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涉合同的诈骗犯罪存在着有所牵连但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为——诈骗行为与合同行为。诈骗行为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所实施的以签 订合同为手段、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行为；合同行为则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尽管合同一方因被欺诈而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共同实施的行为。易言之，诈骗行为是单方行为，合同行为是双方行为。刑法的聚焦点是诈骗行为，所评价的是该行为是否严重到触犯刑律需施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民法的着眼点则在于合同行为，所评价的是该行为是否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否应赋予该行为以私法上的效力。如果按照缔约手段与缔约结果的划分，刑法关注缔约的结果，但最终落脚点在于缔约的手段是否构成犯罪；民法关注缔约的手段，但最终落脚点则在于缔约的结果是否具有效力。
由于评价视角、评价对象的不同，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刑法和民法得出有所不同的结论是自然的。道德谴责论认为，刑法与民法最大的区别在于道德上的谴责。这种道德上的谴责与刑事有罪宣告相伴随，但并不伴随不利的民事裁判。刑事上的制裁给不法行为者烙上了道德上的污名，再多的赔偿也不能纠正。
缔约一方的诈骗行为侵害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缔约双方的合同行为也损害国家利益。合同行为是否侵害国家利益，评价的对象是合同本身（标的和内容等）。
也因此，诈骗行为构成犯罪与合同行为有效（或可撤销）并不存在逻辑矛盾，因为两者根本就不是针对同一对象而作出的。那么，针对不同对象而得出的不同评价，就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由此，当事人一方的诈骗行为，从民法视角观察，无非属于性质更加严重的欺诈。当欺诈行为的程度与结果超过了刑法容忍的限度，就陷入刑罚的调整范畴，但这并不影响民法视野下该行为仍然被认定为欺诈。认定欺诈类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更具理论与实践意义，详言之，一是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益，权利人既可以选择合同有效并且继续履 行合同，也可以选择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二是有利于追究行为人的违约责任，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则违约责任也就失去了逻辑前提。三是有利于体现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毕竟，签订合同时双方当事人是自愿的。
不过，实务中债权人选择行使撤销权的毕竟极少，绝大多数希望借款合同认定有效，毕竟，可撤销合同的法律后果与有效合同的违约后果，对债权人的保护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由此，对于涉嫌诈骗犯罪的民间借贷，进一步引申到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其他民事合同，其效力并不当然受犯罪与否的影响。存在犯罪行为，民事合同仍有可能有效；不存在犯罪行为，民事合同也有可能因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采用了“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的表述倒也恰如其分，符合上文法理理论及司法实践的需要，就其理论深度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尤其是在我国“涉犯罪的合同当然无效”的观点流行泛化的情况下，司法解释作出这样的规定确有必要，至少对于打破合同当然无效论有一定之功，促使人们从民法的视角看待合同的效力，以民法的思维判断合同的效力，而非简单粗暴地以刑法思维定向取代，以单方的犯罪行为代替双方的合同行为。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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