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转型升级正当时！ | 社会科学报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培育全球环境下新增长动力的重要空间载体，有条件成为未来中国乃至亚太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5月15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加强金融对大湾区建设的支持作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全球主要湾区均是以“金融+”的形式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近日，亚洲金融智库、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课题组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及其监管政策的新变化、新趋势，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9)》，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为其发展建言献策。

原文 ：《金融助推大湾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者 |亚洲金融智库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图片 |网络

区域金融融合发展助力经济转型

纵观全球主要湾区的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多元化发展是重要的引擎动力。世界级湾区经济的发展普遍经历了以装卸运输为主导的港口经济、以临港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经济和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创新经济四个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是金融由航运金融、商业保险等服务临港工业的单一业态，发展为包括风险投资、金融科技、金融商务、绿色金融在内的多元化业态。

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是“9+2”的11个城市，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与全球其他主要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二三四”（即一个国家、两个体制、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三套监管体系、多个监管主体”的特征，如何发挥这种差异化的优势，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三地金融业的融合发展，是当前值得探索的重要课题。区域金融融合发展的一个标志是区域内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三种金融体系并存，不应当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的障碍，而更应当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例如，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都需要充分借助粤港澳大湾区这种独特的三种货币体制并存的优势，这是其他的世界级湾区并不具备的。

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由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湾区内11个城市产业体系完备，分工各具特色，初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城市群。与之匹配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也已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的阶梯式金融城市群。金融业空间分布总体由香港单中心向港深穗多核心演化，即形成了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为核心区域，辐射周边城市协同发展的“中心—外围”结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传统金融业之外，绿色金融、金融科技、融资租赁、不良资产交易等特色金融业态也日趋丰富。

截至2019年6月底，大湾区内地九市上市公司市值占A股约19%，互联互通公司的市值覆盖其中超87%，境外投资者通过互联互通机制配置了超过2700亿元人民币的大湾区内地上市公司股票，大湾区的优质上市公司资产已经深度进入互联互通的共同市场。下一步，在金融市场方面应做好债券通“南向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建设、加快粤港澳三地基金等金融产品互认，从而更好地支持湾区金融融合与新经济发展。

“多核心”模式初显成效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金融实现平稳较快发展。2016—2018年“9+2”湾区城市金融业空间分布演化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集聚城市的分布继续呈现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为核心集聚城市，其他八市为外围城市的“中心—外围”结构。其中，香港总体金融业发展水平最高，进一步加强了专业化地位，深圳的证券交易规模占优，广州则在保险业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当前，粤金融科技行业整体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并覆盖所有细分领域，香港金融科技由区块链发展占据主导，而虚拟银行发展迅猛，澳门金融科技则注重支付领域的发展，并积极探索与珠海在金融科技领域上的合作。

分行业层面看，金融科技赋予传统金融机构新动能。银行业的移动业务和互联网应用发展成熟，保险业的互联网产品发展处于稳定态势，证券业着重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区块链的应用。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全要素生产率，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的协同发展提供新路径。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在加强“金融+科技”的基础上赋能传统制造业升级，充分发挥经济体量和金融资源集中的优势，实现区域协同创新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回归以创新为驱动的“科技+金融”发展路径。在粤港澳大湾区向“多核心”模式的演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金融在要素流转过程中的中枢功能，助力“兼顾多效应”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金融发展与结构优化是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需要着力于直接融资和创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大湾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多个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持续深入

金融市场在大湾区产业结构升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均强化了服务业升级优势，但新经济产业仍难获得信贷支持与债券融资支持，多采用股权融资方式。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交换，香港与内地之间金融及保险服务贸易G-L指数长期保持高位水平。商业银行的贸易金融已逐渐整合为“交易银行”模式，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在跨境电商领域形成有效补充，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在贸易融资领域逐渐应用落地，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优势明显，金融科技的应用实践走在前列。

股权市场融合方面，大湾区二级股权市场融资表现持续活跃。2018—2019年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共有63家企业先后首发募资，总金额超过800亿元，新经济的动能在持续提升。截至2019年6月底，大湾区内地九市上市公司市值占A股约19%，互联互通公司的市值覆盖其中超87%，大湾区的优质上市公司资产已经深度进入互联互通的共同市场。

港交所推出的生物科技类及同股不同权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的新规成效显著。截至2019年6月底，已经有50家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有14家生物科技类公司主板上市成功，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上市中心。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正逐步成为推动境内外二级股权融资市场融合的支柱。

从跨境债券发行情况来看，大湾区主体利用中资美元债融资越来越成熟。2019年上半年，中资美元债在港发行的规模超640亿美元，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内主体发行规模占比保持在40%左右。债券通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重要发行销售平台，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主体通过债券通发行的债券规模超6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债券通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正成为重要趋势。

2019年前六个月，大湾区主体绿色债券发行额度达291.34亿元，是2018年全年的150%。其中广州作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2016年以来广州主体共发行319.58亿元绿色债券，在大湾区绿色债券市场中逐渐展现出“火车头”的引导作用。绿色基金方面，大湾区内公募基金公司在管的53只ESG基金规模为204.31亿元，占全国的35.06%。考虑到当前三地在绿色项目的界定等方面还存在差异，稳固的沟通机制也有待建立，大湾区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之路仍存在一些障碍。

充分发挥三地监管体系差异化优势

在中国内地金融对外开放加速的背景下，港澳金融机构进入内地跨境展业的制度安排已部分突破CEPA框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以及借鉴欧盟“单一通行证”制度的实施经验，可将仅限于银行、保险机构的设立自由推广为合规的三地各类金融机构在粤港澳均享有服务自由，并选取跨境车险、跨境支付等跨境需求强烈的领域或小额贷款、商业保理、融资担保、融资租赁等不涉及中央事权的业务领域先行放开准入。

“资金流”是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的重要方面。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结算账户体系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跨境结算需求，除了继续深化和提升OSA、NRA账户的功能，可进一步建设适合大湾区的YGAFT账户及监管体系，打造基于三位一体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结算账户和风险监管体系。在操作上，可按以下层次逐步或同步开展：明确分账核算账户的分类管理，打造智能化数据统计和分析平台，基于原有系统逐步拓展FT账户的功能和适用范围，最后创建基于本外币一体化的金融风险监测体系。

“信息流”是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的另一重要方面。借鉴欧盟内部的征信合作经验，针对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联动查询的迫切需求，可通过市场化合作、征信管理部门合作、会员制、征信机构试点、征信产品互认等模式，探索开展跨境信用信息共享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至整个大湾区，努力打造大湾区信用经济；充分运用广东省的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基础，从贸易数据等领域率先突破，探索广东省与中国港澳数据共享；合作共建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助力营造大湾区良好营商环境；积极运用“区块链+征信”等金融科技融合技术，推动征信合作。

（课题主持人：巴曙松，课题协调组长：王志峰，执笔人：王珂、胡未名、白海峰、郑伟一、钟凯扬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8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