬春接连苦干，坚持平地改土，居然全靠人力，将全村中千亩缓坡、深沟、土坑、壤洼，改造成了连片成方、渠端、树密、路直的平整田园。然而由于极“左”盛行，揪斗不断，市场关闭，“吃粮难”依然是村民最为熬煎的头等大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次运动中被没收的房产又物归原主。全村土地被重新丈量，按人平均分配，承包给各户。次年夏季便创造出奇迹，夺得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罕见大丰收。

1984年，地处临街优势的村民率先觉醒，村级组织也积极开发沿街门店，配合镇政府新拓了东街、南街两条商业长街。村组和村民争相以各种优惠大肆招商。三五年时间，贩运，开店、加工、摆摊、租房、置业、买车、包工、拉运、经营小吃百货、当地特产，甚至猪头冻肉，大多迅速致富，将引镇原来分散的牲口农具、蔬菜副食、百货建材、理发、电器等所有经营门店和大型市场，几乎全部吸引到了东庄村。兴盛成百上千年的引镇老街，由此逐渐冷清沉寂。

新兴的东庄沿街，几乎盖满了二层以上的单门独院。村道已全部进行硬化，自来水入户。夜晚路灯一片辉煌。在商业气息日渐兴隆的东庄，某些传统的精神，也在随着涝池、古槐、官井的消失而悄然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